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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莫尔索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对加缪《局外人》的一种文化解读

更新时间:2021-01-09 16:43:52
作者: 尤小立 (进入专栏)  
知识分子对高雅事物的向往与社会的通俗化永远是一对矛盾体。这是造成疏离感产生的本质原因。当然,疏离并不都是坏事,假设某一天社会成员都认可社会的现状,这个社会的真正的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疏离感实际上决定了知识分子的特性,因为正是疏离感才使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产生不满,进而诉诸于批判。但疏离感也同时加剧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普遍性的绝对权威的渴求。正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所指出:“以一种观念、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宗教为名的大屠杀──这都是我们的所为、我们的发明:知识分子的发明。”[⑦]

   后现代知识分子对普遍性的绝对权威的怀疑与拆解,有其合理性。利奥塔(J.K. Lyotard)说道:“不应该再有‘知识分子’了,如果还有的话,也是因为他们对自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历史上的这一新事实视而不见:在现实中已不再出现普遍的主体-受害者,让思想能以它的名义提出一种同时是‘世界的构想’(寻找名字)的控诉。”[⑧]利奥塔的话听上去不免绝对了一点,但他之前所说的“至少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思想缺乏的正是这种整体化的统一性,这种普遍性”,为他所说提供了理论上的证明。[⑨]也许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的话显得比较客观,他指出:“由于多元主义是不可逆转的,不可能出现全球普遍认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现存的各种Weltanschauungen(德语,世界观──原书译注)均牢牢地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更准确地说,建立于各自的自主性权力制度的基础之上),各种传统之间的交往,成为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⑩]有鉴于此,福柯(Michel Foucault)把自己的著作干脆称为工具箱,并把自己描述为“工具的销售者,处方的提供者,症状的记录者、计划的制作者和测量员以及武器制造者”,[11]这不是为了自我贬损而是理智的认定。

   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七十多年前把知识分子定位成“异乡人”,[12]这在知识分子地位如日中天的当时一定是个大逆不道的。但他的定位应该是准确而深刻的。颇有意味的是,“异乡人”与加缪的“局外人”何其相似,莫尔索不就是个“异乡人”吗?真正的知识分子无论他身处于体制之内还是体制之外,都不可能完全与现有体制达成彻底的一致。而从更大范围看,他与社会本质上也是难以完全共容的。后现代学者反对把知识分子看作是社会的代言人,固然主要是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去界说的,但这样的“务实”也多少反映出知识分子本身在后现代社会,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冲击下的一种无力感。

   实际上,这种感受对即使身处并未完全现代化的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也相当地深切。王晓明在其九十末年代的新作《半张脸的神话》[13]中,就流露出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市场化,面对大众传媒的鼓噪,面对通俗文化(如广告中)的“新人”形象的设计等的厌恶。但他在书里对这些社会“新现象”的抨击却是戏谑式,这与他在与人提倡“重建人文精神”的讨论时的绝对自信已经有所区别了。不能说他所坚守的知识分子的原则有何变化,而是在原则未变的前提下,社会已经让知识分子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不再是主流话语的制造者,而是退居边缘的一个人群。可以说,百年以降,中国的知识分子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处境:政治上遭遇的排斥外,又加了经济上的被轻视,更重要是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兴起拆解了知识分子的根基,大众文化对知识分子几乎是彻底地忽视了,这是对知识分子原有的“代表性”的取消。而这三者都是以强势的姿态轻蔑地俯视着知识分子,当然,妥协的可能性也一直是存在的,只要肯加入,按一样的规则玩一样的游戏,“知识分子”的地位会在短时间内上升,这也是肯定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当然不会那么做,但怎么做才合乎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道德却很令人困惑。

   作为准知识分子的莫尔索是保持了自我的真实的,但他被社会无情地判了死刑。乐观如赛义德者,提倡一种“业余者”的态度,的确可以让功利主义、犬儒主义得到部分地抑制,但如果知识分子连他所要求的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你还会有“业余”活动的闲情逸致吗?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不是受压制(当然那也是个大问题,这里是比较而言),而是受到忽视。你所说所想成了“风过耳”,你还可以先关注自身的价值,但如果你的身份已经被取消,你的精神不存在了或者说与别人没有区别了,你怎么办?


(原刊《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2年01月25日)

  

   注释:

   ①参见罗歇·格勒尼埃(Roger Grenier)著,顾嘉琛译:《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页68。

   ② 转引自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页86。

   ③ 参见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页70。

   ④  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已经有所表示,到1928年,他更是明确地表明他的这个态度。参见发表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1日)上的《英雄树》以及《文化批判》第3号(1928年3月15日)上的《留声机器的回音》。而在后一篇文章里,郭沫若也提到他的思想早在1923年时已经在发生变化,不再是纯粹讲求个性的文学了。

   ⑤如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就说道:知识分子应该“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参见《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此文落款的时间是1923年11月16日;另外,许幸之也在《艺术家与农民革命》中说:“我们要要求更新更进步更深刻的艺术,我们便不得不和农民们一样的去工作”。见《新消息》周刊第2号(1927年3月26日)。

   ⑥ 可参见朱自清在《中建》半月刊1948年7月23日关于“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上的发言,刊北平版 《中建》半月刊第3卷第5期(1948年8月5日)。此处转引自季镇淮:《闻朱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页176-177。

   ⑦ 参见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著,范景中等译:《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页220。

   ⑧ 参见利奥塔(Jean-Francios Lyotard )著,谈瀛洲译:《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121,120。

   ⑨ 同上,页120。

   ⑩ 参见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著,洪涛译:《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页190。

   [11] 转引自莫伟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页279。

   [12] 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页210。

   [13]  参见《半张脸的神话──九十年代批判》(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这本书虽然出版于2000年4月,但其中的大部分章节曾作为单篇文章发表于九十年代末的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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