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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百年变局越是具有不确定性,世界各国越是要走合作之路

更新时间:2021-01-17 09:55:03
作者: 黄平 (进入专栏)  
如气候变化与生态保护、疾病与健康,传统的国际关系甚至都未把它们列为重大议题,现在却成了威胁我们、挑战我们的高风险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突发性的危机。

   3、全球化:“丛林法则”,还是共商共享?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一个方面很重要。21世纪初发生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世界经济危机,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两房次贷危机导致雷曼兄弟倒台,并由此引发了华尔街金融风暴,它的力度、性质、影响,比在此之前的拉美20世纪80年代的主权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都更甚,这可是在最核心、最发达、最要害的地方和领域发生的,而且它影响到欧洲、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中有很多地区的发展至今还在受其影响。

   这两年人们又开始担心新的金融风暴会不会再次来临,在这次疫情之前,人们讨论最多的,包括金融界、经济学界、银行、政府,最担心的还是新的金融风暴,那一轮还没完全过去,新的是不是又要到来?这次会在哪里爆发?又将产生什么后果?

   再就是“9·11”事件,这也是个非传统的安全挑战,就是用非传统、非国家的形式,以一种极端的恐怖主义方式来挑战西方最强的国家,并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把纽约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给炸掉了。

   这样,从21世纪之初的“9·11”,到2007~2008年的金融风暴,以及这次几乎席卷所有国家并以极快速度持续蔓延的新冠病毒疫情,都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性挑战。可以说,我们正处在高度的不确定和高风险之中,这也使我们有了新的安全观。2007~2008年的金融风暴至少把一个原来很学术的词,变成了大众的词、通用的词、常见的词,这就是“不确定性”。当然与它相关的其他词还有风险、危机,乃至“陷阱”“黑天鹅”,这些词都成了我们每天挂在嘴上的常用字,这两年一个最流行的话就是,现在“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至少从新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观来看,我们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和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各个国家有各自的发展蓝图。但是这些意想不到的新挑战、新风险,使人类意识到,大家其实都在同一条船上,利益、安全、健康、保障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其实在这些共同的挑战面前,包括金融风暴、气候变化、传染病、新冠病毒疫情这样的挑战,也包括恐怖主义这样的挑战,不同的国家、社会、人民、团体,在安全还是不安全面前,都身处同一条船上,外面是惊涛骇浪、波涛汹涌,不知道哪儿还有更大的漩涡,大家只能同舟共济。当然,在同一条船上,首先要保证船行驶的方向正确,其次还要保证船能行稳致远。前面说过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两场世界大战打死了很多人,也打醒了很多人。我们也是用几十年的革命和战争,流了无数的血,牺牲了无数的人,才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一建立就致力于求和平求发展,当然为了和平首先要保主权保安全,改革以后更是如此,几十年一路在和平环境中发展起来。

   欧洲很多国家也是这样,打了几百年仗,到了20世纪两场世界大战,打得要么一败涂地,要么遍体鳞伤。所以从联合国这个机制到一些国家间的地区机制,特别是欧盟,都将和平作为解决问题的首选。当然任何时代都有狂人、疯子和为一己之利铤而走险,甚至利令智昏的人,所以侵略从没断过,局部战争也没中断过,包括单方面的轰炸,以及政变、政权更迭,还有什么“颜色革命”等各种花样。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讲百年未有大变局,是指在新的世纪,世界面临的新挑战多了、风险大了、不确定性强了,而旧有秩序不灵了,原有格局不够了。

   第二个现象,就是所谓的“权力中心”从西欧到了北美,然后经济发展的中心又到了东亚,一开始还不是中国,当然现在中国的发展成了非西方国家高速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案例,甚至很多经济学家称其为“中国奇迹”。但是,21世纪也不只是我们在发展,世界各地的新一轮发展都开始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已经不只是求生存,而且也求发展,其中当然也包括贸易、投资,商品流、资金流,还有技术和信息的普及与分享,当然还有服务。我们随时能看到人员的大流动,从教育、科技界人士,到文化人士、旅游群体,还有大范围的企业家、劳动者,都在大范围、大规模、高频率地跨国跨地区流动。固然,全球化不是现在才有的,18~19世纪也有,也可把它追溯到更早,没有民族国家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不是封闭的,至少现代社会以来,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来,它们就对外扩张、对外殖民、对外侵略了,包括对外战争,为的就是经济利益、贸易利益、资本利益,有时候是枪炮为贸易开道,有时候是军舰做贸易和投资的后盾,那时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但是,“冷战”结束以后进入21世纪这一轮全球化,并不是今天突然发生,就像新的世界格局变化,也不是突然才出现的。时间上、空间上,以及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结构与体制原因。目前,看上去发展中心似乎转移到了东亚,当然也包括中国,好像是又要有一次权力转移,有的人甚至用霸权转移整个词,但中国是不称霸的,发展起来也不当霸权国家,不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的国家,这不仅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的制度、价值和现实利益决定的,更是当今世界大势所决定的。

   这样一个变化,说是百年未见,就是过去那100年我们见证了战争、见证了大萧条、见证了“冷战”,却还没有见过当今这样一个既是全球化又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原有的秩序不灵了,原有规则不够了,连联合国也要与时俱进,需要不断改革,纳入新的议题,从气候变化到防疫和健康;还需要有新的机制体制,将世界各国有机融入诸如共商共享、互利共赢的共同体,从而最终走出丛林法则,不搞零和游戏。这个新的世界格局既是全球化的,又是更公平的,还是多元包容、文明互补的。全球化仍在发生中,但是从财富到分配、从机会到福祉、从安全到健康、从环境到生态,现在的全球化是不均衡的,不够公平的。怎么改变它?这是新的百年未见大变局中的应有之义、应解之题。

  

   二、百年大变局正在重塑世界秩序,其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不确定性

   什么叫大变局?它不只是说变化,变化天天都在发生,问题也永远都有。2007~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大的不确定性,这次疫情这么大的风险,都是实实在在的挑战,挑战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每个社区以及每一个人,如果不改变、不调整、不适应、不配合,那就可能使已经过去的危机再来。大变局,一方面是指如此之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指非西方的发展如此之快和影响如此之大,这是20世纪一战结束以来没有过的,甚至也是近两三百年来没有过的。

   从生产体系的结构上讲,现代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制造业就外溢,背后是资本外溢、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是个什么东西?原来资本只在本地投资、生产,如英国的利物浦、伯明翰、曼彻斯特,它们都是重工业城市,是在英国本地生产机械、纺织、化工等产品。但资本有一个本性,就是它要不断追求利润,甚至是超额利润,如果另外一些地方或国家,比如说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或者投资建厂的成本都更低,而利润会更高,回报更快,限制更少,那资本就要往那些地方和国家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中心的转移,在欧洲也发生过好几次,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到荷兰,从荷兰到英国,都是资本和制造业的转移。而随着制造业和资本的外移,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是失业,甚至是犯罪、吸毒、卖淫等社会病的大量化和外显化。当然也留下了金融,留下了银行、股票、债券,以及一些服务业、旅游业,等等。金融资本成了资本的主要形态,这个至少是对虚拟经济、泡沫经济最重要的解释之一,也是对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最重要的解释之一。

   贸易不平衡,其背后深层次的问题是结构性的矛盾。资本输出导致生产基地的转移,也导致本地的失业、税收减少、政府预算和财政赤字增加,基础设施陈旧和破败,还有相关的社会病,等等。

   再一个问题是全球化客观上造成的不只是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技术、服务、信息等,也在大规模、高速度地横向流动。核心的问题是一个金融帝国如果没有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支撑,这个霸权地位该怎么维持呢?而美国维持霸权地位除了依靠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人均收入等,最关键的还要看它的科技是不是继续处于最前沿,是否还能继续垄断高科技技术,包括以专利的形式、知识产权的形式去垄断,也包括其军事实力和技术是否继续处于世界的最前沿、最高端。

   回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它作为一个客观上正在发生的大事,事实上就是过去一百年的西方秩序、安全框架和基本经济结构正在改变,因此西方秩序或霸权秩序正越来越不灵了,而新的秩序正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构建与博弈之中酝酿、形成及发展,这个过程还要有多少曲折,还有多少陷阱、风险、挑战、危机,还有多少新的不确定性,还要经历多长时间,这都是不确定的。

   总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华民族要完成伟大的复兴梦,就必须保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同时千里之行始于脚下,实事求是、稳中求进,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需要的时候也要果断干脆。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办好,就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此文选自《家国天下:中国发展道路与全球治理》 第三部分 国际问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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