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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亮亮:中国养老问题的特殊性和应对思路探讨

更新时间:2021-01-10 13:14:17
作者: 赵亮亮 (进入专栏)  

   总体而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中国还需要大力推进城市化,制度上长期的二元分割,尤其是户籍制度,造成了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对于农民工来说极不公正。但是,考虑到中国社会总体养老负担急剧加大的现实,中国是要采取一个适中的城市化速度,而不是非常快速的城市化。

   和中国的情形相反,拉美国家普遍经历了超前的城市化,例如1995年拉美地区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74.5%,到2009年,很多拉美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高的惊人,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城市人口比例分别为:92.2%,86%,88.7%,77.5%,92.4%和93.7。且不说拉美普遍从在的城市病,单是所造成的福利开支负担,就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难题。拉美国家的政府支出中福利开支的比重普遍较高,再加上浓厚的民粹主义传统,造成了社会的混乱。这说明,过快的城市化必定会引起社会福利负担急剧加大。为了应对老龄化趋势,中国应该通过渐进的城市化,以避免养老负担上升过快。

   中国的农民工构成也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过去,农民工大多技能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因而他们一般都是“候鸟式”地进城务工,他们缺乏能力迁移到城市,定居下来,主观上,脱离农村到城市定居的要求也不强烈。但是随着新一地农民工队伍壮大,农民工群体以及在城市工作但是没有城市户口的大学毕业生,有了更高的要求,他们有较高的技能,有较强的自我认知,对生活水平有较高的期待,他们希望能够长期生活在城市,因而也要求将来退休以后继续生活在城市。这就意味着中国总体的养老负担也将因此而加大。我们可以设想,目前一个40岁左右的农民工,技能较低,他(她)在60岁时回到农村养老,而对于一个80后的农民工来说,退休之后,将继续生活在城市。这意味着,在新一代农民工尚未的大规模退休到来之前,养老压力还不会特别突出,当前应抓紧进行体制改革和完善。同时,做好城乡协调,理顺城乡关系,能够吸引一部分人回农村养老,也是缓解压力的一条途径。

  

四、决定养老成本的制度因素

   老龄化问题的第三个特殊性在于,养老的一部分压力可以降低医疗卫生费用来缓解。根据一些分析,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后,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主要包括老年病床、养老院以及老年人的护理服务等方面。中国的老人病床存在严重的缺口。这些服务都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对老年人而言,医疗服务也是养老成本的主要构成。因此,为了缓解养老的压力,降低老年人的养老的支出,就需要从降低养老服务和医疗成本入手。

   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主要的原因在于医疗体系的效率较低,更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个行业竞争不足。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昂贵,是可以通过继续引进竞争机制来加以解决的。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需要减少药品销售的中间环节,减少制药企业与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合谋。这些都需要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来实现。宿迁医改生动地说明,通过医疗卫生机构的民营化改革,引入竞争,打破垄断,大幅度降低了医药费用,提高了卫生服务的质量,增加了医疗资源和卫生部门的供给能力[4]。行业进入的限制,也是造成医疗卫生费用过高的原因之一。早在2004年,就有媒体报道,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计划到中国大陆投资建立医院,但是事后搁浅,可能是因为行业进入的限制。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放松行业进入的限制,就可以大幅降低医药成本,降低养老的社会成本,这对于缓解养老的压力,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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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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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管理》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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