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莉:从不结盟到“多向结盟”

——印度对外战略的对冲性研究

更新时间:2021-01-15 22:34:56
作者: 李莉  
但2010年起日益偏离不结盟,其当前所奉行的“多向结盟”更多体现为一种对冲战略。接下来,本文将从三个层面分析当前印度外交的对冲性实质:一是在对立的国家或国家集团间两面下注。本文将考察印度如何在美国与俄罗斯之间谋求中间位置、如何在美日印澳四国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左右逢源以及如何以中等强国外交补充其大国外交。

   二是开展有限结盟或议题式结盟。有限结盟特指采取对冲的国家与某一大国结成的非正式安全关系,这种关系虽未达到传统军事同盟的程度,但已具有该大国与其盟友间合作的部分内容,如基础性军事合作协议和先进技术转让待遇等。议题式结盟就是就某一议题推动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它有别于传统同盟和有限结盟基于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共识的特点,其合作基础在于共同利益,议题可以涵盖政治、经济、安全和科技等诸多领域。本文将考察印美安全合作协议的有限结盟性以及印度在中美之间、在中俄印三边合作和美日印三边合作之间、在美日印澳四国集团与金砖国家合作之间所采取的议题式结盟。

   三是战略模糊性和政策的弱稳定性。如前所述,战略模糊是指采取对冲的国家在竞争的大国间回避选边站队,即便其中一个大国是其潜在对手。政策的弱稳定性缘于战略模糊的初衷,即采取对冲的国家之所以选择战略模糊是为自己赢取时间和空间以降低风险,待局势明朗后再做出战略选择。因此,对冲多是发生于地区或世界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一种权宜性政策选择。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大国竞争态势会有反复,大国要求其他国家选边站的压力也会时紧时松,相关国家的对冲政策也会随之出现调整。本文主要考察印度对“印太”概念的模糊处理以及印度在中美之间对冲的逐渐弱化。

   当前印度外交的对冲性首先表现为在对立或存在矛盾的国家或国家集团间左右逢源、两面下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是大国竞争回归的年代,先是美国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高调“重返亚洲”,后是特朗普政府2017年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将大国竞争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任务,将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在此背景下,不仅美俄、美中双边关系中的竞争性不断增强,美国与中俄各自主导的多边组织之间的矛盾性也日益突出,印度的多向结盟也因此成为一种两面下注的对冲性政策。与此同时,为防止以大国为中心的外交在世界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无法全面保障自身利益,近年印度还积极推动中等强国外交,试图在大国与中等强国间形成一种新的两面下注。

(一)同时加强与美俄的战略安全关系

   2013年,美国和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危机陷入了遏制与反遏制、制裁与反制裁的“新冷战”式对峙,但这丝毫未影响印度同双方的战略安全合作。首先,印度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强与美国互动的同时并未削弱与俄罗斯的合作。仅就军购而言,尽管印美军火贸易增长迅猛,美国已一跃成为印度的第二大军火供应国,但2018年以来印俄军火贸易重拾升势,两年间合同额达到145亿美元,包括备受瞩目的价值50多亿美元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鉴于美国2017年出台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CAATSA)对其他国家与俄罗斯国营军工企业的贸易进行了限制,可以说印度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是冒着得罪美国的风险,这证明在军事安全合作方面印度在美俄间采取了对冲策略。

   其次,印度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也对美俄采取了两面下注,如在克里米亚危机和叙利亚问题上偏向俄罗斯,在伊核问题上则逐渐靠近美国。2014年3月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印度不但没有加入西方阵营去谴责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还明确反对美国主导下针对俄罗斯的单方面制裁。2015年9月,俄罗斯开始对叙利亚局势实施军事介入后,印度同样采取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立场,认为俄罗斯的军事介入是为打击“伊斯兰国”而非叙利亚反对派。在伊核问题上,尽管印度在与俄罗斯的联合声明中仍然强调全面落实2015年伊核协议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自特朗普政府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印度迫于美国的压力已大幅降低与伊朗的合作水平,几乎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其与伊朗在“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上的合作也停滞不前。

   最后,印度在地缘政治上加强与美国互动的同时,对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也表现出浓厚兴趣。2015年,莫迪政府与奥巴马政府签署《美印关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承诺两国将在“从非洲到东亚”的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构建伙伴关系。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正式出台“印太战略”后,印度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合作持续加强,包括启动外交部部长和国防部部长参加的“2+2”对话,并将其打造成推动双方印太地区合作的主要机制。而对于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印度也明确表示欢迎并同俄方达成初步共识,认为大欧亚地区与印太地区是“共同空间”,两国将加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上的合作。显然,印度认为这一倡议在地缘政治上具有平衡作用,既可对冲日益走近的中俄关系,也可缓解俄罗斯对印美战略合作的担忧。

(二)“四国集团”与上合组织并行

   2017年6月,上合组织批准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正式成员;同年11月,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即“四国集团”复活,四国在马尼拉东亚峰会前举行了司局级对话,这是四国在2007年以来的首次官方对话。印度同时参加四国集团与上合组织,其抵消性和矛盾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两个机制的主导国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随着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中俄视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俄主导的上合组织与美国主导的四国集团必然具有竞争性。事实上,这两个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各自主导国推进或应对大国竞争的重要平台。2017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加强美日印澳四边合作作为其“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柱,其目的就是要防止“中国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以及“维护共同利益和美国的领导地位,阻止该地区发生不利的变化”。2019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则强调该组织是“开展富有成效合作的可靠平台”,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二是两个机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潜在对立。“四国集团”意在打造价值观同盟,强调“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原则是(四国)合作的基础”。“四国集团”积极推动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2007年在印度议会发表的著名演讲《两洋的交汇》和2012年年底提出的“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构想核心都是要在印太地区构建“基于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同盟”。上合组织成员国政治体制则更具多样性与包容性,而且它们都是非西方国家。

   三是两个机制所追求的国际安全秩序具有互斥性。上合组织“致力于以平等、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安全为基础构建更加公正、平衡的国际秩序”,强调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关键性作用。而“四国集团”则倾向于维护美国主导的、以军事同盟为特色的旧安全秩序。2007年5月,美日印澳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举行的首次四方司局级安全对话被视为“亚洲版北约”的前奏,这也是澳大利亚和印度先后退出的主要原因。“四国集团2.0版”复兴于大国竞争回归的时代,其“亚洲版北约”的走向似乎更为明显。

   四是两个机制在地缘上有陆地与海洋之分。上合组织已覆盖“亚洲的心脏”,包括中国、俄罗斯、中亚和南亚的大部分。“四国集团”所依托的印太地区则涵盖两大洋,成员国多依赖海上力量。因此,上合组织构建的是一种以陆地为依托的地区安全秩序,即欧亚大陆秩序;“四国集团”则是一种以海洋为依托的地区安全秩序,即印太秩序。有印度学者认为,尽管上合组织与“四国集团”间存在着突出矛盾,但印度必须在其所代表的两种秩序中保持对冲。

(三)打造“中等强国联盟”

   印度前总统新闻秘书、现外交部政策顾问阿肖克·马立克(AshokMalik)曾在2017年撰文呼吁印度不要将视野局限于大国外交,应尝试建立中等强国联盟。在他看来,当前是一个非经典的多极世界:第一梯队的大国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第二梯队是中等强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阿联酋等。第一梯队国家各自有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是脆弱的。在此状况下,中等强国可结成松散的联盟,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作用,但他强调这种联盟是建立在民主共同价值观基础之上,而且是在秩序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安排。

   尽管印度官方迄今未对所谓“中等强国联盟”有任何表态,但近年在实践中明显加强了对中等强国外交的投入。双边层面上,印度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持续提升战略和安全合作。印度与日本已建立了“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印度同澳大利亚、印尼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0年,印度先后与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印澳后勤保障相互支援协定》《印日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这将为印度与两国的联合军演和海上安全合作提供便利。此外,印度与日本启动了“亚非增长走廊”合作,日本还在印度北部助其修建战略公路,在印度南部帮助其开发扼守印度洋进出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

   在多边层面上,印度陆续与中等强国建立了各种小多边机制。2015年建立的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三边官方对话机制和2017年启动的印度、澳大利亚、印尼三国战略对话机制均聚焦于印太地区秩序和海上安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和法国于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联合启动了“国际太阳能联盟(ISA)”,截至2020年7月已有87个国家签署框架协议,其目标是通过利用清洁、低成本的太阳能推动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2019年9月,印度还参加了由法国和德国发起的“多边主义联盟”,认为在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泛滥的背景下多边主义至关重要,各国应加强合作应对全球挑战。此外,“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以及由印度、德国、日本和巴西组成的旨在推动联合国改革的四国集团也在持续活动。

   与反对一切形式结盟的不结盟及含有相互安全保障、联合作战等内容的正式同盟不同,当前印度的对冲性外交倾向于有限结盟或议题式结盟。不断加强的印美安全合作就具有有限结盟性,而印度在中美之间、在中俄印合作和美日印合作之间、在美日印澳“四国集团”与金砖国家合作之间的左右逢源则属于议题式结盟。

(一)印美安全合作的有限结盟性

除美日印澳“四国集团”具有军事同盟的趋向外,印度与美国在“四项基础性协议”上所取得的进展也表明印度外交已背离不结盟。所谓“四项基础性协议”,是指美国与其防务伙伴为更好开展防务合作签署的协议,其目的是增加彼此军队间的协同性(interoperability),同时规范高精尖技术的转让。早在2002年,出于印美联合军演增多的需要,两国就签署了《常规军事信息安全协定》(GSOMIA)。协定允许双方分享军事情报,但要彼此保护对方的秘密信息。但由于印方担心被绑上美国战车而失去战略自主,其他三项协议长期被搁置。近年来,印美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双方于2016年和2018年先后签订《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LEMOA)和《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前者允许双方使用对方基地进行补给或维修,后者允许美国向印度转让安全的通信和数据设备,从而使美国能够通过安全渠道与印度军队分享实时数据。剩下的一项《地理空间情报基本交流合作协定》(BECA)也有望近期签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wangp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435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