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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青: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与方向

更新时间:2021-01-13 23:40:02
作者: 李海青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最为关键的是要推动公共权力内部合理关系架构的进一步形成。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主导型现代化的国家,公共权力的现代化程度特别是其内部关系架构的合理与否极为重要。这种内部关系架构的合理化包括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

  

   就纵向而言,要进一步推动中央、地方、基层之间责权利划分的明确化与合理化。这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但在现实中却始终没有得到特别理想的解决。现在,地方尤其是基层作为单纯执行角色的作用凸显,严格的约束机制、问责机制给一些领导干部带来压力。现在地方与基层领导干部常常忙于各种既定任务的贯彻落实,忙于应付眼前的问题与诉求,忙于迎接检查、评估、评比,难有足够的精力与时间来考虑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大事与战略规划,并且也因怕担责,没有多少动力去主动开展工作,进行创新探索。这种状况是很难长期持续的,必须在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予以认真解决。尽管中共中央办公厅2018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2019年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2020年印发了《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都强调要完善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但问题的解决远不是发几个文件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通过制度规定推动公共权力纵向关系架构的调适与优化。随着中国治理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必须选择性地赋权于地方、赋权于基层,明晰中央、地方与基层各自的责权利,使地方和基层权力与责任相匹配,具有干事创业的制度条件与客观环境,具有足够的自主权限来有效推进本地区、本部门的治理,这样地方与基层广大领导干部才能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而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完善也必须伴随这种纵向关系架构的调整并以这种调整为基础才能真正取得实效。与这种向地方与基层的选择性放权与赋权相关联,要进一步推动广大民众对地方治理的民主参与,这不仅能形成对地方与基层权力部门的有效制约,也可以更好实现协同治理。换言之,对于公共权力的纵向关系架构而言,在自上而下保持一定压力的前提下,要推动形成地方、基层一方与民众一方的民主合作型体制。

  

   就横向而言,党的十八大以后,公共权力内部的结构性变化愈益明显,逐步形成了知名学者郑永年所说的在党政体制下公共权力“内部三权分工合作”,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相对独立又相互合作的制度架构。决策权集中在党委和人大,执行权集中在政府和公检法机关,监察权则集中在纪检监察部门。应该说,这种权力内部的分工合作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顺应了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在具体实践运作中,还需要进一步调整优化。一方面,决策权相对过于集中,改革决策出台相对过于频繁密集,时间要求过紧过快,对于决策执行的条件、难度、成本等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某些领域改革的效果有待于观察与总结。另一方面,监察权的边界有待进一步厘清。比如说,在实际工作中,哪些问题是应该监察的?哪些问题是不应该监察的?有没有大致的清单?频繁的监察如果影响到正常工作应该怎么办?监察机构的职责是发现问题,但如果为了发现而发现,最终会出现什么后果?因领导干部作为而利益受损的人去告状,监察权如何处理,会不会影响干事创业者的积极性?实际上,监察权一旦运用过度,就会影响执行权,导致执行者无法作为,甚至不愿作为。可见,不论是决策权的过于集中,还是监察权的过度使用,都会影响到决策权的正常行使。此外,高度集中的决策权如何避免对监察权的过度干预,反过来,监察权对于决策权又如何有效监察,特别是如何有效监督“关键少数”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索的问题。综合而言,三权之间如何分工?它们之间的边界是什么?它们之间如何合作?三权中各权在内部如何建设?如何不对其他权力造成不必要的干预?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研究,在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实践中进一步探索解答。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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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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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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