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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平台经济:寻找最优的产权边界

——答朱海就商榷文

更新时间:2021-01-17 10:27:09
作者: 赵燕菁 (进入专栏)  
只要是公平比赛中获得竞标,就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很少怀疑比赛规则本身公不公平。就像很少有人问为什么能在乒乓球比赛横扫全球的中国运动员,为什么在篮球比赛中根本不入流?这是因为所有个体都是有差异的,正是因为差异的存在,使得看似“公平”的规则在一开始就决定了谁更容易胜出。

   在经济的竞技场上也是如此,看上去比赛是公平的,但规则却是不公平的。卫星轨道先占先得看上去公平,但各国的航天技术是不一样的。看上去公平的比赛,背后却隐含着极大的不公平。公平的规则只有在无差异的运动员的前提下,才能保证比赛是公平的。同样是开放市场,对资本还是对劳动更有利呢?显然是前者。中国为什么能从开放中获利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行呢?关键是中国依靠土地金融创造出了比发达国家更多、更廉价的资本。结果是当初比赛规则的制定者,最后也顾不得脸面自己掀桌子了。

   朱文提到“平台的股东作为投资者,获得高回报是承担风险的回报,如孙正义投资阿里获得上千倍的回报”、“关键问题不是贫富差距有多大,而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否合法。”这就是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只要规则被遵守(手段合法),胜负的结果就是公正的。但朱文却没有探究“规则”本身是否公平。孙正义投资阿里是谁的钱?他承担了什么风险?如果你看好阿里,有钱投吗?如果你没有资格接近资本,你看好谁都没有用!

   西方经济学有意回避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资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获得资本?他投资冒险是自己的钱吗?如果在起点上就没有公平,所谓的承担风险都是扯淡。现代增长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资本的生成不是靠过去财富的积累,而是未来收益的贴现。金融系统大把的货币哪里来的?有人说是大家的储蓄,错!银行获得储蓄只是获得资本金,它通过信贷创造出来的货币乃是用资本金做抵押的信用。所有货币本质都是债。孙正义投资失败是损失的他自己的财富?当然不是。他破产后的债务成为银行的坏账,要减计的银行准备金才是大众真金白银的“储蓄”。

   凭什么资本冒大家(劳动)的险,投资的收益要归资本(“孙正义们”)而不是劳动?这个规则本身就是偏袒资本损害劳动,在这个规则基础上市场游戏有什么公平可言?在我看来,朱文所提到“如是合法的,就是促进其他主体利益的”,“在市场经济中不同市场主体的利益是相互促进的,在私有的情况下,通过发挥企业家才能,就是促进了公共利益”,“私有才是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形式,即并不需要产权上的公有来实现公共利益”——才是给资本洗地。只要规则不公正,结果就不可能公正。

   资本方式极大的扩大了社会分工的可能性边界,对现代社会的财富积累功不可没。但这并非指财富就应当归属那一小撮正巧“家里有矿”的幸运儿。孙正义的眼光,市场可以给他一个高估值,但不能把资本冒大家的险赚取的财富统统收归资本所有。正确的答案不是消灭“孙正义们”,而是创造公共的“软银”。合肥市政府、国家大基金、淡马锡都是公共资本的雏形。公共资本一样可以雇佣“孙正义们”,一样可以投资“马云们”,效率不变但财富分配却可以更加公正。

   朱文里例举“委内瑞拉,资源国有化之后,并没有产生大量的中产阶级,并没有使国家富起来。相反,发达国家大部分是资源私有化的国家”,但却有意忽略了挪威把石油收入投入主权基金、香港把卖地收入投入土地基金。资源公有化是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政府既然是企业,就一定要参加竞争,要被市场检验。也就一定会有失败,会有成功。指出委内瑞拉失败大家都会,解决委内瑞拉的问题才是真正的挑战。

   政府的本质就是企业。我们不会因为有企业失败,就把彻底否定所有企业,同样,也不能因为政府有失败,就否定所有政府。同样是土地公有,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就没有将土地资源通过资本市场转化为资本。直到改革开放,向香港学习,才一步步发展出举世无双的土地金融,但你不能因为计划经济失败,就认为城市土地公有也是错的。朱文提出“要富裕,就必须允许人们发挥企业家才能,让一些人能够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是没错的。但其认为“而拥有资本是发挥企业家才能的前提”却是错误的。企业家的定义是商业模式创造者,但却未必是资本家。把资本家混同与企业家是经济学入门最容易犯下的错误。马云、任正非、马化腾是企业家,而孙正义、巴菲特、何晶是资本家。公众资本一样可以发现好的企业家,与私人资本家最大的不同是,公众资本可以将资本创造的财富反馈劳动,而私人资本家则据为己有。好的资本制度可以孵化出大批企业家,坏的制度可以把伟大的企业家扭曲为追逐个人财富的资本家。朱文所说的私人资本“先富起来”自然会带动社会共同富裕,纯粹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编造出来的谎言。

  

   六、平台和政府是两回事吗?

   把政府排除在市场之外,甚至作为市场的对立面,乃是现代经济学的最大误区。政府从其诞生伊始,就是市场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核心的部分。如果我们把各种社会组织方式(家庭、军队、宗教)都视作获取利益的“企业”的话,政府的本质不过是众多企业中的一种。其特征,就是为其他企业提供“公共服务”(public goods)。这和“平台企业”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

   朱文认为“平台和政府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市场自发产生的企业,后者是强制性的暴力垄断机构,完全不可比。”这乃是因为传统经济学定义的“市场”是教科书式的狭义市场。从原始社会开始出现交易,以提供公共安全平台为特征的政府就开始了。暴力只不过是这类企业独特的“创业模式”,政府通过暴力使得普通企业不必通过暴力,这和政府提供重资产使得企业不必重资产本是一样的。

   朱文还认为我“没有区分 ‘公有公司’(public company)”还自作主张纠正我的翻译“准确地应该翻译为‘公共公司’和‘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并据此认为我“把‘公有’等同于‘国有’”。其实在我的定义里,“公共”和“国有”是严格区分的。在我的定义里,政府就是平台公司一种,国有企业不过是平台公司用来执行市场活动的载体,是政府的一部分。如果用提供公共服务的来定义这类企业的话,“平台企业”和“政府”没有本质区别。甚至可以将这两个概念随时互换,但“平台企业”和“国有企业”却属于两个层次。

   朱文认为“平台企业的公共性和政府的公共性不一样,前者是竞争性的,后者是垄断性的”,这是把垄断和竞争对立起来的流行错误。政府和平台一样虽然垄断,但都要竞争。平台好比棋手,企业好比棋子,棋子角度看,棋手是垄断的,但在棋手的角度,他是在和另外的棋手在竞争。政府之间的竞争甚至比普通企业间的竞争更激烈。

   朱文不同意我的观点“一旦互联网企业演变为大数据平台企业,贫富差距就会迫使它迟早会演化为某种形态的公众公司——这要么是通过以自我演进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创新实现,要么是通过以某种外力迫使为主要特征的制度革命实现。”他认为,企业组织“再怎么演化,也不可能演化成类似‘政府’那样的组织。或者说,如不是被强制,平台企业是不可能自动地国有化了的。如‘外力迫使’平台企业国有化的话,你就是侵犯产权了。”我所说的演化,恰恰包括了强制。路易十六可以抗议说法兰西共和国“侵犯”了波拿巴家族的产权,但并不妨碍他被送上大革命的断头台。

   我提出“要么是通过以自我演进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创新实现,要么是通过以某种外力迫使为主要特征的制度革命实现。”并不是主张暴力革命,而是想指出这样一种趋势。历史上,私有的政权通过君主立宪等和平赎买的过程转向共和(republic)的例子不胜枚举,平台的公有化也有很多途径,关键是各方是否意识到这一趋势的必然性。当然,你也可以说像美联储这样的私人平台隐藏在公有的政府背后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如果按照历史的逻辑,不论华尔街设计了多么好的规则(三权分立、独立央行、民主选举、言论自由),都不能保证资本的绝对安全。财富的极端分化决定了华尔街早晚会被公有化,只是我们不知道何时用何种方式而已。

  

   七、可以拆分平台企业吗?

   朱文比较有价值的挑战,是对于平台拆分的方式。朱文认为,就算是你想公有化,平台的特性也决定了你无法做到,“企业不能随意拆分。平台企业的数据作为资产和其他资产也是互补的,数据的产权和其他资产的产权是不可分的。关键问题是谁经营平台,利用数据更有效,如承认企业家更有效率,那就得让企业家拥有数据的产权。如让企业家经营数据,却不让企业家拥有产权,这是相互冲突的。经营平台的企业家根据非平台企业对各种服务的需求对资产进行调整。政府没有能力根据非平台企业的服务需求来调整其资产”。

   这就涉及到前文提到的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混淆上。如果企业家就是资本家,你当然很难分开。但现代企业,很少是依靠自有资本的企业家。阿里没有马云,的确“有可能因为经营不善,使平台倒闭,从而殃及非平台企业”,但如果由养老基金和社保代替软银和雅虎作为战略投资者,马云会变得不会经营吗?之所以马云要依赖孙正义、杨致远,乃是因为公共资本缺位。我们可以看看蚂蚁上市背后那些差一点一夜暴富的投资人,哪一个比公众有更多的资格分享财富的增长?假设马云在蚂蚁的股份不变,剩下的股份全都属于养老金、公积金,人民还会这么反对蚂蚁上市吗?

   经济学的一个假设,就是唯一能驱动企业家创新,就是对金钱的追逐。但在一个不公平规则获得的锦标,并不会真正激励那些靠自己实力就可以胜出的企业家。很多人把那些伟大企业家成功后对社会的回馈视作慈善,但我宁愿相信那是企业家在不公平制度下获得的超额财富的救赎。马云说“只要国家有需要,支付宝随时会上交国家”,我相信这并非是马云的矫情,那些创了伟大平台的企业家比大众更加知道其所创立的企业的公共属性。

   至于朱文所说的“如把平台公有化,那就有可能取消了企业家的判断,使平台不再具有企业的性质”乃是传统经济理论对公有化典型的系统误读。正如其所说“平台企业‘首先是企业’。无论共有还是私有,企业家都要“运用判断使用资产,并承担风险,获取利润,这是正常逻辑。”设想一下软银和雅虎在阿里巴巴的角色替换为养老金,会影响马云的企业家行为吗?现实中,新加坡股市上淡马锡持有的资产可以高达40%以上,那些上市企业一样需要企业家。可以公有和私有并不是企业家能否发挥作用的前提。

   有人会把我的观点极端化,先将我的主张归纳为国有化,再拿那些国有化失败的案例否定我的观点。其实,我主张的从来都是混合经济。我和当下主流的PPP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区分了平台公司和普通公司。这种区分不是按照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是按照其所起的作用。企业结构的描述,给了“国有”还是“私有”之外第三项选择:“一旦引入分层的企业结构,就可以在平台和非平台企业选择不同的制度组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可以被重新定义——只要平台企业是公有的,哪怕普通企业都是私有企业,这个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反之,只要平台企业是私有的,不论普通企业是什么所有制,这个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朱文针对我的观点“所谓‘国进民退’不一定是政府亲自‘下场’做平台,而是在平台企业初创时入股,去做风投,扮演类似当初淘宝创立时孙正义那样的角色。”认为“政府难以扮演孙正义那样的角色,政府官员缺乏这样的能力,还有,政府资金一般是风险规避型的。”朱文完全忽视了像合肥市政府、淡马锡和挪威主权基金投资的成功,忽略了美国养老金在股市上的成功,忽视了美国国防部、日本通产省、韩国政府在航空航天、互联网、半导体和其它公共领域积累的大量高风险投资案例。的确公共基金具有避险的特征,但这只是说明我们缺少公共资金抗风险的设计机制。假如这次蚂蚁上市前按照公允估值由养老金投资,还会有很高的风险吗?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机制根本没有进入资本市场设计者的视野。

  

   最后

   理论的盲区导致行动的盲区。

   朱文认为“平台化趋势最多只是一种经济现象,不可能对经济学构成什么挑战。”如果你把“平台”同“公共产品”这个经济学熟悉的领域挂钩,马上就可以理解“平台”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现象。我注意到朱文的公号的标签“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其实我本人经济学知识的一个源流杨小凯,就是一个奥派理论的鼓吹者。我在微观理论上也提出基于多样性“哈耶克竞争”,货币方面的研究也借鉴了不少来自米塞斯、庞巴维克的思想。

   无可否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很多深刻的洞见。但作为一个理论,奥地利学派毕竟面对的是100多年前的世界。他们提出的理论和方法很难直接套用来解决今天的问题。无论企业、政府、货币、资本,都和10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出现的经济问题已经和发达国家同步,甚至更早。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再依靠拾人牙慧解决现实中的新问题。我们必须有自己的视角,这就是我所说的“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

   由于拙文并非一个严格的学术文章,所以大量采用了类比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拙文的观点是建立在非严格的逻辑基础上的。同演绎和归纳相比,类比更适于高效率的对比概念体系而不是单一的概念。例如,通过“平台”和“平台公司”和“公共产品”与“政府”的对偶结构,就可以把“平台”视作一个与“公共产品”等价的概念,从而将“平台”这个没有被严格定义的词汇,转变为经济学熟悉的概念。然后,通过将公共产品定义为“公共的重资产”,将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定义为“政府”,使得“平台企业”可以和“政府”一样,在经济学熟悉的语言中展开讨论。而这其实是提出一个新的公共选择范式,其对立面,就是朱文所坚持的质疑公共权力的经济学传统。一旦这个部分被挑战,整个经济学大厦都会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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