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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全球治理研究的未来:比较和反思

更新时间:2021-01-14 23:31:44
作者: 庞中英 (进入专栏)  

   摘要:全球治理研究日益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学科。全球治理研究源于国际关系研究,又改变了国际关系研究。然而,全球治理研究的未来变得复杂,其相关性、可持续性和确定性成为问题。全球治理的实践深陷复合危机。注意到当前关于作为学科的全球治理研究向何处去的各种意见,我们可以提出一项旨在创新21世纪全球治理研究的议程,即构筑可持续的复合全球协同或者复合全球会议。

   关键词:全球治理研究;复合性;多头性;多元性

   作者简介:庞中英,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教授(山东青岛 266100)。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国家海洋治理体系的构建研究”(17ZDA172)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目前,国际全球治理研究界,反思全球治理似乎正成为某种共同做法。2018年,最早研究全球治理的两位学者托马斯·魏斯(Thomas G. Weiss)和罗尔登·威尔金森(Rorden Wilkinson)出版了《重新思考全球治理》一书。早在2013年,他们两位就在《国际研究季刊》发表了《重新思考全球治理:复杂性、权威、权力和改变》一文。

   本文之所以首先提到魏斯和威尔金森,是因为他们的“反思全球治理”的工作和对世界的“复杂性”(复合性)的强调。在中国的全球治理研究者,面对新的全球挑战和全球治理形势,也应该到了全面、深入、不同地“反思全球治理”的时刻了。为了反思全球治理,重新评估世界的复合性也许是一个关键的角度。

   全球治理就是全球问题的各相关者(包括全球问题的制造者)为了控制、缓解、(甚至)解决面对的全球问题而进行的全球协同。这是本文关于全球治理的基于经典的当代理解。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在评论上述《重新思考全球治理》一书时用了“协同”(in concert)一词来说明到底什么是全球治理:“发明于1990年代的‘全球治理’一词试图把握多面向的方式。在这些方式中,各国政府、公司(私有部门、行业)、跨国集团、国际组织等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协同地工作’(work in concert)。今天谈论全球治理已经不再是时髦。许多人(指在美国的人,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的美国人)一听到这个术语就认为这是某种形式的精英的‘全球主义’(globalism)。”

   伊肯伯里这段话启发我产生了两个看法:第一,全球治理中有“多方”,具体可区分为“(各国)政府”和“非政府”(尤其是来自市场或者资本、社会、跨国力量或者国际组织等)。冷战结束以来到现在,30年过去了,“政府”和“非政府”是人们造出的一个“二分”(dichotomy)并流行到现在。但此一二分却似乎重新简化了实际事物的复杂性。第二,全球治理确实是各方(尤其是利害冲突的各方)之间的协同。他使用的concert一词在欧美具有长期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著名的“欧洲协和”(European Concerts)。各方之间为解决或者对付共同问题或者共同挑战的协同就是全球治理。欧洲协和被叫做“全球治理在欧洲”的起源。当时欧洲的最突出共同问题是和平或者秩序。

   在过去30年,在国际(问题)研究(包括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全球治理的研究很多、很深,却走到了上述伊肯贝里说的“不再时髦”的田地。在当前的“反思全球治理”中,研究者对全球治理的困难性甚至全球治理的危机性到底有多少深入思考?

   2015年11月,我前往柏林参加了以研究世界秩序著名的德国国际关系学者汉斯·摩尔(Hanns Maull)组织的“冷战后的国际秩序的未来”研讨会。“冷战后的国际秩序”逐渐发生了大问题,所以其走向成为当时国际研究的焦点。这次会议后的第二年,即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脱欧”(Brexit)通过,美国则选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特朗普总统,英美似乎再次“领(世界)风气之先”。摩尔认为,他在2015年的选题是前瞻的,却不得不面对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这样的多个“黑天鹅”事件的冲击。于是,他要求我们参加柏林会议的各位作者修改会议提交的论文,充分考虑到“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正处在复杂路口的现实。2018年,摩尔把题目改为《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兴衰》,正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直忘不了摩尔的这个书名。在这次研讨中,我头一次感到,至少在欧洲,冷战后发生的不同于“单极世界”的另一种世界秩序的“全球治理”在走向衰落。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猛烈攻击全球治理。关于全球治理的趋势,有人用了“全球治理大倒退”(global governance in retreat)的说法,提出了“是否放弃关于全球治理的思考”的大问题。

   本文主要目的也是重新思考全球治理,主要是说明全球治理的问题和对复合世界的治理之道。全球治理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在于世界的复合性。不过,全球治理尽管超难,却不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因为全球治理之难而陷入“全球治理不可能”的论调之中。全球治理是20世纪后期逐步明确的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和社会实验。但现在却到了一个全面评估已有的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时候,到了一个为下一步全球治理研究(且不管全球治理的实践)指出正确方向的时候。复合世界的关系和结构是处在治理的过程中,还是没有得到治理或者陷入混乱、无序?我原来的观察和思考是,这些复合世界的“多”个行为体会处在某种协同。现实是,协同并不会自动出现,我们绝不能想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多”并没有在协同。我们到底如何做到让“多” 达到协同?原来的和现有的全球治理之途径或者方法为什么缺少效果、甚至失败?从1995年开始运作的WTO为什么在今天发生了倒退,而存在回到WTO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危机?气候变化治理的全球进程为什么因为最大的成员美国的退出而缩水?

  

   一、世界的“复杂性”“多元性”或者“多方性”

  

   时间总是过得非常快。冷战结束时的20世纪90年代初诞生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全球治理研究。到21世纪第三个10年的今天,全球治理研究近30年。如何评价全球治理研究?本文认为,全球治理研究从一开始就强调“复杂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有必要回顾30年前的全球治理研究。

   罗森脑(James Rosenau)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研究的鼻祖之一。他本来是做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研究的,最早把复杂性科学用到国际事务研究。不过,在罗森脑的最后20年,钟情的不是“国际政治”,而是“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他在冷战结束后的几乎大多数研究,很少使用“国际”一词。有关的思想和观点主要见他的《世界政治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挑战》《世界政治研究: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这两卷尽管是论文集,却收入了这位学者为期50年的漫长研究,显示了他思考和研究的变化。

   要了解罗森脑关于复杂性的全球治理研究,对在中国的研究者来说,简捷的途径是参考上面提到他的两卷文集。把复杂性引入世界政治研究,代表着罗森脑本人和他希望的范式转变——“全球化世界政治研究”(globalizing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在其第1卷我们能看到罗森脑这样的标题:“建构世界政治研究的新范式”“许多烦心事:复杂性理论和世界事务”。而在其第2卷,我们能看到如下一些题目:“许多个全球化(研究),一个国际关系学”“全球化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全球治理的本体论”“全球治理作为分解的复杂性”“变化、复杂性和治理”。

   罗森脑毕竟是全球治理研究的先驱。他之后,“复杂性”全面进入全球治理研究中。以下是我对于复杂性进入全球治理研究以后的一个初步观察。

   在这次全球治理研究的后期,安明博(Amitav Acharya)等国际关系研究者也介入到全球治理研究中。安明博提出“在多元复合世界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in a Multiplex World)。他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就是以此为题。2017年12月8日,中国盘古智库和印度金德尔全球大学法学院在北京共同主办了“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安明博参加了这个会议。记得安明博在会议上的主要观点就是介绍“在复合世界中的全球治理”。到了2019年,他与英国的布赞(Barry Buzan)合作的《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百年来的起源、进化》大作出版,震动全球国际关系学界,包括研究全球治理的。该书的第9章题为《后西方的世界秩序:深入的多元性》。

   奥兰·杨格(Oran Young)等本来也是国际问题专家,后来因为研究世界环境、星球生态等问题似乎距离原教旨的国际关系研究愈来愈远。他认为世界由多个复杂系统构成。2019年12月9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了杨格的《多个复合系统》一书中文版的发布暨“全球治理的新议程和新挑战”研讨会。杨格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该书中文版《序言》指出:“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一场根本性的多层面的变化正在发生。这些变化将使当下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过时。地球已经成为一个由人类主导的、日益复杂的系统。可以预见到,在多种力量(包括富裕人口的增长、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进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启动以及气候变化等大规模环境变化造成的破坏)的共同推动下,这一发展将在全球尺度上重新安排政治经济事务,这种重新安排将使当今许多核心问题都不再处于主流位置。”除了注意和重视杨格指出的“复合系统”(注意:杨格用的是复数的“复合系统”,就是好多个、各种“复合系统”),本文顺便一提的是,杨格关于地缘问题的断言对我影响最深、与他的这个观点分享最大。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目前的全球治理在复合世界倒退的危机正是因为“地缘政治的某种回归”。但我认为,这种“回归”并无太多的新意,历史上地缘政治一次次地“回归”(包括“歇斯底里”),并不意味着“地缘政治”将再次主导未来的世界(全球)政治。

   除了“复杂性”全球治理研究外,值得重视的是“多头性”(polycentricity)的全球治理研究。“多头性”即“多中心性”。“多个山头”嘛!确实,字面上直接理解就是如此。根据这种理论,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多头性的世界。由于“多头性”,治理就是多中心(各中心)之间的复合互动,在某一个领域或者特定议题上,尤其是在气候、生态、资源、环境、卫生(健康)等“公域”(the commons)议题上,各“山头”(中心)通过互动制定(形成)规则和试图贯彻(落实)规则。“多头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模式,代表着全球治理研究的一个前沿。

   我不认为,复杂性和多头性是一对新的二分,而是认为,多头性是一种复杂性。而多头治理则是早期的学者,如罗森脑强调复杂性的问题后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是多头治理理论的特点,即从具体实践中抽象一般理论,然后再把一般理论使用到实践(治理)中。

   就多头治理的一般理论而言,奥斯特罗姆的贡献是历史性的。她的研究一开始是纯科学的在微观层面上的抽象的社会实验,但这样的研究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提出了解决“公域”问题的一般理论。奥斯特罗姆的理论在实践上是可行的。奥斯特罗姆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把其研究从纯理论转向具体的气候变化治理,认为多头治理是对全球气候治理进行分析的“有用工具”。

罗森脑、杨格和奥斯特罗姆等并不是局限在所谓“国际关系”学科的一批人。本文没有研究这些学者彼此之间的知识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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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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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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