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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崇:中美相遇时的中国秩序及其嬗变

更新时间:2021-01-19 10:43:20
作者: 王元崇  

  

  

   “若说这是一则老故事,故事背后的精神,却如同星期一的早晨一般崭新无比。”

   中美交往起源于美国成立不久之后的来华贸易。1784 年 2 月 22 日, 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从纽约港启程前往中国, 同年 8 月抵达广州,这是美国独立后第一艘抵达中国的商船,开辟了中美贸易的一个新时代。学界称此一时期的对华贸易为“旧对华贸易”(OldChinaTrade),这是针对后来 1844 年中美签订了两国间的第一个条约,即《望厦条约》之后的对华贸易而言的,所以“旧对华贸易” 延续了正好 60 年。

   当时美船来华,并非是美国政府主导的行为,完全是一些商人为了财富靠着拼命三郎的精神实现的。这些商船来到广州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已经从制度和空间上建设得相当完善和成熟的中国对外贸易体系,英、法、荷兰等国的商人已经在这套体系内进行对华贸易长达数十年之久。中国明清时代的对外贸易体系,是中外学界数十年来一直在探讨的一个话题,其涉及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制度,因此贸易又与中国的外交制度相辅相成。倘若对这一宗藩朝贡和贸易制度进行一种学理化的抽象概括,则很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境地,因为其在具体的双边交往中有着相当复杂而多元的表现。这里我们从一条线索来简单地观察一下。

   自唐代以降,中国在沿海地区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很多国家的船只可以直达中国港口,通过市舶司进行双边交易,即所谓“互市”,这些国家也被中国列为互市诸国,同高丽、越南、琉球等进京朝贡然后进行双边贸易的外藩属国有所不同。宋代为了自身安全基本隔绝了内陆贸易,但鼓励发展海洋贸易,并设立了广州、明州(即宁波)、杭州等多个市舶司。元朝实现大一统之后,除了内陆贸易大开之外,还延续宋代政策继续鼓励海洋贸易。明初,为了遏制反叛势力和打击沿海走私,开始严厉推行海禁政策,所谓“尺板不得出海”,并于洪武七年(1374 年)一并撤销了唐宋以来的泉州、明州和广州三个市舶司,这是中外贸易和外交关系史上的一个关键的转捩点。自此以后,海外互市诸国,只能遵照明朝政府的规定,派遣人数相对固定的人员,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通过固定的朝贡体系中的程序完成交易,包括一系列文书和礼仪,逐步向朝鲜、越南和琉球等国的朝贡贸易形式靠近。经过这一转变,互市与朝贡开始合流, 对大多数外国而言,要想同中国开展贸易,必须首先从政治文化方面进入朝贡轨道,认可中国天下正中的优越地位,取得中国朝廷的许可, 然后才能以彼贡我赐的方式进行贸易,朝贡贸易也就逐步成为中外贸易的主流方式。

   明代这一政策钳制了中国远洋国际贸易和国际外交的发展。例如,1498 年,即明朝孝宗弘治十一年,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1460—1524)从欧洲远航,成功抵达印度南端的卡利卡特(Calicut,即明朝所谓的“古里”),葡萄牙对印度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远航贸易和殖民事业由此开启,六十年后成功从明朝地方官员手中租借到了澳门。实际上,早在九十多年前的 1407 年,即永乐五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的时候就到达了古里,并册封了古里国王,还立碑纪念, 然而郑和和明朝并没有走葡萄牙式的殖民主义的道路,向西越过印度洋后也没有到阿拉伯世界、地中海和欧洲去发展远航贸易。

   清军入关之后曾继续明朝的海禁政策,但在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正式废除了海禁,在广东广州、福建漳州、浙江宁波和江南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方分别设立了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开始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基于中方各种规章制度文本的朝贡贸易体系,不外乎一种理想化状态的呈现,在实践中这一体系的各种原则在针对不同国家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表现,而清朝初期也并非必须以进京朝贡、对大清国俯首称臣为允许外商来华贸易的唯一标准。但是,清朝对外来洋商在何处和通过何种手段与中国贸易也有着详细的规定。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鉴于英商洪任辉事件,清朝开始实施针对西洋诸国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且必须经过广州的“十三行”商人居间进行,西洋商人也一概不许入城居住。

   如前文所述,在中国主导的中外秩序体系内,与中国交往的别的国家都被北京认定为外藩属国,双方交往也是由负责朝贡和贸易的北京礼部管理。在鸦片战争之前,北京礼部认定的朝贡诸国名单内包括朝鲜、琉球、越南、南掌、暹罗、苏禄、缅甸、荷兰等八个国家以及“西洋诸国”。所谓“西洋诸国”,主要包括雍正五年(1727 年)派代表入北京的“博尔都噶尔”(即葡萄牙)和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遣使入华的英吉利(即英国)两个国家,而英国进入这个名单恰是因为前文提到的马戛尔尼使团。泰西商人聚集广州,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也就在实际上负担起了从现代眼光来看本应是北京担当的外交使命,所以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商人与外交代表,起初都是无法进入北京朝廷的, 只能在广州和督抚周旋。英美等国家的代表,一直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 1860 年才开始得以正式入驻北京,而这些西方外交官第一次得以面见中国皇帝并“得睹天颜”,则一直要等到 1873 年慈禧皇太后的儿子同治皇帝亲政之后。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人来华开展贸易之时,必须遵循中国官府对包括英、法、荷兰等国在内的西洋商人立下的贸易规矩,通过广州“十三行”商人居间进行贸易买卖。美国传教士最初抵达的地点,也是广州一地,无法扩展到其他口岸地方。中英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体系的建立以及 1844 年美国与中国《望厦条约》的签订,美国的商业范围也扩大到了所有这些新辟口岸。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美国与英、法、俄诸国一起,通过 1858 年的《天津条约》和 1860年的《北京条约》,进一步通过增开通商口岸,将商贸范围扩大到了台湾的台南、淡水、打狗(即高雄)、鸡笼(基隆),华南的琼州、潮州(后改至汕头),华东的镇江,华中的汉口、九江,华北的登州(后改至 烟台芝罘)和天津,以及东北的牛庄(后改至营口) 等地方。

   截至 1861 年,一张空前广大的欧美在华商业贸易网络初步形成, 从东北到京津以及长江中下游和入海口,到东南连成一线的几个主要港口,由东而西,呈半月形包裹住了中国的沿海地区。这张巨大的商业网络的支撑点是通商口岸,而这些口岸的开辟都是基于不平等条约的,因此学界称鸦片战争以后逐步建立的这套新的秩序为“条约体系”或者“通商口岸体系”,是针对此前的中国宗藩朝贡秩序而言。但是,建立起来的条约体系也并没有一夜之间取代宗藩体系,事实上中国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国家的传统联系一直持续到了 19 世纪末。除了经济功能之外,这一体系同时也是国际政治和外交的结合体。这张半月形贸易网的中心是上海,英法美三国在上海的租界于 1854 年联为一体,以“上海工部局”的名义进行市政管理,英美租界更于 1863 年正式合并,成立“公共租界”(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和为不受中国司法管辖的国中之国,更是 19 世纪中期以后欧美各国推动对华商贸的桥头堡。

   同样在 1854 年,美国等国家在上海开始了一场影响中国嗣后财税体系的大改革,即由洋员出面担任中国的海关税务司,协助之前中国的海关官员一起征收关税,从此确立了中国近代海关税务司制度,并迅速推广到所有通商口岸。这是一种新式的洋关制度,自此以后,洋关关税成为晚清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一直作为中央政府首要财源的田赋在国家税收中的比重开始明显下降,清廷从欧美国家的贷款很多都是以关税为担保的。这一新式海关体制的最高职务是位于北京的海关总税务司(Inspector-General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在清朝倒台之前一共有两任,都是英国人,第一任是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 1832—1898),从 1860 年到 1863 年;第二任是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从 1863 年一直干到了 1911 年。海关雇用了大量欧美洋员,自北京到上海、镇江、广州、重庆等地,织成了一张新的海关行政体系网络,与通商口岸网络相辅相成。中国在财政、外交和行政体系等多个方面,实际上已经无法同欧美诸国分割,而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也是沿着这张网由沿海而内地逐渐铺开来的。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国际法以及主权、国家、边界等等可以精确定义的概念,全方位地从欧美世界舶入中国,并渐次从中国这一传统地区秩序的中心,扩展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推动了整个地区国际秩序的转型。自利玛窦以来的“亚洲”以及“东亚”等地理概念, 于 19 世纪中后期被欧美话语重构了。当然,这种划时代的转型也造成了种种国际矛盾,很多都和今日的国际局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20世纪中期,一批美国历史学者将上述这种认识方法称为“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简称“冲击反应论”,虽然早就被后来的学者批驳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但就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历史大转折而言,冲击反应的解释路数并非全然没有道理。中国自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从来都不是停滞不前的,但鸦片战争给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带来的冲击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汉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国与西方跨国贸易的主要途径是长途陆路贸易,虽然在唐宋时期受到了新崛起的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影响,但蒙古帝国时期中西交流的渠道被重新打通,马可·波罗的故事可资佐证,且当时中西海洋贸易也获得长足进步。明朝建立后,同长城以北蒙古势力的敌对关系一直没有解除,所以中西内陆方向的贸易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明初郑和于 1405 年到 1433 年之间的七次下西洋,带动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海洋贸易,华人也大量进入这一地区, 特别是马六甲海峡一带,但明朝的海禁政策钳制了这一趋势,自永乐之后到崇祯时期为止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郑和,明朝对东南亚华人移民也毫无政策可言。中国海军力量第二次抵达郑和船队当年远至的非洲东海岸,还是 2009 年 1 月开始正式执行索马里亚丁湾护航任务之时,前后相差近 600 年。清朝前半期的总体情况和明朝晚期差别不大, 却极大地发展了同朝鲜、越南等藩国的长途陆路跨国贸易,而且出现了著名的“张库大道”,即主要由晋商运营的连接张家口和库伦的茶叶贸易通道,进而经过俄罗斯与欧洲以及跨大西洋全球商贸网络发生紧密的联系。然而,自鸦片战争以降,海洋贸易逐渐取代了陆路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流,外国商品空前大量地进入中国市场,就货物数量、质量和品种以及运输速度和成本而言,都是之前的长途陆路贸易无从比肩的。上文提到的整个通商口岸网络,同时是一张巨大的商品销售网络。例如,从镇江等地的海关报表,可以清晰地看到棉纺织品等西方商品是如何一步一步分销到山东济南等广大地区的。

   再到明朝的北元蒙古,都是如此,明朝修筑在北京周围的长城就是历史明证。即便是清朝前半期,西征平定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也几乎贯穿了康雍乾三朝,并推动了大批知识分子关注和研究西北地理与历史的知识大潮。历代中原王朝之边患,大率在长城以北以西,而历代边政也以此为重心,海疆方面出现的骚扰极少,大约以明朝的倭寇之扰为最,但即便是倭寇之扰也远没有到能威胁王朝政权安危的地步。清朝在崛起的过程中逐步统一了蒙古诸部,1759 年彻底消灭了准噶尔部并统一新疆之后, 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相对成功地解决了历代的内陆边患危机, 是极其伟大的历史功绩。然而,仅仅八十年之后的鸦片战争,将边患重心从北方和西北方迅速挪到了东南海疆,并迅速扩大到了整个沿海地区。中原王朝的劲敌,由上千年以来的胡服骑射的游牧政权,变成了船坚炮利的西洋诸国,即便是此时对中国东北和西北边疆构成巨大威胁的俄罗斯帝国,亦在东南海疆加入了西洋诸国的炮舰外交之行列,并反过来于西北内陆和东北等地方推行蚕食政策。

   虽然 19 世纪 70 年代初发生了俄罗斯侵占新疆伊犁以及日本入侵台湾等一系列纷争,引发了清廷有关东南海防与西北塞防哪个更重要和更应优先对待的大辩论,但总体而言自 19 世纪后半期以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内陆边防与羁縻怀柔政策开始整体落幕,逐步彻底让位于海疆防卫和新式的国际外交。中西交通日渐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流,将延续了数百年的宗藩体系内的中国与外藩的交往挤到了边缘地带,乃至到后来中国人对“外国”的认识已大大缩减至欧美诸国, 不再包括中国的外藩属国。中国在与泰西诸国的折冲樽俎中,对外藩属国的孔孟伦理的一套,以及对内陆游牧地域的藏传佛教的一套,都不再有任何的作用。19 世纪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挑战时期,开始了系统性的改革,即所谓的“近代化”,只是走得很慢。清朝做了很大努力,最终没有能够成功应对挑战而覆灭,终结了中国史上的王朝和帝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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