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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 邹培:精准扶贫的思想内涵、理论创新及价值贡献

更新时间:2021-01-17 09:38:38
作者: 雷明   邹培  
要把握好三者的尺度,一旦过分强调共生共享、按需分配,就有可能出现“等、靠、要”的福利陷阱;一旦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共建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有可能导致发展不均衡,激化社会矛盾。精准扶贫就是避免低效,以“两不愁三保障”作为“共生”的标准,强调激发贫困群体脱贫的内生动力,在减少经济不平等的同时减少机会不平等,推动共建。

   2015年10月党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关注制度安排和贫困群体的民主权益,提出“用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创新民主机制,使广大贫困群体在共建扶贫生态系统中能够与其他社会群体一起进步”,强调我国精准扶贫要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扶贫、和谐共生的共生共建共享原则展开,共生、共建、共享三者应互为前提,兼顾公平与效率、生存与发展、经济与政治,力争将发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发展动力与发展目标、发展过程与发展结果有机地统一在精准扶贫中。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进一步解决这一矛盾,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2018年国家制定乡村振兴战略,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确保贫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以不断缩小发展差距。

   八个字:反贫困命运共同体(扶贫生态)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1)基于人类命运的伙伴关系,我国自觉遵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精准扶贫不仅本国全民参与,还与其他国家和组织合作,例如接受国际组织指导、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以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通过“一带一路”共同减贫等。

   精准扶贫,互为关联。“***批”的脱贫方式,显示出生态环境建设、人的自身建设、发展经济以及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脱贫的重要作用;瞄准靶心的“滴灌”扶贫,资金、项目、技术、人员统筹协调,打好脱贫攻坚组合拳;2014年15部委下发《创新扶贫开发社会参与机制实施方案》,引导全社会参与,“探索各类党组织结对共建,通过贫困村同城镇居委会、贫困村同企业、贫困村同社会组织结对等多种共建模式,为扶贫带去新资源、输入新血液”(12);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推动后发展地区更深入地融入市场经济,加入到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赢的社会关系新格局。

   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精准扶贫最终会建立起全社会的反贫困命运共同体。反贫困命运共同体将具有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主体间责权利明晰化、主体间权力相互依赖和互动等特征;相互依存的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协同治理观会成为反贫困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居民个体、贫困对象在共同体中合作协商,实现双向度或多维度甚至是全方位的治理,在达成贫困群体脱贫目标时兼顾其他社会主体的合理诉求,在谋求贫困群体发展中促进其他社会主体共同发展,以更加平等均衡的反贫困伙伴关系增进社会主体的共同利益。

  

   二、精准扶贫的理论创新

   精准扶贫是我国在发展中实事求是摆脱路径依赖的一次实践创新、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精准扶贫实践中,我国利用社会制度优势,采取了一系列中外扶贫史上独有的扶贫措施,如村支部挂帅的村“两委”统揽本村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制度、建档立卡制度、全社会参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等。各举措环环相扣,相互协调,贯穿脱贫攻坚始终。

   第一,建立健全驻村工作队制度。精准扶贫从农村人口脱贫“一个不能少”出发,根据各贫困者分布于贫困家庭的现实,设计出贫困户谁来找、如何找,找到了谁来帮、如何帮,帮扶效果谁来评、如何评,脱贫后如何能持续发展的一系列办法。贫困户分散在每个村庄中,由村党政组织直接负责落实国家各项扶贫政策路径最短,效率会最高,但贫困村原先的党组织绝大多数“两委”班子不健全、执行能力较差。为此,国家在贫困村设立驻村工作队,从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高等院校等单位选派优秀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做到“一村一个工作队”,一方面带领村“两委”精准识别,“一户一个责任人”地与贫困户结对子,针对贫困根源精准施策;一方面建强村两委班子——蛛网式扶贫体系的最外圈最基层,增强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第二,扶贫最基层单位下移。将党支部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村“两委”)作为脱贫攻坚的最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其最了解本村实际的优势,将其打造成永远驻村的“驻村工作队”,赋予其执行脱贫攻坚具体任务的权力,村“两委”从驻村工作队的帮手转变为脱贫攻坚最实际工作的承担者。“富不富,看支部”,提升了工作能力的村“两委”把精准扶贫嵌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为农户脱贫、摘帽村庄不返贫、贫困地区增长速度超过国家平均增长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第三,实施建档立卡制度。建档立卡是将精准识别中获取的农户信息、帮扶内容、贫困低保户每年变化、脱贫结果等加以记载。由于落后地区低收入农户多,村里人情关系复杂,只有挨家挨户地了解农户的收入支出情况、基础设施、家庭财产、教育、医疗、环境、灾害等信息,才能保证综合测评准确;国家规定将贫困户的信息资料建档立卡,档案中标明致贫的主要原因及对症措施,贫困户每收一笔扶贫款、一批扶贫物资都必须收发方签字、留档,每年家庭的变化如孩子就学、成员就医、务工收入、粮果菜收成、养殖情况、房屋建设等须分类填写。建档指标数量多、信息广、专业性强,扶贫干部要录入专门的扶贫数据系统,以便每年对扶贫效果跟踪评估,调整帮扶方案。建档立卡最能把握“精准滴灌”情况,便于检查、监督、考核和比对,保证扶贫的精准性。

   第四,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社会参与扶贫。用7年时间解决中国千年遗留的脱贫问题,时间紧任务重。对此,我国将精准扶贫提升到“攻坚战”的状态,将脱贫攻坚战分为前方和后方,前方是拼搏在农村脱贫一线的基层干部群众,后方是全国人民;调动国家机关、军队、武警、高等院校、国有企业等国家直属机构定点帮扶、无条件支持,鼓励非国家直属机构参与扶贫,如民营企业扶贫享受税收优惠等;弘扬中华民族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利用宣传媒体形式多样地教育动员社团、社区等社会组织,统筹施策,实现了脱贫攻坚的全社会参与。

   第五,保证实施效果的可持续性。精准扶贫实践独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方法措施系统,这些方法措施不仅要确保贫困人口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更要注重脱贫人口持续减贫能力的提升和外部条件的改善。各项措施常用中国独有的数字表达法概括,如“***批”“四个切实”(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础组织)、“六个到村到户”“十项行动”(村级道路畅通、饮水安全、农村电力保障、危房改造、特色产业增收、乡村旅游扶贫、教育、卫生和计划生育、文化建设、贫困村信息化)、“六大体系”(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体系、政绩考核体系)、“五位一体”(政策扶贫、项目扶贫、产业扶贫、社会扶贫、金融扶贫)等,着力推动连片特困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重点民生工程建设,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为脱贫人口提供能持续“造血”的环境,使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自然衔接,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精准扶贫可谓人类历史首创,其创新思想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国家强调高速度发展,建立在追求GDP高增长率下的“大水漫灌”式扶贫带来了城乡亿万贫困人口的迅速脱贫,但粗放式发展也引发了资源耗竭、生态环境破坏及吃扶贫大锅饭等问题,最需要减贫的地区和人口减贫速度逐渐减缓,相对贫困问题益愈突出。精准扶贫是创新发展理念的体现。对于如何评估贫困地区发展成效,国家将视角从考核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转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成效,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区域,不再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标考核,而是将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贫困人口的减少作为主要指标;相应地,国家把人均收入2300元的扶贫达标线改为综合反映生活水平的“两不愁三保障”,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可以说精准扶贫方略作为先期探索,为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十三五”时期五大发展理念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理论开篇。

   第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集体智慧领导人民探索出摆脱贫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我国逐步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先后采取“大水漫灌”“区域分灌”以及“精准滴灌”的方式帮助贫困人口脱贫,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基础。确保不漏一村、不落一人的“两个确保”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脱贫攻坚战的成功将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一大成果,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观、反贫困思想的重要补充和贡献。

   第二,发展了社会治理理论。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我国一直强调社会治理改革,构建了关于精准扶贫的政策体系以及政策支撑下的蛛网式扶贫工作格局,形成了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东西协作、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层层落实、各级第一首长主抓问责、“村两委”担当脱贫攻坚先锋、对口职能部门提供各类保障服务的脱贫攻坚体系,整个体系责任清晰、分工明确、任务到人、考核到位,“精准到人到户,六个精准,***批,四个切实,六个到村到户,十项行动和六大体系,五位一体”等扶贫制度措施协同发力,运用系统论、控制论的同时还发展了系统论、控制论。随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深入实施,中国的精准扶贫将会成为全球治理研究的参考。

   第三,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扶贫作为准公共品,其公共品特征要求政府主体肩负起基础设施、“两不愁三保障”的重任,但其准公共品的特征又要求其他社会主体能够参与并开展多元甚至全员扶贫,形成多元供给体系,进而保障扶贫的市场有效、社会有效,提升扶贫效果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因此,“社会参与、构建五位一体社会大扶贫格局”是我国政府在新时代用宏观调控、制度框架、法律法规弥补“市场失灵”,用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均等化平抑初次分配差距、补齐贫困人口民生短板、完善准公共品扶贫服务供给体系的创新,是对现代准公共品供给理论的重要贡献。

   第四,发展了人类未来发展理论。倡导人类应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作为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于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13)。精准扶贫中的“一个也不掉队”将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成功实践,中国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将会成为打造全球现代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参考和组成部分。

  

   三、精准扶贫的价值贡献

   精准扶贫取得的成就充分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时代三问,用事实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

第一,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马克思有关扶贫的论述指出,制度性贫困和生产力贫困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制度扶贫和生产力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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