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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逻辑

更新时间:2021-01-19 12:16:51
作者: 顾海良  
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12](P207)1953年12月发布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13](P704)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4](P132)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形成,为巩固和发展“站起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根本方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5](P268)的奋斗目标。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4](P439)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1975年1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再次明确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集中体现,构成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1979年3月,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P163)同年11月,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实际上没有真正地做起来。”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3](P234)“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对“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新的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历史逻辑,在新时期40年间得以赓续,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

   2001年4月,江泽民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结合起来,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6](P1821)的思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时期邓小平理论的贡献,也就可以概括为“以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为党和国家重新走在时代潮流前面,为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和切合实际的宏伟蓝图”。[17](P450)当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江泽民指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卓越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切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结果。”[18](P269)“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概括,最为凝练地揭示了近百年来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主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特征。

   2011年7月,在回溯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历程时,胡锦涛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从“三件大事”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作出新的概括。这“三件大事”,一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二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三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三件大事”,以“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7](P524)为旨向,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特别是后两件“大事”,更是凸显了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

   2016年7月,在回顾中国共产党95年光辉历程和历史贡献时,习近平从“三个历史阶段”的“三次伟大飞跃”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作出新的探索。这“三次伟大飞跃”,一是从1921年至1949年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用28年时间,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从1949年至1978年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三是1978年以来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9](P343)以“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为特征的三次伟大飞跃,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历史画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历史逻辑。这一历史记忆、历史画卷和历史逻辑,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内在根据和根本动力。

   在党的十九大,习近平从两个方面对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逻辑问题作出新的阐释:

   一是对“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问题作了展开论述。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0](P7)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的概括,也是对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逻辑的概括。

   二是对这里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问题作了展开论述。党的十九大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大会的主题,习近平强调,“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10](P1)“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内核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从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到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凸显的就是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理论自信上,就在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10](P12)

   七秩岁月,砥砺奋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应该看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既有时间维度上的历时性,又有空间维度上的共时性。“强起来”总是以“站起来”为基础的,“强起来”无论从其深度和广度上来看,始终要坚持并不断夯实“站起来”的坚实基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从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根基上,越来越坚强和坚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强起来”总是以“富起来”为条件的,无论就其现实与未来来看,始终要坚持拓宽“富起来”的现实条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站起来”和“富起来”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成就,为“强起来”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实基础和条件;“强起来”的新时代,是对“站起来”和“富起来”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继承和发展、坚持和创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逻辑的内在规定和思想意蕴。

  

   三、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和处理的实践逻辑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学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主要的范畴和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和方法。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0](P320、322)社会主要矛盾既反映和体现着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性质,又对处理和解决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矛盾起着决定性作用,是通过实践解决这些矛盾的一把“总钥匙”。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处理,是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实践过程,这一实践过程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事关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根本问题。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伊始,党的八大就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成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21](P341)这一主要矛盾,凸显了这一时期“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15](P117)的主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22](P500)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处理过程,也是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实践过程。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实现的,也是在实践过程中处理和解决一定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另一方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和准确处理,也是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得以衡量和检验的。实践不仅是检验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标准,也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认识作出判断的重要根据。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处理为实践逻辑的。

   党的八大以后,围绕处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根本上“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1](P8)但是,党的八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在实践中没有能够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逐渐演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主要矛盾的判断。对主要矛盾的这一错误判断,导致“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

1978年兴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起着关键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重新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揭开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序幕”。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3](P21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抓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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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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