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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现代公民道德如何可能——评《文史哲》公德私德问题的思想论战

更新时间:2021-01-11 22:34:18
作者: 郭萍 (进入专栏)  
当前中国正处在由传统治理模式向法治国家转变的紧要关头,正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构的紧张阶段,因此首先需要通过制度规范形成原始的人伦秩序,进而才能谈道德自律。

   简而言之,蔡祥元、任剑涛是立足于古今之变而提倡公私区分的道德模式,并且主张依靠规范他律而非修养自律作为践履道德行为普遍有效的途径。不过,他们并没有对修养自律所参照的前现代标准进行反驳,这意味着他们同样没有进一步思考衡量道德行为的标准问题,即没有探讨现代公民道德规范本身及其价值原则,而这实质正是当前论战需要深入推进的关键内容。

  

   三、尚待展开的思考:公私权界、规范重建

  

   现代公民道德建设包括道德行为实践和更为根本的道德规范建构两个基本层面。但是目前论战双方还仅限于在道德行为层面上进行辩论,他们要么仅就公民道德行为培养问题进行的论说,要么虽然从现实的道德实践成效上强调道德规范的约束远比修身自律更为普适、有效,甚至也提及建构道德规范的原则,但其根本还是在讨论道德行为的实现手段问题,并没有触及道德行为背后的道德规范建构问题。

   然而事实上,与培养道德行为相比,建构道德规范不但在逻辑上更优先,而且在现实中更根本、更紧迫。这是因为:我们判定任何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势必要以某种道德规范为标准,也就是说,道德行为总是以道德规范的确立为前提的。然而,道德规范作为儒家的“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革的,此即孔子所说的“礼有损益”;由道德规范构成的整个道德体系也要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而转换,而所谓“转换”也就是要解构旧的道德体系,建构新的道德体系。

   正如黄玉顺“中国正义论”所说,“礼”的转换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必须以“义”即正义原则为根据:其一是正当性原则,即道德规范体系的建构要以“一体之仁”的“博爱”为出发点;其二是适宜性原则,即道德规范体系的建构要顺应时代的社会生活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以“义”作为“礼”之“损益”的根本原则,绝非赵炎所误解的“价值中立”,而是先行于具体德目的基础伦理观念。“义”的原则意味着不论具体的理论形态、表现方式有何差异,道德规范的实质内容必须要合乎当下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而且唯有正当、适宜的道德规范才能作为衡量德行修养、道德行为的合理标准。据此而言,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首要任务并不是道德行为的培养,而是建构合乎“义”的现代性道德规范。

   为此,现代道德建设要顺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即其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维护以独立个体为基本单元的现代生活共同体。由此反观传统的家国一体模式,可以发现,每个人都被嵌套在家族和皇权国家的伦理网罗之中,自身并没有独立价值,这与现代生活方式根本不相匹配。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区分公私领域,明确严复所说的“群己权界”,即“使小己与国群,各事其所有事”;“抑关于一己为最切者,宜听其人之自谋,而利害或涉于他人,则其人宜受国家之节制”,根本目的在于“裁抑治权之暴横”。严复将此视为“理通他制”的现代文明之通义,其实也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先决条件和现实基础。

   基于此,再分别制定公、私领域的道德规范,进而才能形成系统的现代公民道德体系。其中,公共道德规范(社会道德规范、政治道德规范)直接关涉一切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也是对于公民之谓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因而较之私德更为根本、更为紧要。但是不论公德、私德,现代性的道德规范作为衡量现代道德行为的标准,必然要指向现代公民人格的塑造,因而不能承袭培养传统人格(士、君子、圣贤等)的前现代道德规范。为此,现代公民道德规范的建构必须首先解构前现代的“三纲”,同时必须以现代性的内容重新充实作为传统修身名目的“五常”;反之,若直接以传统道德观念及其规范来解读、培养现代公民道德,则必然是一种曲解、误导。就此而言,德行修养并非不重要,而是需要先行确立起衡量现代德行修养的正当、适宜的标准,唯其如此才能培养合乎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行为。

   这也意味着现代公民道德建设应当优先立足古今之变,而非中西之别。前者是人类社会的一般性,后者则是不同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具体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般现代性在中华民族的特殊实现方式。这一实情本然地要求一切理论思考必须首先立足于现代性。不过,长期以来有不少人将“现代的”错误地等同于“西方的”而偏离了现代性方向,甚至以中国前现代的规范来“裁剪”当下的现代性生活,这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包括现代公民道德建设尤其要警惕和避免的。事实上,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传统私德的遗失,而是现代性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建构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校正中国德行争辩的现代坐标……更为紧要”(任剑涛语)。总之,建立新的现代性的道德规范体系才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应当说,以《文史哲》为阵地的这场思想论战,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论辩双方的观点本身,直接激发着当今学界对于古今与中西、道德与政治、制度与行为以及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更广泛而深入的思考。就此而论,《文史哲》所发起的这场思想论战必将持续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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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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