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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现实变革、议题设定与理论创新

更新时间:2021-01-19 00:53:42
作者: 王正毅 (进入专栏)  

   摘  要: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兴起和发展,既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变革相关联,也与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相联系,同时更与IPE三代学者的理论创新密不可分。20世纪70、80年代,围绕美国霸权衰退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三次大的理论论战。"第一代"IPE学者或关注在国际经济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相互依赖论),或关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以及权力分配(霸权稳定论),或关注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或关注国际组织的作用(国际机制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尽管出现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战,但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还是促使"第二代"IPE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国内政治,他们试图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并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将比较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借此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OEP),从而使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加"科学化"。然而,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冲击,而且还对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提出了理论挑战。正是在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反思中,新一代IPE学者出现了分化趋势,这一趋势既涉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关乎研究议题的设定,同时还触及到了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 世界政治经济变革 国际关系理论 霸权衰退全球金融危机

  

   一、"霸权衰退"、国际关系理论论战与IPE范式的确定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及其理论演进,不仅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变革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国际关系的理论论战和创新相关联。在国际关系理论过去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先后经历过五次理论论战∶ 第一次论战(古典现实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之争)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第二次论战(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论战(新自由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争)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第四次论战(理性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之争)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第五次论战出现在21世纪初期,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主要表现为"美国学派"内部的争论、"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间的论战以及"批判学派"对主流学派的挑战)。本文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不仅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后四次论战密切相关,而且这些在最近50年里发生的论战还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断创新。

  

   (一)自由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之争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论战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论战的双方是崛起的古典现实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论战的最终结果是古典现实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的研究,其里程碑式的著作便是汉斯·摩根索(HansJ. Morgenthau)于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一书。

   古典现实主义有如下四个最为基本的假设∶第一,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主导行为体。国际关系研究应该集中在国家这一研究单位上,非国家因素(例如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是次要因素。第二,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而且只有一个声音。第三,国家是理性的,能够根据自我利益采取行动,国家可以根据其现存的能力达到其特定的目标。第四,国际体系始终处于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之间的冲突会导致战争并可能出现强权政治现象。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国家安全居于第一位。换句话说,经济和社会事务属"低级政治",而军事安全或战略问题则属于"高级政治"。国家、权力以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都是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冷战"为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这种状况下,安全问题自然成为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首要问题。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受到了国际政治现实中一系列事件的挑战,这些事件包括∶1951年开始出现的欧洲煤钢联营以及随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虽然后来出现了波折);1968年开始的美国与日本持续20年的贸易摩擦;1971年发生的"尼克松冲击"和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 1973/7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采取的集体行动所导致的"石油危机"。这些事件使得霸权国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以及与其相应的国际体系同时都受到了挑战。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在关注安全问题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经济要素和机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首先是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雷蒙德·维农(Raymond Vernon)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相互依赖、霸权以及跨国经济关系进行探讨。受其影响,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等政治学家们也开始关注经济要素以及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并对古典现实主义的四个基本假设发起了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的研究纲领正是在这种挑战中逐步形成的。

   首先,对"国家是世界政治的主导行为体"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其关于"跨国公司"的研究,并由此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跨国关系及关联政治学派",其早期经典性的著作是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和《权力与相互依赖》。跨国关系及关联政治学派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 国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但并不是唯一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诸如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在国家之间的交往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对"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其关于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的研究,并由此在上世纪70年代形成了"官僚政治学派"(bureaucratic politics),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在这方面堪称方向性的文献当推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的《国际关系与国内结构∶ 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官僚政治学派力图打破国家这个"黑匣子",把握国家的真正性质以及政策制定的复杂过程,特别是利益集团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官僚政治学派将多元利益集团理论扩展到了政府本身,认为对外政策是政府不同机构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由于权力和利益在不同的领域密集程度不同,所以,任何国家都无法制定连贯一致的对外政策。这一研究为上世纪90年代以后寻求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联性奠定了方向性的基础。

   再次,他们对"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其对"非理性"因素的关注,并由此在上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了认知心理学派,其标志性的成果是杰维斯(Robert Jervis)于1976年出版的著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认知心理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国家的决策并不总是理性的,由于心理和认识上的错觉,非理性因素在国家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是经常的和难免的现象。

   最后,他们对"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其对"国际机制"的关注,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形成"国际制度学派"。鲁杰(John Gerard Ruggie)的《对技术的国际回应∶概念和趋势》一文是关于国际机制的早期经典性的文献。此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对国际机制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国际机制学派认为,现实世界政治中确实存在着基于规则之上的机制或制度,并不是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对国际机制以及国际制度的研究成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研究纲领。

  

   这样,通过对古典现实主义四个基本假设的挑战,以前被认为是"低级政治"的经济和社会事务开始摆到国际关系的研究议事日程上来,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呼之欲出。

  

   (二)新自由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自由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的挑战,虽然最终并没有撼动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促使推崇现实主义的学者们开始对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进行修正,由此在70 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多种新现实主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eal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其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是其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与古典现实主义相比较,新现实主义主要强调如下三点∶ 第一,古典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行为以及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相互竞争,而新现实主义则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第二,古典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但通常都把权力看作是一种获得军事资源的手段,国家通过这种手段强迫或控制其他国家从而在国际体系中产生影响,而新现实主义则把权力看作是国家的一种能力,国家通过这种能力在国际体系中获得相应的地位;第三,古典现实主义假设国际体系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需要根据自身的自然条件和国内政治来对国际体系做出反应,而新现实主义则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其对所有国家的制约都是相同的。

  

   在新现实主义产生的同时,自由主义理论也通过围绕着"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讨论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自由主义,特别是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更加突出一些,其标志性的成果是基欧汉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的核心假设主要有三个∶ 第一,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国家是理性的,会通过合作将其绝对收益最大化,认为影响国家之间合作的最大障碍是欺骗和背叛;第三,合作过程中出现问题是正常的现象,重要的是国家确信国际制度能使得合作方受益并愿意通过国际制度来分配资源。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就国际关系的研究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主要围绕如下六个议题展开∶一是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和后果;二是国际合作;三是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四是国家的优先目标;五是意图与能力;六是机制与制度(见表1)。

   表1 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DavidA.Baldwin, 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3-24编写。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间发生的这次争论,学术界一般将其称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第三次论战"。与70年代的"第二次论战"大为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虽然在具体的研究纲领上仍然存在分歧,但经过"第三次论战"之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研究议题以及内容上彼此开始吸收对方在知识积累上的贡献,同时不断修正自身的前提假设,因而出现了理论趋向和价值趋向的趋同之势。这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关系研究框架内发展的合法性奠定了学理基础,"政治经济分析"与"安全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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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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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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