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校园欺凌”及其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5 次 更新时间:2021-01-09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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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  

我就读小、中、大学期间,尚没有“校园欺凌”的说法。事实是校园欺凌无分中外,且古已有之;引起关注,不过因于今为烈罢了。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的家在开封曾几经迁徙,其后又迁往郑州,因而读过了若干所小学——我甚至不能确切地说出共有几所。较早就读的学校,记忆尤其模糊。能记起在一条叫作“大厅门”的胡同读过的小学,班上那个俨然霸主的女学生干部。奇怪的是,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小学同学,均有着成人似的体貌——或许与其时我自己的弱小(自觉弱小?)有关。在那所学校时的日常情境已不能记起,却能回想起那班干部带领全班女生举行的与我绝交的仪式。那的确是一次仪式,女生们排了队,逐一上前来与我勾大拇指。我已忘记了事情缘何而起。也记不清经了怎样的妥协,又有和解仪式,这回是逐一勾小拇指。其时当地小孩子中有个说法:勾大(拇指),见面不说话;勾小(拇指),见面玩到老。对于一个小孩子,被集体排除,压力想必山大。我猜想自己一定被这种公然的孤立给吓住了,甚至可能有过软弱卑怯的表示,否则不会将一种被胁迫感保存了这样久。我不知由儿童演出的“政治”,在多大程度上是成人政治的翻版,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政治发生学的对象。倘若确系模仿,这模仿又是怎样进行的?这些问题已太过复杂,超出了我的想象能力。


儿童世界中的阴暗,或有甚于成人世界,这一点似乎直到晚近才被承认。一个儿童、少年的“进入社会”,何尝如师长们设想的那样,有显然的时间标记;“社会”早已以各种形态及其变形“进入”了童真世界。我们多半已提前经受了应付社会人事的训练,犹之读“学前班”;而日后也正经由种种相似,去辨认社会——“社会”对于你,才不是另一世界,而是原有世界的延伸。


初中时期班上有一郭姓女生,是来自农村的插班生,较我们年长,记忆中已是成人,胖大高壮。一进那个班即立威,具体使用了哪些手段,却记不得了。这女生似乎在乡下当过干部,拥有某种超能力,能将一班年龄较她小的同学玩弄于股掌之上。在班主任老师的支持纵容下,该女生成为一霸。你随时感到来自她的威压。于是同学间分化。郭姓女生有了扈从、跟班;不“靠拢”者,则被边缘化,俨若微型的成人世界。我只记得那种处在笼罩性的阴影中的感觉,应当与其人庞大的身躯有关,细节已不复记忆。似乎是初中毕业前,不知怎么一来,剧情反转,那女生被集体抛弃,顿时陷于孤立,处境狼狈,不知所措。记不起这种大逆转是怎样发生的,只记得当时复仇的快感。我自己也少不了有刻薄的讥讽。我中学期间积蓄的愤世嫉俗,似乎即此释放。那个失去了权威的女生,有可能始终未弄清楚何以落到了这步田地。一个中学生,学生干部,轻易营造起“专制王国”,颇有寓言意味,可用以写《蝇王》式的小说。可惜我不具备这种能力。这个故事中最要紧的,是用“不知怎么一来”带过的部分。反弹一定有由头,有为首者。这么有意思的情节,何以竟忘了呢?可见记忆之不足恃。


当年我所经历的校园中的上述“欺凌”,不取暴力的形式,却营造了成人世界的秩序:控制/被控制,主/从(奴)。郭姓女生建立的“王国”,更有政治色彩,是以她为中心的进步/落后、靠拢组织/不靠拢组织的等级秩序。这种“早期教育”,足以荼毒青少年的心性。我对于无处不在的等级划分的嫌恶,与这种早年记忆当不无关系。


2019年曾一度撤档的校园题材影片《少年的你》,是后来补看的。较之近些年来所知校园欺凌(也称“霸凌”),我经历的那些,简直不是事儿。无关暴力,因而恶性较浅。使用“欺凌”的说法,或令读者有超出事实的期待。曾有媒体披露发生在留美女生间的欺凌事件。我以为“文革”中的校园暴力,针对老师的,以及针对同学的,仅仅政治已不足以解释,另有人性的原因,即一向被避谈的少年人的残忍。


至于我,发生在中小学后、不全适用“欺凌”说法的一次,是在大学毕业前夕。那其实算不上“毕业”。大二那年(1966年)“文革”爆发,然后是派仗,工宣队、军宣队先后进驻,下乡“教改”(亦称“疏散”),而后就以此不完整的学历毕业。


那件事的前因还记得;因主持其事者的有意暧昧,无从坐实罢了。我写过发生在离校前的这“一个人事件”,收在《窗下》一集中,题曰《倾诉》。以下是该篇的片段:


……那是一个落雪的下午,我一个人在宿舍里摆弄乐器,有同学来找我,神情紧张地说,班里的一些人整理了有关我的材料,准备上报。他请我一同出去,他将把情况告诉我。窗外下着大雪。我猜想我当时的神情一定有点异样。我拒绝了他的好意,说“随他们的便”。


几个月后,我到了家乡的乡村插队。我的同学寄到乡下的信里,列出了那些同学毕业前整理的我的“言论”。令我惊讶的是,那多半是些私下的谈论,“牢骚”之类。我甚至还记得说那些话时的场合与情境,当然也记得当时的谈话对手。这在我,不能不是一次真正的震撼。所幸我已在乡村,远离了那个凶险的语境。我似乎并没有自责我的轻信,只是悚然于“人心惟危”,有一种被玷污的感觉。


……


随笔没有提到的是,我的同学的那次商议,即使不曾有意张扬,也有明知的透露。透露或许竟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即以此施压,迫我就范。因无对证,不便说就何种“范”。参与其事者若尚未失智,应当还记得。小谋略,小权术,只不过是“文革”中人的心性扭曲之一例。背后操纵的男生曾是我聊天(或曰“倾诉”)的对象,心思缜密而不形于色。未闻此后有学术或其他方面的建树。“文革”造成的“荒废”,应当包括使人误用了聪明才智。(注:这篇随笔写的是虽经此次打击有对“倾诉”的戒惧,却仍不思悔改,依旧有倾诉的冲动,而非将自己紧紧实实地裹在茧中。)


几十年后因校庆、系庆再见,那些参与其事的同学若无其事,没有人向我提起,也不以为需要解释——或许他们不知道我当时即已知晓,或许不以为有何冒犯。后一种可能性不大,除非几十年间毫无长进,或从不扪心自问。有同学热衷于“校友会”一类活动,并不关心老同学对那段经历的感受,不曾想到在人漫长的一生中,那五年多的分量本来就有因人而异。据我的经验,属于“老五届”者,派仗中的“战友”较之一般同学更有亲密之感。对我的某些同学,派仗或许是他们关于北大的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注:“老五届”即“文革”爆发那年高校的五届(或四届),“老三届”是同一时期高中的三届。后者又泛指那期间在校的初高中生。)


再次说明,这后面故事无关乎“欺凌”。那种做法,“文革”中更是常态。年轻人由政治斗争中学来谋略权术,不过拿同学小试牛刀而已。我不叛逆,本非任一集体中的异类。叛逆、异类,自外于“集体”,要有强大的内在力量,无论正邪。而我天生平庸。被视为异类,多半出于误判。至于刻意的孤立、排摈,也并不一定因权威遭遇了挑战,或许只是权威的运用需要对象,如此而已。


20世纪70年代初教中学时,我任教的班上有类似我中小学遇到的人物,也是女生。插队下乡后我和另一教师奉命到插队地区,对前学生的不良行为有所劝诫,该女生反唇相讥。我读研期间,那女生带了一众女生到我家,一律盛装,不知何所为而来。曾经的师生相对无语。这些女生和她们的首领,不知后来的境遇如何。


由我的经验,证之以《少年的你》的剧情,在这类事件中称霸、施暴的,的确不乏女生。你当然会联想到“文革”初期抡着铜扣皮带的女红卫兵。做这种关联毕竟太轻易。我记忆中的几个女生(胖大女生除外)的形象,相互叠压,无分彼此。至于女生加之于女生的伤害,想必早已在社会学的视野中——确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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