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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建文:从训诫臣民到劝导君主——《资世通训》与明代祖训诠释

更新时间:2021-01-12 15:25:35
作者: 苏建文  
臣请居一二为陛下陈之:御制《大诰》申明五伦之义,《资世通训》宏敷礼仪之教……我圣祖之道即帝王之道也。29

   又如嘉靖八年程文德在殿试卷中写道:

   我太祖之圣德亦云至矣……又尝序《资世通训》有曰:菲才薄德,宵昼不敢自宁。於戏,是心即舜禹之心而万世圣子神孙之所当礼念者也。伏愿陛下远仪舜禹,近法太祖,笃志力行,益勤无怠,则敬天勤民之道有终而凡今日之策臣者可不劳而举矣。30

   董玘、程文德均属当年廷试的榜眼,其答卷作为程墨,受到当时士人的追捧和学习。正如陈循借苏轼之言指出:“科举之风文俗所系,所取者天下以为法,所弃者天下以为戒。”31

   考察明代自建文二年到崇祯十年的78篇状元殿试策32可以发现,其中提及明太祖的有59篇之多。赞颂太祖和太祖祖训几乎已经成了回答廷试策的基本套路。33在此风气下,《资世通训》自然受到士子推崇。

   不止在科举中,很多士子的私人著述中,对明太祖的崇拜之情也是溢于言表。成化年间太学生莫旦作《大明一统赋》,对太祖与包括《资世通训》在内的祖训极尽歌颂:34除了诗赋,万历年间王演畴还将包括《资世通训》在内的太祖祖训录入其家训,以训诫子孙:

   余所编为家训,首《易·家人》《诗·国风》《孝经》《曲礼》示民尊经,次太祖高皇帝《圣谕六条》《大明律》《大明令》《资世通训》《教民榜文》示民尊制……总之,为家而设,有先于家者培其根无不条达矣,有出于家而裨于家者收其助无不周洽矣。35

   王演畴还将所撰家训刊刻,呈送地方儒学,以“禆一方风教”,“挽世道之凌夷”。36

   从有关研究来看,明中后期,民间将太祖圣训列在乡约、家谱之前的做法相当普遍,这既可使所修家谱、乡约符合国家的正统导向,还可以借助太祖的权威增加其正当性和影响力。37

   有学者研究指出,晚明士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推崇并阐扬明太祖思想的情形。38这其中就包括对《资世通训》的阐扬,如湛若水指出:

   天生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人主体上天君师下民之心,则所以治而教之者自不容已矣。皇祖之心其天地之心乎?有是心,故不能无是言,此《资世通训》之所以作也。观于此书,君师之道尽矣。今日法守道揆,朝信道工信度,治隆俗美有不由于此乎?39

   湛若水高度赞扬朱元璋能体会“君师下民之心”是“上天”的,并认为遵守朱元璋的训诫就能实现治隆俗美。曾就学于湛若水的唐枢,则把《资世通训》的颁行看作朱元璋以“圣贤之心”推行圣贤之道的体现:

   《资世通训》,此高皇帝所以教臣民者,诚大圣人之真决也。虽其寻常不文之语,宛焉以道自持。观序首动称圣人之道,又谓古哲王道与天同,欣仰而力行之。其所指论不越几席之粗,而物理人情大用全体,通于几微感应之中,贯乎物我本末之尽,而超乎天人幽明之故。使非圣贤道成,何以臻此?律成于洪武七年,而此训以是年继出,禁之而复图有耻之格,亦圣贤之心进进而思其极也。40

   可以说,在这种称颂太祖的政治文化中,《资世通训》如风行草上,也获得了士人的一致尊崇,并被反复引用。这里面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宣扬和科举制度的引导作用,同时也可见臣民已由被动的听众和接受者,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推动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资世通训》内容的解读也出现了与朱元璋不同的样貌。

   三 从“臣用”到“臣道”

   以湛若水为例,前引他称颂朱元璋颁行《资世通训》之文,出自其《格物通》一书,该书仿丘濬《大学衍义补》体例,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六格,引儒家经典、历史典故和明代御制文书然后附以自己的解读,目的是供皇帝阅读、指导皇帝。这已与朱元璋颁行《资世通训》以训诫臣民的目的相反。

   尤可注意者,在思想内容方面,湛若水所推崇的君臣关系及相应的政治理念也和朱元璋在《资世通训》中的表述不同,扼要有三:

   一、湛若水信奉儒家传统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互尽义务的君臣观。如他指出:“上以廉耻礼义遇之,则使臣以礼矣;下以节行忘私报之,则事君以忠矣。故上以礼则下以忠,感应之必然也。为人君欲得臣之报礼以图治理者,何惮而不以礼乎?”41他并认为:“君之取士也,为其贤也;臣之事君也,为其道也。故君有取于其臣,臣有期于其君,期之者至矣。夫何有尊卑大小之间哉?臣于人者可以悟矣。”42显然在他这里,君臣关系绝不是臣单方面报君恩、尽臣责,而更像是合作关系,君对臣有要求,臣对君也有期待。进而,倘君臣关系不谐乃至乱亡,也并非臣单方面的原因,君以术御臣还是以诚信待臣是关键:

   君臣相与之际,信与不信而已。夫信者,结于心者也。信则用诚,不信则用术。诚则始终皆一,术则始终皆二。君以术而御其臣,臣以术而应其君,相二相间,则臣之宠爱不终而君之盛德有累,而乱亡之所由起也。43

   二、既然是互有要求和期待的合作关系,则君臣合作的基础是“道合”,“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44他解释道:“大臣即是大人,为之所养者大,故其德业亦大。所谓大者,道是也,所谓道者,天理是也。大臣以此事其君,引之当道,格其心而志于仁,若其言之不听,谏之不行,则道有不合矣,则去之而不苟留也。是其仕也以道,止也以道,乐则行之,忧则违之,进退以道,确乎而不可拔矣。”45这一解释中,臣的主体性得到彰显,和朱元璋以臣为工具的认识大相径庭。

   另外,朱元璋君臣观的一个理论基础是“君得税而分给百官,使不耕而食,不蚕而衣,特高其位而禄其家”,因此臣“蒙君恩而当思补报”。这个君恩,便是君赏赐给臣的位、禄。对此,湛若水亦不认同,他虽然没有直接对朱元璋或《资世通训》提出异议,但却借注解程颐之语,对此类言论进行了修正。

   程颐曰:“为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禄,必思何所得,爵禄来处乃得于君也,必思所以报其君,凡勤勤尽忠为报君也。”

   臣若水通曰:“程颐之说盖为中人以下食禄思报者之警策也。语曰:肉食者谋之。又曰:朝不坐燕不与,杀三人足以反命,议者谓其自待之,薄夫君臣之义不可解于心者也。有去就而无厚薄,扶危济倾之力多出于疏远,下位之臣岂以其禄之厚薄异其心哉?故臣之尽忠非欲以相报也,乃自尽也,人之所以根于天性者也。夫岂有所为而为之者哉?必如此而后君臣之义正。”46

   在湛若水看来,“食禄思报”这种认识只是对“中人以下食禄思报者之警策”,是警戒下愚的权宜之计而非大义。他强调,臣之尽忠完全是为了“自尽”,即实现自己,而不是为了报答谁。这样,臣才会“有去就而无厚薄”,即以道事君,不合则去。47

   三、湛若水更强调君主的表率作用。如他认为:“以忠教其国而凡天下之为臣者无弗敬其君焉”,48“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感应之机何异于影响之捷哉?人君惟慎其所感而已矣”。49进而指出君主“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人君为教化之主者,可不端本以善则哉?”50显然在他看来,有什么样的君就有什么样的臣和民,君不应该去苛责臣和民,而要先做圣君。

   综上可知,湛若水虽然歌颂朱元璋、称赞《资世通训》的颁行,但并不赞同朱元璋在《资世通训》中宣扬的思想。显然,他所赞颂的朱元璋已不是历史真实的朱元璋,而是他期待的圣主。

   对此,杨起元在《对圣学问》中进行了集中阐述。杨起元(1547—1599),万历五年进士,求学于泰州学派罗汝芳,官至吏部右侍郎,著述丰富。《圣学问》是朱元璋拟出的策问题,后收入其文集中,其中有一问为:“但见今人之学皆祖尧舜、本仲尼,师今之名儒”,“何乃古之贤者……名留于世者皆君圣而臣贤。其有未爵之士人,怀才而抱道,一遇君之见用,施之行之,略无有碍,匡君济民,而亦不有贿赂焉……何今之人一临事务,十行九谬?为君者享国且短,为臣者不匡君之道,而贿赂通行至于覆命者何?”51

   朱元璋此处的提问与其在《资世通训》之《臣用章》《士用章》中的语气和态度一致,具有同样的价值预设,即臣民要知报君恩,为臣要“竭己以奉君”,为士要锻炼真才实学,求为君用。而二百年后,杨起元在阅读明太祖文集后所作的对答所依托的理念却大不相同:

   恭惟皇上汛扫夷风,肇修人纪,明孔子之道,先彝伦之叙,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作《资世通训》之书而叙之,深言后儒解注失圣经之意,愈愚后学,此皆举千百年学者之未闻……昔人有言曰:“君,盂也。臣,水也。盂员则水员,盂方则水方。”上作而下不应,首前而足不随,天下无是理也。抑臣又闻之,三皇不易民而化,五帝不变世而治,三王不借才于易代而成功。恭惟上位,建极绥猷,握枢运化,即今可以成古,即布列有位者可以为皋陶、周、召,即待泽于阎闾畎亩者可以为康衢击壤也。52

   同湛若水一样,杨起元虽引用《资世通训》对朱元璋进行赞颂,但却并没有沿用其中的思想基调。他在强调治乱兴衰中君主重要性的同时,也强化了君主的责任。既然先有明君,才有贤臣、贤士,才有百姓之安居乐业,那沿此逻辑,君主就不应该责备臣民,而是应该先反思自己。这和朱元璋在《资世通训》中单方面要求臣民履行责任和义务的说法明显不同。

   有学者在分析杨起元等晚明士人对朱元璋的推崇和诠释时将之概括为“明太祖情结”,并认为:“当他们将上古三代方存的道治合一搬到自己身处的明代,也就意味着自己所身处的时代的儒者就必须服从于皇帝的权威和统治。原本以君臣之间的权利、义务交互关系为内容的君臣伦理变成了单向的顺服式伦理。”“这就牺牲了儒学‘从道不从君’的精神传统。”而他们推崇朱元璋为道治合一的圣王之论“削弱了阳明学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力度”,“有违儒家之基本精神”。53但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明太祖情结”中的明太祖形象已非朱元璋真实形象,而是士大夫想象和塑造的明太祖形象,其内核是他们期待的圣主的形象。如前所述,他们的君臣观和政治理念也和朱元璋的不同。他们在塑造并推崇这个明太祖形象时便不仅仅是后人对明太祖的单方面信仰,表面上,他们拿自己的学术为明太祖做注脚,54实际上则是拿明太祖来为他们的学术张本。尤应留意者,洪武朝赵埙等侍臣对朱元璋的赞颂是落实在现实中的君主朱元璋身上的,而后世这些学者对朱元璋的推崇则和其所处时代的君主存在明显张力。这其实和儒家称颂尧舜为圣君的目的一样,只不过以本朝太祖来引导本朝皇帝,可操作性更强而已。

   至此,再回头看程文德等人的殿试试卷就会发现,他们对太祖的推崇,对《资世通训》的引述恐怕也不是单纯出于对朱元璋一己之见的接受和服膺,更直接的目的在于借此给当代君主提供榜样。正如前文指出,在士子们的廷试策中,当今皇帝唯有“行祖宗之道,守祖宗之法”才能实现“天下之极治”的认识几乎是大家的共识。而这样的文章最终成为鼎甲范文,未尝不可说是作为考官的士大夫和参加考试的准士大夫在借祖训规劝皇帝上的默契。也就是说,在《资世通训》中,主体是君主,阅读对象是臣民,其内容是君主对臣民的训诫,向臣民晓谕祸福。而后来士大夫引用解读《资世通训》则以君主为劝谏对象,对太祖之道进行重构和阐释,并以他们诠释后的太祖之道为值得推崇的君道,以规劝后世君主。士大夫在这一过程中的反客为主颇值得关注。

另外,耐人寻味的是有关《资世通训》第二章的名称有“臣用”和“臣道”两种说法:目前可见的《资世通训》文本中,第二章题目均为“臣用章”55;而目前所见凡是介绍《资世通训》内容的文献,皆记为“臣道”。如《皇明史概》提到“(《资世通训》)书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其次臣道章”; 56《皇明大政记》记载“书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凡十有七事……皆申诫士庶之意”;57《皇明从信录》讲到“书凡十四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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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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