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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艳秋:三重生态学及其精神之维 ——鲁枢元与菲利克斯·加塔利生态智慧比较

更新时间:2021-01-19 22:07:42
作者: 胡艳秋  

  

   摘  要:法国当代哲学家菲利克斯·加塔利提出的“三重生态学”与中国文艺理论家鲁枢元提出的“生态学三分法”皆是“全息”式的生态智慧,二者分别以“横惯性”和“三分法”为方法论,将“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通观研究。加塔利从解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渠道推动主体性生产,建立“横贯主体性”,力求建构新的伦理美学范式,最终走向多元化、异质化的存在之域,以呈现“知是守存”的思想理路;鲁枢元则通过解构结构主义语言学实现对于日常语言的超越,以达成“文学言语”的创生,从而建立“生气灌注”的主体性,最终走向诗意之域和存在之家,呈现出“知白守黑”的思想理路。二者在精神生态、主体性生产、审美形式等方面相似的诉求,为二者的比较分析营造了开阔的对话场域,并使中西方生态智慧在此场域中互相沟通。

   关键词:鲁枢元;菲利克斯·加塔利;三重生态学;生态智慧 

  

   在生态问题日益全球化的语境下,东西方的生态智慧(ecosophy)呈现彼此呼应、相互生成的状态,这是将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1930—1992)和鲁枢元的生态思想并置分析的现实基础。前者是法国当代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游牧于精神分析、哲学、政治、美学、文学等多个领域,提出了“三重生态学”理念;后者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是“精神生态”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在文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生态学等学科交叉领域开辟批评空间,提出了“生态学三分法”[1]。

   加塔利与中国思想有过“数面之缘”:他对“一”与“多”的观照,对“块茎”之非二元逻辑的探讨,对生成论的思考都内在地、迂回地应和了中国思想。[2]鲁枢元也曾撷取法国思想者的智慧:杜夫海纳对“艺术言语”的研究、德日进对“精神圈”的论述、德里达的“延异”理论和“幽灵说”等都曾浸入鲁枢元的学术肌理中。加塔利和鲁枢元虽都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西(中法)思想的融贯,但二者从未直接相遇,亦无相互影响、前后承继的关系,而是几乎同时、独立提出了“三重生态学”。[3]加塔利和鲁枢元的生态思想在生成过程和具体内涵上有同有异,这赋予二者思想对话以张力,亦是本文的关怀之所在。


一、生态智慧的应和:三重生态学的生成及内涵

   加塔利“三重生态学”的生成首先与其精神分析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身份有关。作为精神分析学家,加塔利以拉博德精神分析诊所为基地,探索出适应精神病院机制性环境的精神分裂分析策略,并撰写了《精神分析学与横贯性》(Psychoanalysis and Transversality,1972)一书;作为社会活动家,他关注人类潜在的精神状态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加塔利早期的著作与社会活动为其撰写《三重生态学》(The Three Ecology,1989)埋下伏笔。此后,他在《混沌互渗》(Chaosmose,1992)一书,以及《主体性》(Subjectivities,1990)、《重建社会实践》(Remaking Social Practice,1992)等论文中进一步丰富了“三重生态学”理念。加塔利“三重生态学”的生成还与其对“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Integrated World Capitalism,后文简称IWC)[4]的反思有关,他指出“IWC不仅在破坏自然环境、侵蚀社会关系,同时也在以一种更为隐秘和无形的方式对人类的态度、情感和心灵进行渗透。”[5]他由此洞悉了人类危机的联动性,要规避危机则须关注“不断生成的主体性;持续变异的社会场;处于再造过程中的环境(自然环境)”[6],这三点横贯精神、社会、自然三个领域,生成了包含“精神生态学”(mental ecology)、“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和“自然生态学”(environmental ecology)[7]的“三重生态学”体系。

   “精神生态学”阐释“不断生成的主体性”,指向“精神生态智慧”。“精神生态智慧将引导我们重塑主体与身体、幻觉、时间流逝和生死奥秘的关系;也将导引我们寻找应对如下问题的方法,即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的标准化、随波逐流的时尚、操控舆论的广告和调查等。它的运作方式更像是一位艺术家的方式,而非被科学理念辖制的精神分析师们的方式。”[8]可见,精神生态学的核心诉求是:打破科学理念的钳制,遏制消费主义的泛滥,拒绝媒介技术对人类标准化的形塑,力求以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式唤起主体感知的丰富性和独特性,重塑人类的精神价值体系,推动主体性生产。

   “社会生态学”探查“持续变异的社会场”,指向“社会生态智慧”。“社会生态智慧在于发展特定的实践,这些实践会改变和重建我们在城市或工作中,以群居或家庭而存在的生活方式。”社会生态学致力于“‘群体存在’(group-being)模式的重建”和“社会各个层面人际关系的重建”。[9]从伦理角度看,社会生态学还关注汉斯·乔纳斯(Hans Jonas)所说的“责任的伦理学”[10],即不仅要对当下的人类负责,也要对人类的后代负责——这是人类内部的代际伦理;不仅要对占据优势地位的人负责,也要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负责——这是人类内部的社会伦理乃至政治伦理;不仅要对人类负责,也要对非人类生命负责——这是生态系统的种际伦理。从具体的社会生态实践来看,它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主体观念、技术媒介、心理等诸多问题,这体现了社会生态学的综合性与复杂性。

   “自然生态学”探讨“处于再造过程中的环境(自然环境)”,指向“自然生态智慧”。自然生态学的具体法则是:“旨在表明一切皆有可能——最严酷的自然灾害或最具适应性的自然演化。自然平衡与人类干预之间的关联性将与日俱增……建立宏大的生态纲领之契机即将到来。”[11] 此法则不仅指明自然生态内涵的多样性(包括自然灾害和自然演化),而且表明时下的自然生态是被多种因素(尤其是人为因素)塑造而成的,它已无法脱离人类干预而独自存在。因此,加塔利反思并破除现有自然生态学的局限,关注具有普遍生态观照的“总体性的生态智慧问题”[12],指出生态学不仅不能排斥主体性问题和社会问题,反而应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度追问。

   鲁枢元“生态学三分法”的孕育、确立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持久的探索过程:其理论起点是1980年代初对文艺心理学的探讨,其中《文艺作品要有生气灌注》(1981)、《论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1982)等论文成为其关注人类主体性和精神生态学的理论先导。《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1986)一文是重要的转折点,“向内转”一词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使缺席的主体性得以再现。此后,鲁枢元相继发表了《再谈文学评论的主体性》(1986)、《心理学与文学观念的变迁》(1987)等论文,这些论文既是“文学向内转”的延续,也是“文学的生态转向”和“生态的人文转向”的发轫。1989年鲁枢元发表了《来路与前程――在张家界全国第二届文艺心理学研讨会上的发言》一文,此文正式提出“精神生态”和“自然生态”,并观照相应的社会问题,暗含了“社会生态”,是“生态学三分法”雏形初露的标志。在《精神守望》(1998)一书的自序中,鲁枢元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精神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三个概念。在《生态文艺学》(2000)一书中,鲁枢元在文学艺术范畴内完善并深化早期理论,并尝试将上述三个概念学科化,提出了与之对应的“精神生态学”“社会生态学”“自然生态学”,“生态学三分法”正式确立。随后,《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进一步拓宽生态批评的范畴;《陶渊明的幽灵》(2012)则将“生态学三分法”,尤其是“精神生态学”运用到个案研究中,突出鲁枢元生态智慧中独特的东方文化内蕴。须重点补充的是,在1980年代末,鲁枢元也介入了“文学的语言转向”,出版了《超越语言》(1990)一书,此书以反思和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媒介重审人的精神生态,这与加塔利对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超越不谋而合(详见本文的第三部分)。

   鲁枢元认为“精神生态学”[13]“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14],它是沟通“自然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的桥梁,是鲁枢元生态思想的核心。为突出精神生态的核心作用,鲁枢元将其与文学艺术并置于同一视野,视文学艺术作品为精神生态的承载者。此外,为建构较为完整的“精神生态学”理论体系,鲁枢元还从中、西方古代哲学以及现代生命哲学、心理学和现象学入手,全面开拓“精神生态学”的理论空间,甚至尝试将其学科化。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神生于道”(《庄子·知北游》)的生态智慧也大地丰富了鲁枢元的“精神生态学”,使其更关注精神生态形而上的含义,并推动中国前现代的生态智慧参与到现代及后现代生态思想的塑造之中。

   “社会生态学”关注“社会性的人与其环境之间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即社会生态系统。[15]在现代工业社会语境下,社会生态系统发生畸变,并横亘在人与自然之间,使人与自然间的良性互动受阻,生态问题逐渐蔓延。因此,矫正畸形的社会生态模式,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生态模式势在必行,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的反思;对全球化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反思;对媒介信息技术的反思等。鲁枢元对上述问题的考察与加塔利对“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和“大众媒介”的反思与批判如出一辙。“社会生态学”作为鲁枢元“生态学三分法”中的一个维度,具有明确的现实观照和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自然生态学”着眼于自然本身的存在状态。鲁枢元认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自然生态早已打下人类活动的烙印,无人涉足的自然区域已属罕见,而他关注“自然生态学”的目的却是要寻回人类纯真的自然状态,蕴含着东方式的桃源想象,指向人类对天地秩序、自然时序、百物位序的遵循。中国式的自然思想使鲁枢元的“自然生态学”与加塔利范畴相对模糊的“自然生态学”相区别。[16]为进一步明确中国文化语境下“自然”的范畴,鲁枢元指出中文的“自然”在被译为现代英语的“nature”时存在意义的流失,“英语中的‘nature’只相当于古代汉语中的‘万物’……在古代汉语中与‘自然’更接近的是‘天’,‘天人合一’即自然与人融而为一。”[17]故鲁枢元观照的“自然”不仅指涉在具体时空中存在的物质世界,更指涉具有传统文化意涵的“天”或“天道”。

   概言之,加塔利和鲁枢元的“三重生态学”有各自独立的生成过程。加塔利的生态智慧关乎生态、关乎伦理、关乎人类主体更为艺术化、审美化的生存方式,被称为“伦理美学范式庇护下的生态智慧”[18]。鲁枢元的生态智慧关注文学艺术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关注人类主体与非人类他者之间的伦理秩序,同时脱胎于中国传统的自然思想,更看重天、地、人三者原始的有机整体性,是典型的东方化“生态智慧”。但二者都主张扩大“生态”的范畴,以精神生态学为核心,以人类主体性生产和重塑为动力,以“全息”的视角考察生态问题,进而建立总体性、系统性的“生态智慧”。


二、横贯性与三分法:三重生态学的方法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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