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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圣荣 兰丽:国内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比较及启示

更新时间:2021-01-19 15:04:52
作者: 罗圣荣   兰丽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时期中国为全球治理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但自提出以来,国内外学界对其理解不一、冷热分明。文章从思想渊源、主体动机和实践路径三个层面,探讨了国内外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差异化理解。研究表明,国内主要从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来追本溯源,国外多从西方共同体思想、全球化视角探讨其思想渊源。在主体动机层面,国内学界侧重中国梦和全球治理视角,而国外学界更倾向于从零和博弈角度出发,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动机存有疑虑。就实践路径而言,双方均聚焦于“一带一路”建设,但国内研究侧重法治、互通、治理等路径,而国外学界侧重软实力输出角度。国内外学界的认知差异事实上体现出“天下大同”与“西方中心”两种思想的博弈。基于此,中国有必要强化国际话语权意识,制定中国国际政治传播战略,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解和认知。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软实力

   基金:2020年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印太战略下‘东盟中心地位’的重构与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中老越接壤地区国际减贫开发合作研究”以及“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理论创新高地项目”等项目资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全球利益拓展的必然结果。该命题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国内学界探讨的热点。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后,开始引发国外学术界的关注。但是,与国内学界居高不下的关注度相比,国外学界对此的关注度显得冷清许多。在“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关键词的中文文献超过3000篇。而截至2019年12月31日,以谷歌学术搜索国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学术成果仅有87篇,其中具有针对性研究的文章更是屈指可数。1 同一命题缘何呈现如此强烈的“冷”“热”反响?本文尝试从思想渊源、主体动机和实践路径三个层面,比较分析近五年国内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成果,探讨自我和他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解读的背后逻辑,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落地生根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渊源理解的比较

   (一)国内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渊源的追溯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界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经提出,界定这一概念成为当务之急。清晰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经历了一段发展时期。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此概念;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标志其进入国际视野;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得以完善,即“五位一体”2 的总体布局。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主要从西方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全球治理等角度来定义这一概念。3 尽管解读成果颇丰,但仍有不足。现有观点囊括“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种提法,表明目前在中文概念上的使用标准不一。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运”涉及哪些方面4 ,也尚未明晰。从词源解析角度看,虽然中国官方正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译为“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但在实际国际传播中,包括新华网、外交部官方网站在内的诸多通讯社和官方机构中“mankind”和“humanity”两词可以通用。5 而从“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Common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等译法中可见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同样存在概念模糊的问题。

   2. 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视域下的理论来源

   国内学界主要从“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两大方面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一是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可以概括为 “顺天应人”的时代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6 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义利合一”的发展观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7 人类命运共同体吸收传统文化为解决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传统文化亦滋养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实践。基于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国内学界衍生出“公共思想产品说”,其核心观点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项公共思想产品。例如,赵可金、赵远即认为“中国把提供区域性、国际性公共产品视为综合实力增强后理应肩负的家国情怀、天下情怀和天命责任,是一种立足于合作共赢的利他主义逻辑”8 。

   二是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次级范畴9 ,马克思主义从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将探索共同体的解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首先对“虚幻共同体”进行了批判,揭露资产阶级统治政府将少数群体利益包装成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同时也重视生产分工促进发展,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10 其中,陈曙光将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同联合国所提概念进行比较,指出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覆盖全球所有国家的利益共同体。11 周安平试图探寻价值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国家等工具共同体的价值共同体。刘同舫、李爱敏对此持相似观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道路,是对全球治理体系霸权化道路的历史性超越,是对西式中心主义文化的辩证性超越。12 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基础上,从解放生产力、解放全人类的高度,对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做出了新的贡献。

   (二)国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渊源的追溯

   1.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溯源

   国外学界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溯源于西方共同体思想。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创新并非中国独有。西方的“共同体”意识由来已久,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学理基础。13 从柏拉图时代到大卫·休谟、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不断探索并实践“共同体”理念和传统。譬如,城邦共同体、基督教教会共同体、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社会共同体、启蒙运动以来的契约共同体,无一不体现西方社会对于构建共同体的追求。上述思想以共同文化作为确立的基础和联系的纽带,并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这些共同体绝非虚妄之物,它们关涉某个或某些群体的幸福问题。14 哈贝马斯强调一种“开放共同体”,对所有人都抱以包容接纳的心态,而非把他们纳入一种单调而同质的人民共同体当中。15 因此,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陌生。肖(Timothy M.Shaw)从中国语言文化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已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影响。16 尼古拉斯·库桑斯基(Nikolaus Kusansky)则把该思想定义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解释为“一”,并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万物适匀的哲理17 。

   同时,部分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未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譬如,布莱克威尔(R.D.Blackwill)与德里斯(A.J.Tellis)就认为中国此举意在避免和美国及现有的国际体系发生冲突,18 或是在中美潜在的零和博弈情况下,通过建立新型外交以规避风险。19 在他们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是三个要素的融合。社会主义是首要因素,这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其次是传统思想,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统来源之一的儒家思想与西方文明形成鲜明对比,20 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作为要求他国接受中国是文明中心的合法来源21 ;再次是反对霸权主义,美国及其盟友对华采取遏制战略,促使中国为摆脱困境,对美国前景和国际体系进行前所未有的贬低22 。

   2. 从全球化角度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来源

   国外学界考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全球格局变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其思想足以影响到全球化的进程。回顾历史,国际社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黑天鹅事件”频发,使构建命运共同体成为缓解当下逆全球化趋势的重要路径。基于此,有学者将视角从意识形态视域转移,在更加宏观的背景下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期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促进全球化发展、完善国际制度、保持经济活力等方面带来的各式影响。在这类研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普遍认可,尤其是在塑造、规范全球化方面得到肯定。23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卡拉汉教授(Callahan)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用新的治理理念、规范和规则重建全球秩序,亦是推动中国全球治理这一更大目标的手段。24

   一些学者从全球共同发展的角度看,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全球协商理念。基于对各国发展利益的尊重,有学者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协商共治理念,指出与理念中的超国家行政机构所不同的是“共同体尊重各国主权和利益关切,全球化离不开各国协商治理”。25 譬如,美国国家亚洲研究所政治与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纳德杰·罗兰(Nadège Rolland)和弗拉基米尔·雅库宁(Vladimir Yakunin)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包容性,正是这种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包容性才是重塑全球化的关键26 。同时,基于各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发展的差异,国际社会要想迈向真正稳定的世界秩序,还需突破扁平的政治经济模式,开启文明间对话,放弃单一价值观和标准,建立多维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型。27

  

   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体动机解析的比较

   (一)国内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体动机的解读

   1.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实现“中国梦”

   从国内层面来看,学者通常认为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新一轮文明兴旺的时代希冀,28 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梦”29 。在中国新时代的政治视角下,“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层设计,是新的历史方位的价值选择。30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为实现中国梦创造更多战略机遇期。31 就国际层面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体现。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3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社会发展传递积极影响,并反作用于“中国梦”的实现。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不仅从体量上,更是在实力上有了质的飞跃,越来越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更多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也有许多期待。鉴于此,在追求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更是成为中国的时代担当。34 诚如叶小文所言,这是飞速发展的中国“内和以求外顺,内和必致外和”的逻辑延伸,“己欲达而达人”正是中国肩负全球性大国责任的基础。35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手段。

   2.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助于完善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李向阳、田旭基于中国国内治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在争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倡导合作共赢正确义利观等实践经验上,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助于填补全球发展中的治理漏洞。36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中国成功的发展经验正在以“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形式为载体,分享到更多的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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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民族》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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