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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罗尔斯对宗教问题的思考

更新时间:2021-01-16 09:45:13
作者: 李文倩  
使人们陷入了一种绝然的孤独之中。

  

   本文基于以上简要论述,认为青年罗尔斯从共同体优先的思路出发来解释罪与信的涵义,其基本思想可用文中的这样一句话来概括:“罪就是使一个人从共同体当中分离出来,信和爱则是将共同体结为一体。”[21]换一种表述说,那些诱使一个人背离共同体的东西即是罪,而那些让一个人进入共同体的东西即是信(和爱)。

  

   二、《正义论》与宗教

  

   罗尔斯的本科毕业论文《简论罪与信的涵义——基于共同体概念的一种阐释》所讨论的问题大致属于神学伦理学的范畴。或许罗尔斯认为这篇论文并不成熟,生前没有发表。罗尔斯的第一部著作是出版于1971年的《正义论》。从本科毕业论文到《正义论》,罗尔斯所关心的问题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从对个体之伦理问题的关注走向了对制度的道德分析。涛慕思·博格(Thomas Pogge)说:“罗尔斯之所以集中关注社会正义,乃是由于他洞察到,伦理学越来越不能处理现代社会具有重要道德意义的方面的问题。现代社会引起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制度性道德分析远比交往性道德分析更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难题。”[22]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罗尔斯的转向具有必然性。

  

   随着这一转向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罗尔斯《正义论》的写作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罗尔斯虽然在二战之后放弃了宗教信仰,“但《正义论》的写作过程本身并不是一个自觉而明确地摆脱宗教影响的过程”。[23]这也就是说,尽管罗尔斯本人可能对此并无明确的意识,但《正义论》一书的写作在客观上受到了宗教思想的影响。对于这一观点,已有学者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但在笔者看来,这些分析似乎多多少少都有点牵强。在《正义论》一书中罗尔斯明确指出:“我们不需要借助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学说来支持正义观念的原则,也不需要想象出另一个世界来补偿或纠正两个原则在这个世界中允许的不平等。”[24]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尔斯明确拒绝正义观念的证成需要一个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基础。

  

   笔者认为《正义论》的这句话基本能够概括罗尔斯对宗教问题的看法:“国家不能支持任何具体的宗教,也不能惩罚或伤害任何宗教机构或者非宗教机构。”[25]在这一表述中蕴涵着这样几点内容:一,政治和宗教分属不同的领域,不应相互干预;二,国家作为政治建构的实体,其动用世俗权力支持任何一种宗教,必定会伤害其他宗教的公平发展;三,国家在法律的意义上保障宗教自由,不得任意惩罚或伤害宗教机构;四,非宗教的机构或社团也在法律的保护之下,享有平等发展的机会,国家不得对其进行任意惩罚或伤害。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表述的这一原则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其渊源,也是对近代欧洲历史进行反思的结果。有学者指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涉及的宗教问题,基本上是对洛克、霍布斯政治哲学中有关良心自由讨论的继承。而后两者的相关论述则是直接基于近代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宗教改革及其随后发生的宗教迫害的哲学反思,其论证逻辑的基点在于将信仰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视为私人性的。因此,为了保卫信仰自由,首先应当警惕国家对这一私人性的侵犯。”[26]也就是说,政治属于公共领域,宗教信仰属于私人领域;国家权力只在公共领域有效,它无权侵入宗教信仰这一私人领域。

  

   政教分离这一原则的出现是对近代欧洲历史上的宗教迫害进行反思的结果。关于这一问题,罗尔斯不仅在《正义论》中,而且在其后的论著中反复提及此点,不断为政教分离原则进行申辩。

  

   在《我的宗教观》(1997)一文中,罗尔斯说:“教会的历史包含着它与国家之间长期历史的关系史,以及它运用政治权力建立它的霸权、压制其他宗教的历史。”[27]在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的考察中,人们一般认为,这样一种二元的权力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近代欧洲分权观念的出现。但罗尔斯此处的表述更多揭示了教会与国家关系中不“光彩”的一面,即教会利用国家权力建立宗教霸权,排斥或压制其他宗教的黑暗历史。

  

   罗尔斯还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它们都曾有过迫害异端的狂热。在《万民法》一书中,罗尔斯写道:“人们广泛认为,异端邪说比杀人害命更恶劣。这种迫害的狂热,一直是基督教的大祸根。路德、加尔文以及其他新教改革家,也无不具有这一点;而在梵蒂冈第二次宗教会议之前,它在天主教同样不曾遇到根本性的抵制。”[28]认为异端比杀人更恶劣,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似乎预设了如下主张,即一些信仰者认为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比生命更重要。

  

   在某一教派的内部,对异端的清算主要表现为对个体的宗教迫害。在不同的教派之间,宗教冲突不断加剧之时则会引发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宗教战争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代价惨重,任何一方都无法取得绝对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起初作为“权宜之计”的宗教宽容就出现了,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宗教宽容最初在历史上出现,乃作为敌对信仰之间的权宜之计;后来,它变成了文明人民共同拥有的道德原则,也为他们的主流宗教所承认”。[29]这表明,宗教宽容作为一种道德原则,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智慧,而绝不只是一种天真或懦弱。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在近代西方的出现,其历史根源之一即宗教宽容。1985年,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政治性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一文中写道:“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之一,就是各种不同学说的发展要求宗教宽容。”[30]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在历史上,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都认为他们自己所信仰的才是唯一、绝对的真理,这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观念引发了异端审判和宗教战争。但随着历史的进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暴力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制造出了更多的问题,比战争更有效的是找到一种合作的方法。在观念的层面上,人们也认识到,对自己所不信仰的东西采取一种容忍的态度,似乎比起而讨伐更为明智。在有了这样一些认识之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的出现也就不奇怪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就能获得更多的认肯:在公共政治领域之中没有绝对真理的位置。

  

   自由主义主张政教分离原则,这就要求在公共政治领域对一些完备性学说进行限制,在一些笃信宗教的人看来,这一原则实施的后果是宗教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从而使整个社会更加世俗化,而这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但事实上,正如罗尔斯在《公共理性理念新探》(1997)一文中所指出的:“认为政教分离主要是为了保护世俗文化,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然它确实保护世俗文化,但这种保护并不比它对所有宗教的保护更多一些。”[31]无论是对宗教还是非宗教文化,自由主义所采取的是一种平等尊重的原则。

  

   今天,不只是在某一个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指责自由主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归结起来,在所有的这些批评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在价值上自由主义是虚无的;二,在实践上自由主义是软弱无力的,尤其是在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时候。但事实上,这两点指责都是出自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因此是不能成立的。第一,自由主义不承诺任何“厚”的伦理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价值上就是虚无的,有学者指出,平等尊重的原则本身即一种“价值肯认”,是一种明确的“道德观念”。[32]第二,对于那些与平等尊重的原则相冲突的价值观念或人生理想,自由主义“对其在公共领域中的实践必须予以明确的限制和抵制”。[33]这就是说,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宗教宽容并非是没有限度的,对于那些敌视自由主义原则本身的实践,自由主义有正当的理由对其进行限制或打击。

  

   三、公共理性与信仰

  

   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平装本导论”中,罗尔斯写道:“政治自由主义不是一种启蒙自由主义的形式,即是说,它不是一种完备性的自由主义学说,不是一种常常被认为是基于理性并被视为适合于现代的世俗学说,基督教时代的那种宗教权威已不再具有宰制性了。”[34]在这里,罗尔斯首先将政治自由主义与启蒙自由主义做了区分:如果说启蒙自由主义是一种基于理性的、以自主或自律为道德理想的完备性学说,那么政治自由主义则不具有这些特征。在启蒙的时代,由于宗教在整个社会中仍占据支配性的地位,一些启蒙思想家对其作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在现代社会,宗教已失去了那种宰制性的支配地位,由此,对于宗教,政治自由主义比启蒙自由主义持有一种更温和的立场。罗尔斯说,“政治自由主义明显不同于并反对启蒙自由主义——在历史上它曾经对正统的基督教进行攻击。”[35]

  

   启蒙自由主义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道德学说,而政治自由主义则仅仅着眼于政治领域,认为政治问题的讨论应受到公共理性的约束。有学者指出:“《正义论》中的公共理性是一种自由主义完备性理论提供的,而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公民没有共享同样的完备性理论,公共理性只是一种关于自由和平等公民共享政治价值的推理方式。”[36]这即是说,公共理性不以任何完备性的理论或学说为前提。

  

   在一些人看来,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从启蒙自由主义到政治自由主义,意味着一种理论上的“退却”。但在罗尔斯那里,这一转向并非是毫无理由的。在根本的层面上,所谓“转向”涉及这样一个问题:政治哲学的恰当起点究竟是什么?《正义论》所提供的制度性道德以一种完备性的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它无疑是规范性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理想性的。但在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中,人们持有不同的善观念,要求所有人都接受一种完备性的学说,似乎缺乏足够的理由;而在实践的层面上,如果没有强权的压制,要求所有人都接受一种完备性的学说则是不可能的。罗尔斯就此说:“关于意义、价值、人生目的的这些观点——它们均由相应的完备性宗教学说或哲学学说所具体提出——都不能得到公民的普遍认肯,所以,通过基本制度来追求它们中的任何一种善,都会使政治社会产生一种宗派特征。”[37]宗派政治建立在压制的基础之上,而且很容易在全社会制造出一种伪善的气氛,因此对于以自由为基的现代社会而言是不可欲的。

  

   如果说《正义论》所提供的正义理论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而带有理想性的话,那么《政治自由主义》所预设的就是一个多元的现实。罗尔斯说:“自由主义把善观念的多元性作为一种现代生活的事实接受下来,当然,条件是这些观念得尊重适当的正义原则所具体规定的各种界线。”[38]这表明,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政治自由主义》以现实为起点展开论证,而不是试图以某一种完备性的理论来规范现实。

  

以现实为起点来展开论证,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善的观念,在这些善观念的持有者看来,他们持有一种特定的善的观念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也并不打算做出改变。但是,在这诸种善的观念之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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