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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欢:澳大利亚国防战略的调整及对印太安全形势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1-01-14 09:34:14
作者: 肖欢  
而不是全球疾病的中心。但是美国现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狂热、虚弱、迷失方向。特朗普总统任期和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结合,正在对世界看待美国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从美国方面而言,特朗普印太战略中很重要一部分就是,更多地依靠本地区的联盟体系,鼓励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盟国更多地担负起地区防务的义务,包括要求国防预算增加至GDP的2%以及从美国购买先进武器装备等。因此,澳大利亚此时大幅度调整国防战略,也是在为美国军事力量的收缩及在印太地区的重新部署做好准备。

   其次,中国影响力在印太地区显著提升。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相比,中国近年来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上升。对于澳大利亚而言,中国实力增长所导致的最为敏感的变化表现在两个层面。地区层面,澳大利亚认为中国以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在印太追求更大的影响力,比如中国“可能在印太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将会破坏本地区的稳定和“直接利益区”。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和开展正常的军事交流,令澳大利亚感觉如芒在背,常常被澳方污蔑为“债务陷阱”,认为意在与澳争夺“传统势力范围”。在国家方面,澳大利亚指责中国“在使用包括经济在内的各种方式对澳大利亚实施胁迫,以达成战略目标”。自2009年起,中国就开始超越美国和日本,成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澳铁矿石的最大买家,也为澳教育产业带来数量可观的收入。但是,澳中政治关系的冷淡和紧张使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根据最新统计,2020年1月至8月,澳对华出口总值同比下降7.5%,特别是仅8月单月,澳大利亚对华商品出口下降逾26.2%,下降幅度超过其余所有国家。

   此外,中国实力在印太地区的提升使澳大利亚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焦虑。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员,澳大利亚国内的很多政治人士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疫情中的糟糕表现、不断“甩锅”和“退群”的行为,感到无奈和失望。同时,他们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成功,特别是抗疫成功中体现出的强大动员力和执行力,深感惶恐不安,他们在内心无法接受“北京模式”优于“华盛顿模式”的现实。洛伊研究所的赫尔夫•雷马休(Herve Lemahieu)表示,他“更担心的是北京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的软实力。在美国放弃成为全球危机领袖之际,北京的言行将吸引许多国家”。可见,澳大利亚国防战略的调整,亦是澳在为中国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在印太地区全面跃升做好准备。

   第三,澳大利亚国内治和经济现实的需要。前文已经提及,美国由于自身实力的下降和主导地区安全事务意愿的减退,也乐于看到“铁杆盟友”澳大利亚能够在印太安全格局的塑造方面发挥更加主动和积极的作用。在外部环境契合的同时,澳大利亚当前的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也为国防战略调整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就澳大利亚国内的政治气候而言,随着近年来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反对外来投资、外来移民和自由贸易的声音在澳政坛不绝于耳。为了获取政治利益和选民支持,澳执政党自由党倾向于在对外安全政策上保持强硬的态度,特别是在巩固与美国的密切联盟关系的同时,试图主动塑造印太地区“直接利益区”的安全格局。在对中国政策上,澳自由党尤其强硬,有时甚至比美国还要积极:指责所谓中国情报部门渗透澳大利亚核心部门、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澳大利亚5G网络建设、带头发起对新冠疫情源头的“独立”调查、攻击中国涉港国安法等、宣布中国南海领土主张“非法”。澳国内评论说,这些做法“让莫里森总理找到了一个政治上的最佳点,他既能捍卫澳大利亚主权,又能在下届联邦选举中打出‘中国牌’作为自己的王牌”。

   在经济方面,澳政府希望通过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在提高本国国防工业自给自足能力的同时,实现新冠肺炎疫情后刺激经济复苏的目的。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未来10年将有100亿澳元的投资用于更新和重建该州的国防设施,政府推行的“本地工业能力计划”,将最大限度地促进本地工业参与这些项目的实施,为新南威尔士州的当地社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很明显,国防战略的调整迎合了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和经济的需要,所以报告出台后,即使是澳在野的工党和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工商界人士也没有提出太多的反对意见。

  

4澳大利亚国防战略调整对印太安全形势的影响

   澳大利亚既是印太地区的中等强国,也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关键支点,其国防战略的调整无疑将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将更加紧密,对印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力更大,但不愿直接卷入中美冲突。澳大利亚凭借目前或可见未来的军事及综合实力,肯定无法独自支撑起主导印太“直接利益区”安全的大局。因此,巩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更加紧密地追随美国的印太战略,是澳大利亚已经在此次报告中向世界公布的战略选择。所以,澳美同盟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既来自澳对印太战略安全环境的悲观态度,也是基于澳美之间在文化历史、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方面的高度认同。澳大利亚国内跨越党派的主流政治倾向是,美国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秩序是澳大利亚安全、稳定和繁荣的基石。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即使面临美国实力下降的现实、外交政策摇摆不定的窘境,澳大利亚也会在军事安全领域继续紧随美国,为美国在印太的军事部署提供最大可能的协助,包括加强作为澳美同盟后勤、军需物资和作战行动的“集线器”作用、扩大美海军陆战队在达尔文轮换部署规模、在澳北部建设新的美军油库、从美国采购远程进攻武器等方面。同时,美国今后将也将更加侧重发挥澳美同盟的关键作用,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四边机制”,QUAD)的建立,致力于“五眼同盟”功能和成员的拓展,在南海行为准则制定和对南太平洋岛国援助问题上对冲中国促进地区和平发展所做的努力。

   当然,澳大利亚并不愿意看到美中两国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对峙或冲突,特别是极力避免军事上卷入中美之间的角力。据外媒报道,2019年8月,澳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否认美国曾提出在澳部署中程弹道导弹的要求,并表示如果澳大利亚被问及此事,澳将拒绝。在2020年8月澳美外交国防“2+2”部长级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澳外交部长马莉斯·佩恩(Marise Payne)也表示,“我们无意伤害伤害澳中关系,澳大利亚有信心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决定”。正如评论人士所言:“澳大利亚将发挥更加平衡、多方面的作用,而不是被硬塞进一场消耗一切、不惜代价的大国斗争中”。上述表态印证了澳并不愿意毫无保留地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完全支持美国。

   其次,澳大利亚将“直接利益区”视为其势力范围,重点争夺“两南地区”主导权,保证“两翼”安全。前文所述,澳大利亚的“直接利益区”涵盖了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南太平洋的广阔地区,远远超出了澳大利亚本土的周边区域。而且,澳决心以“积极、进取的态度,争取直接利益区内的稳定、安全和主权”。澳大利亚对“直接利益区”表述虽然没有1823年美国《门罗宣言》那么直白和排外,但也是历史上首次将上述区域列入势力范围,作为其实现印太地区中等强国雄心的一部分。可以预见,澳大利亚在今后10年会将军事力量的主要投送和运用范围优先放在“直接利益区”,特别是与其有重要利害关系的“两南地区”,即南太平洋和南海。为此,澳大利亚将努力提升与区域内南太平洋岛国、东盟的防务合作关系,确保澳大利亚“直接利益区”安全的“两翼”,即南太平洋岛国与海上东盟国家。

   南太平洋地区长期以来一直被澳大利亚视为自己的“后院”,它既是澳西北部本土防御的海上防线,也是向印太其他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后方。在此次国防战略调整中,南太平洋地区被认为是紧邻澳大利亚本土的“直接利益区”,重要性可想而知。近年来,澳大利亚加大了与中国、印度在内的新兴国家争夺在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投入。在防务合作领域,澳大利亚升级了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防务合作,实现了澳国防军与巴新军队的混编。澳大利亚还试图将与南太平洋岛国的防务合作作为澳美同盟体系的一部分。2018年11月,澳大利亚决定在巴新重建马努斯岛的隆布鲁姆(Lombrum)海军基地,使其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第二岛链基地群的一环。今后,澳大利亚还将持续增加对南太平洋岛国的经济援助和防务合作,推回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约翰•布拉克斯兰(John Blaxland)指出:“莫里森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的强势政策不允许失败,需要向太平洋岛国加倍提供援助,以确保澳大利亚战略利益,赢得日益激烈的竞争”。

   南海地区是澳大利亚“直接利益区”内的重要海上交通线,每年约有30%的全球海上贸易经过南海海域,澳大利亚60%的贸易也需要由此经过(Radio Australia 2012)。南海地区与澳东北部的达尔文距离约2500公里,是澳大利亚保证东北部海域安全的屏障和侧翼。在《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发布后不久的2020年7月23日,澳大利亚就紧随美国,改变之前的中立态度,正式宣布“中国对南海有争议领土的主张非法”。此前,澳大利亚还派出以“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HMAS Canberra)在内的5艘军舰,在南海和西太平洋与美国、日本展开联合演练,并被媒体曝出在靠近南海岛礁时与中国海军舰只“不期而遇”。为了加大对南海地区的介入力度,澳大利亚在主要依托美国力量的同时,还将南海问题作为与个别东盟国家强化防务关系的“粘合剂”。以印尼为例,澳大利亚与印尼在2019年12月发布《联合宣言》,表达“对南海问题的严重关切”,担忧“对争议岛屿不断的军事化”。今后,澳大利亚还将密切与印尼的防务合作和交流,包括联合演习、技术转让、能力建设、信息交流和情报共享等领域,“支持印尼武装力量和海岸警卫队保护印尼海域的能力,潜在地弥补印尼有限的经费预算”。

   第三,澳大利亚将继续深化与印度和日本的防务合作,协助构建“四边机制”。除了前文提及的南太平洋和南海地区之外,澳大利亚还将通过加强与印度、日本的防务合作关系,进而协助美国构建针对中国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针对澳印关系,澳国内一些专家认为,“为了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澳大利亚需要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扩大出口市场,而印度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在防务关系方面,澳印共同遏制中国已然成为澳大利亚战略界的选项之一。有些澳大利亚学者毫不掩饰地说:“横跨从好莱坞到宝莱坞广袤地区的国家将团结起来,共同遏制中国”(White 2020)。澳著名智库洛伊研究所形象地指出:“长期以来,澳印关系一直围绕着3C展开,即板球(Cricket)、咖喱(Curry)和英联邦(Commonwealth)。 考虑到2020年两国关系的变化,可增加2个“C”:中国(China)和遏制(Containment)”。2020年6月,澳印两国总理举行了线上峰会,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签署了《后勤相互支援协定》(Mutual Logistics Support Arrangement),该协议将允许彼此使用对方的军事基地,并允许双方开展更多海军合作。外媒还报道,印度已正式邀请澳大利亚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年度“马拉巴尔”(Malabar)联合军演,这一决定意味着“四边机制”的所有四国将同时参加印太地区的军事演习,具有很强的象征性。今后,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下,澳大利亚将继续密切与印度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协助美国将“四边机制”实体化、北约化。

澳大利亚和日本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两大重要盟友,被称为“南锚”和“北锚”。随着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日益网络化,澳日之间的防务合作关系也日趋紧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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