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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苏维埃革命——抗战时期的回望

更新时间:2021-01-17 10:36:34
作者: 黄道炫  

  

   提要: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如何看待苏维埃革命,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通常历史书写都会说,由于吸取了苏维埃时期“左”的错误的教训,抗战时期各方面工作有了长足进展,总结苏维埃革命的经验教训,是抗战时期中共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这样的说法的确有充足的事实根据。然而,回到历史现场可以发现,抗战时期尤其是初期中共党人的认知却并不一定如此,许多人对苏维埃时期更多抱怀念、同情和尊重态度,对苏维埃时期“左”的错误的揭开和反省,主要是因于毛泽东的坚持而完成的。苏维埃时期的历史运行状态、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对苏维埃革命的认知以及今人对这种认知的认知,难免存在种种错位现象,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和复杂之处。

   关键词:苏区;苏维埃革命;抗战时期;怀旧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0.03.001

   作者简介:黄道炫,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离开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其他各苏区红军也在此前后相继离开根据地。1936年,红军三个方面军在西北会师。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实现大转移。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和苏维埃革命相比,无论是当年的历史现场,还是在后人的历史描述中,抗战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成功的时期。中共在抗战中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基础,扩大了根据地,成功实施了统一战线,取得党和军队的巨大发展,这和苏维埃时期中共始终处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之下的艰难处境不可同日而语。一般认为,这一时期,中共的政治策略、群众关系、组织状态、根据地建设都远远好过苏维埃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转折性和标志性时期。

   应该说,上述认知都是广为人知的客观事实,既有历史发展的结果作为证据,也有无数的历史材料可以佐证。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年历史现场中的人们,却并不一定完全按后人的理解认知刚刚过去的时代。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抗战时期的中共党人眼中,苏维埃革命仍然是值得效法的榜样,苏维埃革命的形象十分正面。这种历史认知的落差提醒我们,历史认知、历史书写和当事者的感知并不一定完全是对应关系,当事者的感知甚至不完全可以以逻辑推演,历史中的许多现象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一、抗战时期中共党人的苏维埃印象

  

   1945年9月,抗战刚刚胜利,中共各方面发展臻于鼎盛。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经给苏维埃革命的是非功过做了充分的政治梳理,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时,黄克诚谈及中央苏区的巩固程度,仍然赞不绝口,认为“无一个根据地在人民、地形、粮食诸条件之结合上,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对目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建议》(1945年9月14日),《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页。】黄克诚的赞誉当然不是个案,陈云曾谈到:“要发动民众更广泛地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援助军队,非依靠党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不可。例如,过去党在江西苏区的组织工作就是这样。一九三三年红五月时,一次即动员了六万三千人当红军。如果拿这样的标准来看华北,今天大多数根据地内的群众工作,还差得很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1939年11月3日),《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黄、陈的看法,毋宁说是这一时期中共党人的普遍认知。中共革命的历史具有连续性,由于时势的转换,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党的基本立场从未发生变化。抗战时期中共举办的干部培训班讲述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时,从太平天国讲起,经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大革命直到苏维埃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杨国宇:《刘邓麾下十三年》,重庆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19页。】苏维埃革命的承上启下地位于此一目了然。因此,时代的转换,起码在当时,可以说是无缝接轨,后来归纳的变化,当年大多数人并不一定真能体会。林伯渠说:“我们是苏维埃转过来的,所以不免带来了许多那时适用的意识。”【《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大会上的报告——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阶段问题》(1940年3月12日—13日),《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页。】这应当是客观的描述。

   仔细检索抗战时期尤其是初期中共党人的言论,可以看到他们对苏维埃时期工作全方位的赞赏。1938年冀豫晋省委写道:“十年的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着反帝的土地革命斗争,每一次均击退了当时的围攻,创造了全国十余省内数十百县的苏维埃政权。……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上除了苏联以外还未见过的政权,这是一个新的除了苏联以外还未见过的红军,这政权及红军给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作了一个理想中的模范。”【《中国共产党冀豫晋省委为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告同胞书》(1938年7月1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这个结论,大体代表着抗战初期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对苏维埃革命的总体历史认知。事实上,在后来中共对自身历史的叙述中,这一认知也没有根本变化。

   抗战时期中共党人谈到苏维埃时期,比较多地会讲到当年的党群、军群、干群关系。苏维埃革命给苏区民众以强烈影响,毛泽民在共产国际发言时谈到:“应该指出,一些原苏区的民众很有经验,他们的水平甚至高于新党员。”【《毛泽民在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上发言的简要记录》(1939年7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31页。】起码在抗战初期人们的记忆中,苏维埃时期被认为有良好的群众关系,所谓“过去中央苏区在极艰苦的环境中能胜利战败敌人,主要是依靠群众”【建平:《武乡实验县首次活动分子动员大会总结》(1940年4月25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罗瑞卿谈到:

   冀西有一个时期疾疫流行,民众死了很大一个数目,我们的卫生部门在那里进行什么工作没?此外,平时后勤各部门的伙食单位与居民的联欢工作,做了没有?进门问好出门道谢,做了没有?如果居民工作做好了,战时会找不到一个民众?群众会把伤病员抬在半路上摔掉?我们不能光是责备民众,我们也应当检查检查自己。我们不应忘记中央苏区的群众条件,给了我们军队多少的便利。军队缺乏铁,民众马上把自己墙上所有的钉子都拔下来送给军队,只要一听到打仗,耕地的农民,会把耕牛一丢,什么也不管地跑去帮助军队。战利品,群众会自动的替军队运输,伤病兵,群众如爱护自己的子弟一样的自动的救护,这样的群众条件,还不是主要由于我们主观方面的工作所造成的?【《关于八路军后勤诸部门的政治工作》(1941年3月21日),《罗瑞卿军事文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出于对苏维埃时期群众关系的怀念,很多人希望将之在抗战中发扬光大,强调:“没有好的群众工作,只汉奸亦会破坏我们;有群众工作,就是在平原地也可建立根据地,作运动战游击战。过去我们在江西能突破百三十万大量[军]的包围,就是利用了人造山的缘故。”【《中共冀豫晋省委建立太行根据地会议报告》(1938年3月20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136页。】从现有资料看,“人山”的提法出现于抗战时期,当时的人们却把这一概念前移,将苏维埃时期反“围剿”的胜利归因于“人山”的造成,历史和现实、历史和人们所期望的历史就这样有意无意被结合在一起。

   谈到苏维埃时期,大家最称道的是红军。1927年中共独立开展苏维埃革命后,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红军,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红军成为一支可以完成政治、军事任务的武装力量,是根据地的开创者和捍卫者。抗战初期,在根据地的党和军队迅速发展时,许多地区不约而同提出学习苏区红军作风的要求。中共晋冀特委副书记彭涛在报告中强调要“学习红军苏区党的作风”【《五月的赞皇——彭涛在晋冀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提纲》(1938年7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280页。】,冀豫晋省委给北方局的报告中也“提出普遍学习苏区和红军党的作风的口号”【《中共冀豫晋省委给北方局并中央的总报告》(1938年6月22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242页。】。学习苏区红军的作风,具体而言就是“学习苏区红军党的作风,紧张、迅速、准确、一致”【何英才:《全区党的建设问题》(1938年12月24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514—515页。】。这样的优良传统直接来自于毛泽东等的建军原则,项英说:“我们所说的优良传统到底以什么为标准呢?我们所说的是以过去由朱毛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所创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前各方面军间,各苏区间,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也有某些区别。这一点不弄明白,将来永远是不清楚。总的方面要以这个为标准。”【《关于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的讲话》(1938年12月21日),《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页。】朱毛红军的优良传统包括党指挥军的原则,也包括军队良好的政治工作。这一点,抗战时期的人们还记忆犹新,罗荣桓谈道:“在过去国内战争苏维埃运动开始阶段上,政治机关以大部力量干了后方勤务工作,供给、卫生部门的工作比现在简单得多,几乎只是单纯技术方面的;后一时期则完全依靠于坚强的政权工作和总后方健全的组织。”【《在第一一五师司令部第三次部务会上的讲话》(1941年4月24日),《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谭政则总结:“内战初期与中期,在对敌斗争的政治工作上,在协调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的政治工作上,总之一句话,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工作上是有很多的创造,以至于到今天还成为我们军队的一部分优良传统。”【《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1944年4月11日),《谭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

   作为苏维埃革命历史的承接时期,抗战中的各项工作很容易以苏维埃时期作为参照系。而出于对现有工作的鞭策,这个参照系通常又被视作正面。有人回忆苏区时期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举例说:

   过去在苏维埃时代有一件事情,是有一中农的夫妇俩,都很年轻,他丈夫是参加革命而为我党员,他的女人是青年团团员。有一天起了口角,因女的出去时——是为了开会的没有告诉他丈夫,后当她回来时,她丈夫就与她吵,后来就打起来。女的就到苏维埃政府中去告她的丈夫,说她丈夫是反革命,而苏政府就去抓她的丈夫。但实际上这男人是个好人。因之政府去抓时引起了很多人民的反对,而结合五百人请愿保证他绝不是坏人。政府后来经过调查确知这人是好人,就在群众来请愿时向群众认错并道歉,最后将他放了。这样一来政府的威信不但没有降低,相反的是更提高了。大家都觉得,这政府是真正的人民政府,这里就说明了这问题。【《向明同志在地委扩大会上关于领导问题的总结报告(节录)》(1943年11月16日),中共盐城市委党史办公室编:《盐阜区革命史料》第5辑,1985年,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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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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