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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目标与挑战

更新时间:2021-01-13 11:32:32
作者: 贾康 (进入专栏)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可以有以下几个分析视角。

   第一,短期和中长期衔接视角。要在短期和短中期不断面对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把握确定性,衔接好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确定性越来越明显,但不确定性在其他经济体那里表现得还非常突出,险象丛生。现在防病的疫苗进展传来了一些阶段性、确定性的让人欣慰的消息;另外,治疗药物与方法也在积极探索和积累成功经验过程中。综合来看,短期到中长期,以中国的确定性带头,世界的确定性也会逐渐提高。短期和中长期的衔接,要在动态中把握好。

   第二,总量和结构视角。要特别注意扩大内需。现在总量扩张已有一系列政策,这是必须采取的。同时在结构优化方面,仍然需要坚定不移地追求以优化结构为主线的高质量发展。在需求管理的概念上,现在特别强调扩大内需,进而明确提出“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指导方针,这是把握确定性必然导出的方针上有新意的、有侧重的表述。在深层次上,要结合继续深化改革的制度结构优化,通过有效制度供给的“龙头因素”,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落到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生产力布局等一系列结构的优化上,同时也要紧密结合优化收入再分配意义上的结构优化,共同形成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第三,存量和增量视角。动员存量潜力之外,也要提升增量绩效。疫情突发以后,很多应急反应动员出来的存量潜力让人意想不到、印象深刻。比如说中国生产新能源汽车的厂家可以在一周之内就把生产口罩和防护服的生产线投入运行。当然动员存量潜力的同时,也要特别注意形成增量过程的提质增效。边际上更高水平的增量绩效,要进一步引导整个产出绩效的提高。

   第四,政策和实施的视角。这方面的关系要处理好:很多政策设计看起来方向正确、要领明确,但是其贯彻和实施需要依靠整个治理体系和执行能力,使好的方针政策基本不走样地贯彻到实际生活中的基层。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政策设计方面需要提高水平,还需要在政策执行方面减少扭曲、真正贯彻水平能力的提高。我们立足于国内实施的很多政策,实际上还要处理和全球互动的问题。这也是执行体系必须处理好的。近几年的问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痼疾严重妨碍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中央已就此两次下文件,要求从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入手来打开有作为、敢担当、办实事的新局面,这需要与制度安排层面的深刻变革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奏效。

   (二)几项经济指标的走向及分析

   1、CPI。前些年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间,CPI一直波澜不惊地在正值区间低位波动,一直到2019年下半年。后来由于猪肉价格的猛升,带动着一些食品和食物替代品,(如牛羊肉,也包括蔬菜)一起跟着往上走,这就有了CPI在年底前后曾经冲高的过程。现在这个冲高过程已经以结构性增加有效供给的对策而使之明显回落,年内CPI增长控制在3.5%以下是有很大把握的。

  

图2 近年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物价

   分析表明,前一段CPI的上冲主要不是因为货币供应量过大,而是结构性问题。前些年以污染控制为重要政绩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控制养猪造成的面源污染,是直接支持他们出政绩的,所以不遗余力。小型养猪厂特别是大量农户散养的猪只,都被控制住,存栏数、出栏数锐减,过了一定临界点之后,市场上的表现就是猪肉供不应求。有人认为是非洲猪瘟带来了影响,但从统计局渠道披露的数据来看,其实非洲猪瘟对此的影响微不足道,全国因其而扑灭的是120多万头猪只,而全国人民一天的猪肉消耗量约相当于150万头猪,不到一天的消费量绝对不会造成这条CPI曲线如此明显的上升——这是好的出发点和执行机制之间出现了偏差而导致结果上的问题,使得猪肉供应量明显下降造成价格上扬,又带动其他的食品价一起上扬。现在由于结构性的对策而回调,这个回调有扎实的基础,已使得猪的存栏数大为回升,猪肉的供应量可望迅速增加,使这个问题基本解决。

   2、PPI。2020年迄今生产资料制成品出厂价格PPI在曲线上表现为负值。前面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出现之后,PPI在波动中进入了负值区间。2019年年底前看起来有希望消除负号,但是疫情使得PPI再次进入负值运行区间。这种负值运行显示的是通缩压力,换言之就是不必担心货币投放量过多。所谓“去杠杆”所代表的控制流动性、控制货币投放,在这一指标的具体表现上,没有政策含义上的对应性。因此从PPI看不必担心流动性过多、物价出现膨胀趋势的风险。更开阔地来说,由于流动性在这段时间必须增加,货币政策灵活宽松,比较敏感的房地产市场在某些局部地区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控制它的价格回升,比如深圳、南京都采取了措施,这是另外一个特定视角的问题。总体来说,在年内没有必要担心物价出现通胀式的大幅上升。

   3、PMI。从所谓先行指标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能够看出其变动趋势是高度敏感的。疫情出现以后,PMI曲线一落千丈,在荣枯分界线下一直落到38左右;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以后,一路冲到51以上。现在是在荣枯分界线上方很低的位置上演变。对其一两个月的变化情况可以不用过多计较,修匀后的PMI可表现的是经济景气运行的大致情况。

图3  制造业PMI指数

   4、进出口。进出口从基本数据来看,2019年的情况比预期稍好一些。那时候还没有新冠疫情,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后,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4%。由于疫情冲击,2020年一季度是负增长6.6%,和GDP的负值差不多。二季度比预期好一些,进口只是落到-0.2%,进一步的走势可以密切关注。2020年6月份实现的出口交货值,已经由5月份同比下降增长转为正增长2.6%,7-8月间已继续明显好转。以后进出口的情况,估计会在风云变幻中有一些起起伏伏。总体来说,形势并未呈断崖式下落的特征,而且实绩近期比一般的预计更好些。

  

   三、2020年和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特定考验与世界经济态势预测

   (一)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预测

   新冠疫情出现之前,年初讨论中国年度经济增速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会再往下走,落到6%左右。但是新冠疫情出现之后,有人认为经济只能追求相对增速,比如说美国经济增速现在是-3%,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速为3%,那么相对增速仍然超过美国6个百分点,中国和世界头号强国之间经济总量的距离就仍在进一步缩小。

   今年两会上也没有提出具体的GDP增速目标,因为不确定性过于明显。但是在就业等方面,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些年度目标,比如最基本的就业保障,是城镇新增就业岗位从前些年的每年1000万个调整到1100万个以后,现在又主动调低到900万个。按照2019年的经验数据推算,今年要达到900万个新增就业,其隐含的速度要求是GDP增长为4%左右——当然2020年又有一些特殊的保就业措施,因此可以将对应的GDP增速看低一些到3%左右,即上一年已经到了每个GDP新增百分点能够提供200多万个就业岗位,现在由于其他一些特殊措施,能够提高到300万个左右,这就也隐含着2020年要有3%左右的正增长。

   (二)中国要在中长期解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考验问题

   未来5-10年内,笔者认为我们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考验问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这个概念是个比喻性的表述,反映的则是世界范围内基于统计现象提炼出的一个真问题。由此在战略思维层面“防患未然”必须高度重视的,是中国在当下往前看5到10年,要严防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应力求相对顺利地跨越它。中国现在已经从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3000到4000美元的低位,走到了世界银行可比口径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2019年人均国民收入(与人均GDP差不太多),中国已是1万美元左右。再往上冲,笔者认为要力求冲到1.4万美元以上,才敢说真正跨入了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或者说跨入门槛以后出现一般性波动时仍有把握保持高收入经济体地位。因为一方面世界银行每隔几年就会调高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另一方面,国际经验表明过这个门槛风险很大——前六、七十年间,全球有100多个经济体走到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以后,再往上冲关成功的是绝对少数,只有1/10。还有些冲关的经济体是在高收入国家标准的门槛上来回出现反复,上去后又有可能再落回中等收入阶段。绝大多数样本合成的国际经验表明,原来发展势头不错的那些经济体,到了这个门槛前,就可能突然爆发各种矛盾,使经济突然失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可以好几十年一蹶不振。最典型是拉美的一群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冲关没有成功,一直到现在还在中等收入陷阱里面挣扎。还有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一度发展势头强劲的“亚洲四小龙”,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一蹶不振,现在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如果中国GDP的中高速增长能落在5%或者5%左右,持续7-8年的时间,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了,但是对相关风险,决不可掉以轻心。

   中国一定要有战略思维,宁可把情况想得更严重一些。特别是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扩大到科技、外交方面,甚至会不会有其他更为严重情况的出现,都是未定之数,其会怎样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速,现在也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绝对不可忘记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如何严防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篇大文章,是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考验。

   (三)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宏、微观考察

   还有一个需要考察的问题,就是要认识当下中国宏、微观不同层面上要处理的矛盾和要迎接的挑战。

   宏观上看的核心问题,中央认定的“矛盾主要方面”,仍然是供给侧的结构问题、新旧动能转换问题。中国的产能利用率不高,增长的质量问题比较突出,前文所说的多种矛盾的交织,已都表现为不可回避的挑战。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了“世界工厂”之说,但制造业所谓的强大,实际上是大而不强,必须升级。“中国制造”在如何升级为“中国创造”、“中国智造”方面,仍然面对着严峻的国际竞争挑战。

   这些年中央反复强调,整个宏观经济中,要打造“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以释放发展潜力。这个原则从上海自贸区开始贯彻和多轮复制,可以说是非常高水平的:明确地说,企业面对的是负面清单,法无禁止皆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让企业充分发挥积极性,去试错、去创新,保护产权,让他们在公平竞争中间释放潜力活力。政府方面,反过来是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要形成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以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为第一要义。在宏观层面,这就是要合成一个“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的通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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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政监督》2020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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