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家范追忆许思园:一个被湮没的现代学人

更新时间:2021-01-14 12:47:17
作者: 王家范  
其潜意识无时无刻不在追寻一个超越现世的灵异境界,其心魂永远在向灵境飞驰,追求当前世界不能给予的兴奋及不能具有的光彩。

  

   先生早在郭沫若名闻一时的考证之前,即已发现“太白祖先为西域胡人”,并说“(太白)宛然一汉化甚浅之胡人”,“好浪游乃天才特征之一,在太白并可能出于游牧民族之遗传”,由此,先生所说的李白个性极度伸张、具西方“浮士德精神”,可见出谜底。这里,我倒意不在伸张先生太白论的学术价值(自有文学专家去估量衡定),而是由此突发异想,先生之于太白,是不是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我觉得,先生身上是有一种太白的气度的,看似天真中发散着憧憬灵境的豪放。如是,先生之上述议论,亦可豁然得解了。

  

   先生对印度佛家的“耽空寂”绝不表赞同,然又谓“万物不二之阔大境界印度哲人感受最亲切……在中国即三教盛时亦所未窥”,而在其“诗论”中多有赞诗人“周遍万物之欣欣生意体会独深,且浑一身心归于自然,直与大化冥合”,似于佛学真如之旨亦然默契。晚生以为,此亦夫子意境之自道。先生之融通中西,原以体用不二、大化冥合的自然意境为追求,故此,语言的表述不仅显得笨拙,有时简直就是一种有形的累赘。即以先生前引,再联系本书中多次申言“求来日中国文化之发皇……其必不可少之条件,则为思想信仰之充分自由”等等,若不能前后串读,细心体悟,别说当日,即令现在也很容易望文生义,被视为有向慕西方“自由”社会或“民主”政治之嫌。晚生虽是在“文革”劫后读到遗文的,此种心理障碍当时亦然不能排遣。大化玄深,潜移默运,时至望六之年,重读先生至论,始觉断裂凿枘有同苏格拉底所说,最易异化为“语言暴力”。殊不知先生受西化之熏染,而又不受“西化”之桎梏,对西方政治、文化时有尖刻的批评,而其自由之义则原非纯出乎西土。先生在文中多有由此及彼、由彼返此的比量辩证。先揭其自由之义以辨之。

  

   初读遗文,最感突兀的是,先生多次申言“思想信仰自由、职业自由、财产与人身自由在中国历朝已视作理所当然,不须明文规定”,“中国人两千余年来在君主世袭制度下所享有之政治自由较19世纪以前西方人所享有者实远为充分”。细寻绎文意,方知先生实际上是从文化观念史(或心态史)上着眼的。先生极赞由孔子首先发明的“内心自有其主宰”之义(即自讼、自厚、自反、自省、自慊、自正、自强、自诚、自得等),断言“真正之自由惟有从自主中获得”。“自诚则自主,自主与自由原属不二”,“于自诚中求自得,于自主中求自由”,并称:

  

   此一绝大发现之价值直莫可比拟,无法形容,……此自反、自诚、自得之人生智慧,实为我民族两三千年来无数人共同之瑰宝,其深入人心至为普遍而悠久。在中国即使深山穷谷之牧童、村妇亦为此智慧光辉所照耀,成为哲学家而不自知。中国民族特富于理性,和平宽容,能忍耐自克,不因彼此间思想信仰不同而互相迫害,其故或基于此。

  

   先生一再与西方作比,认为承平之时中国人不赖警察与牧师维持社会秩序,全得益于儒家教化本乎人人所共有之良知良能,即人性之善,理想极高明,而又平易近人,故最具普遍性:

  

   当太平无事政治清明之日,中国无数川原山谷,间傍小桥流水,自成村落,往往数十年间成为市邑。耕读传家,比比皆是,士农身份,原不甚悬殊,而同为儒家教化所孕育。……旧日中国之读书人与农民在大一统局面之下,实为世界最自由之人民(有职业自由与信仰自由),习于自由而不知自由之珍贵。

  

   在此,晚生斗胆直言,以历史的或生活的经验事实准之(这特别要感谢多少次的上山下乡、访贫问苦,才读懂了中国真实的农村生活),先生对中国旧日社会的印象,迹近于已然将心中之向往化入的田园诗境,似也掺和着一种淡淡的、吾辈恍若隔世的文人或绅士气息,情乎天真。正如梁漱溟力持中国社会无有阶级,思园先生亦然证言我战国秦汉以来几乎不再存在特权阶层,后学以为犹不免蹈履尽信书之误,或执于理想而将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偏离,忽略隐去。当然,现今的我,也再不会因此而轻忽了先生透过纸背所传达的深意——自由的最高境界——以及由思古之幽情所寄托的追求。我想要指出的是,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另一侧面也并非全然淡漠:

  

   中国历代政权更迭无不基于强力,取决多数以转移政权之方策两三千年间殆未有设想及者。小民之命运悬于君相与里胥,遇水旱虐政不得已植偕亡之心揭竿而起,枯朽万骨,即至成功亦可能只是以暴易暴。中国民本主张渊源甚古,然而乏全民政治之理想,政权基于暴力不能和平转移,此实为我国政治史之一大缺陷。

  

   记得钱穆亦曾有中国古代只重治道而无有政体之研讨,如西哲亚里士多德者,皆发人深思。先生还以为此种缺陷也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底气所限定:

  

   中国文化植根于农民,富于农民气息之士人阶层发荣滋长,其弱点为实用主义倾向太强,过于重现实,妥协性太大。此士农文化由定型而停滞殆将六七百年,士人大都耗费日力于注疏、校勘、寻章摘句、模拟因袭,其下焉者但知揣摹风气以博利禄,于大自然之浩阔奇幻熟视无睹,于万汇变化无意探求其故,于亿兆生灵无穷苦难之海潮音充耳不闻。

  

   我先民之受祸烈矣,然而我国学人对罪恶与灾难之感悟认识终不若希伯来人与中古欧洲人所感之深切。……悲情与劲气似俱不足。……其原因有数端。最主要者为士大夫虽来自民间,但形成阶层之后则高居民之上,成为受大众供奉、受帝王豢养之辅治者。……历代士大夫优点固不少,但有一根本缺点,即与民同患之情不切,仅以辅治者自居,对人间大祸难不能挺身担当。

  

   恰如前引,在检讨“中国文化之缺陷”一文中,先生认为中国缺乏“全民政治之理想”实为一重大缺陷,并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说:“全民政治之理想导源于16世纪,17世纪末期方成为系统学说。”由此,读者或许会以为这是在向慕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在先生的思想系统中,“民主政治”与“全民政治”却如同大海与众沤,未可等同齐衡。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道:

  

   (西方)19世纪后半期民主政治较有进展,而贫富悬殊则日益加剧。全民政治之必要条件极难具备,充分实现迨不可能。但作为一政治理想而论确有其不可磨灭之价值。此理想视社会为一自愿结合之体,法律为共同意志之表现,彼此人格平等,权利平等,服从多数而尊重少数,政权得以和平转移。此理想倘渐次实现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之距离不断缩小,最后建立自治社会。

  

   “全民政治之条件极难具备,充分实现迨不可能”,语虽平易,却最耐人寻味。于此,再一次呈现出无数先贤以至今人亦难排遣的“生存困境”:道德与政治的内在紧张。当先生沉浸于“全民政治”思想灵境中,固然可以精骛八极神游六合,一旦尘埃落地,无论故土抑或西域,黯然伤感之情就难于掩饰。先生极推崇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多次赞叹“中国哲学家政治理想甚宏大,于政治之道探究尤为精深透彻。民本主张从未有人敢公开否定”,但又说“中国两千余年来之实际政治固未能符合儒家理想”,“历代中国政治不乏民主因素,但政权建立始终不离强力,所谓‘马上得之’”,“以暴易暴”。略加深究,其实中外皆然。西人对“全民政治”理想亦有难堪的沮丧,亨利·泰勒说道:“人民主权的教义落在群众手里,将解释为并产生出一个完整的无政府状态,然后延至一个统治者出现,落在他的手里又将解释并产生出一个完整的专制形态。”(转引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然而这一切并不能遮没精神史上屡仆屡起、追求不绝的精彩,在先生是“以有涯追无涯之悲剧”自喻,而卢梭则表白说是“形而上学的种种精妙都不能动摇我对灵魂不朽和天意公道的信仰”。李白与浮士德,东西方两种形质迥然相异的浪漫主义,在这种可思而不可及的灵境中邂逅相会了。

  

   至此,我们已领略到了一种在当代“文化热”中殊为陌生的、非肯定又非非肯定的思维形式。在近代,游历西土、移习西学的一代人,其归趣五彩缤纷,亦不易思解:或然全盘西化,或然唯本土是优,返趋保守,此为两极;但也有不少先贤孤往独来,不取阳关捷径,却甘愿在八卦阵(一部人类生存发展史本就是一个八卦阵!)中迂回曲折,细心寻觅着可归属全人类财富的精神晶体,若于人类良知上过不去的,则尽情摒斥,无论其东西南北中。先生对西方历史文化所持的视角亦有类似之处。在这方面,我觉得先生所给予的,有些是为前人所未发的。先生不满意西方者于书中屡有论述,无有曲意回掩。诬责先生为崇洋媚外见此当不攻自破。然与行世诸书最不同的是,先生说道:

  

   西方世界从荷马歌咏之英雄时代起,迄今三千年,盛行寡头政权,……民主与专制,在西方政治史仅居次要地位,以贵族、领主、豪门为主之寡头政权,无疑为西方政治之主流。

  

   对寡头政权先生绝不抱好感,平日常在亲友间坦露无余,言之即愤然,此则何故?读下文即知:

  

   近代英、法、俄、普等国曾出现君主集权,19世纪由工业革命而产生富豪特权。凡特权必须借强力维持,故西方社会阶级压迫极大,阶级斗争层出不穷。

  

   西方社会一贯建筑于特权之上,古希腊、古罗马如此,近代亦如此。19世纪初期起在西欧北美特权渐次失坠,民主精神方获发扬,然而不过百年,民主前途已岌岌可危。

  

   对西方寡头政权之贬斥,既基于先生梦萦魂绕的古时中国贫富不甚悬殊、民类皆以自主营生(又曰“各尽其职”),又源于先生的独特文化观。且看先生的议论:

  

   (近代君权又为市民阶层所夺)此在西方乃一绝大变局。从而智能日积,财富日充,18、19世纪西欧文物臻于极盛。然而市民政治基于自由竞争,斗知识,斗资财,漫无止境。此时政治学家力主放任,企图将政治权能减少至最小限度,以便于自由竞争,甚至有视政治为“无法避免之恶”者,浸至政治与道德完全分离,人人为己,而构成一冷酷无比之社会。此建于极端个人主义上之社会不容长久存在已无疑义。中国儒家政治理想与西方中古等级社会及近代市民政权俱彻底相反,今后实有深入探究之必要。

  

   迨19世纪中期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已涸竭,自然主义如日中天。由于机械唯物论、决定论之笼罩一切,故此时之自然主义人生遂极度阴黝,即意识中呈现之自由之感亦认为只是幻觉。自然主义过度发展势必引导人群趋于孱弱、冷酷、堕落。

  

谚曰:“旁观者清。”20世纪以来诸学问大家对西方近世时弊之针砭类皆尖刻,入木三分,而与多数盲目迷溺西土、唯欧是美的浅薄议论大异其旨。先生于此曾广而推之,“渺小与伟大,人实兼而有之。以志率气则成其大,心为形役则沦于小”。对商品大潮异化孽生的“心为形役”,实比吾辈体验要早半个世纪。然先生行文至此仍未尽意,忽如峰回路转,惟因西人内心不及我中庸平和,异族入侵、宗教迫害、贫富悬殊,种种孽业异变则又远甚于中土,远洋彼岸另一种文化景象却令先生再三致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432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