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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儒学发展、人文秩序与新道统论法学世界观——吕勇博士“儒学发展范式转换与中国的人文秩序”讲演之与谈

更新时间:2021-01-09 13:15:26
作者: 魏敦友 (进入专栏)  

   (2019年9月28日上午,南宁缘点学园)

  

前记

   2019年9月28日,南宁的学生们邀请吕勇博士在南宁缘点学园讲演,题为“儒学发展范式转换与中国的人文秩序”。吕勇博士曾经跟随我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曙光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曙光老师曾经告诉我吕勇是他多年来带的博士生中最好的。吕勇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攻读博士期间又曾经参与著名学者、社会历史学家黄宗智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研究班,研究班结业后,黄宗智先生对吕勇大加赞扬,认为吕勇是他多年来研究班上最好的两个学生之一。我观吕勇,沉潜如磐石,善思能入里,不急不躁,心气平和,寡言少语,言则惊人,真当代中国年轻学子中不可多得之奇才也。我认真听了吕勇的讲演,深感收获良多。我按照同学们的安排,作了一个随性的发言。与其叫点评,不如称与谈。没想到同学们根据录音整理成了文字稿,应如山和李海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我一看,竟有一万多字,真正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近一年甚忙乱,心中虽然常想着这篇稿子,但一直无暇顾及,不觉之间转眼就过去了一年多。现在重新看这个稿子,心中感叹良多,深感吕勇博士所谈问题之重要,中国现代性秩序生成的内在机理是我们这代学人必须认真面对的。谢谢吕勇!谢谢应如山!谢谢海华!谢谢同学们!

   魏敦友

   匆草于武汉沙湖之畔,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法哲学研究中心

   2021-01-09

  

   同学们好!大家好!

   吕勇博士这次演讲,我觉得比上一次讲得要好很多。我感觉正如大家所说,他知识非常渊博,读了很多书,视野也非常开阔。他讲每一个观点都有出处,不是简单地从抽象层面来讲讲自己的一些看法,而是从别人的看法里面衍生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另外一点,我觉得他在演讲中折射出来的思想也很深邃。他有一个深刻的问题意识,同时他也有一个自己逻辑上的脉络。在两个小时的演讲里,对古今中西的一些比较,他基本上都已经囊括进去了。

   吕勇博士的问题意识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作为我们中国文化符号的儒家,在我们当下中国,在确立我们主体意识的时候,怎么来完成儒学的自我转型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文化遗产,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当下的一个处境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我们主流思想所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但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比如说会讨论国家的消亡啊,或者是全球的无产者的联合等这样一些问题,在今天的人看来可能已经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梦想,或者就是台湾蒋勋所讲的那种乌托邦吧。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不可能不要家、不要国,对不对?但曾经在共产主义运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很多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就不要家、不要国。如果我们今天仍坚持原版的、原封不动的马列主义的话,仍拘泥里面一些论述而不作符合时代和国情的转换的话,那可不行,因为我们总不可能不要国吧,总不可能不要家吧。所以马列主义的自我调整问题,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共产党人,我想也是强烈地意识到了的。吕勇今天就特别讲到了我们思想文化的转换问题。我们处于后革命时代,可以说今天我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子。我们作为五四运动百年来的这样一个后继者,或者说我们都是喝五四运动的文化乳汁长大的一批人,不管我们的文化水平有多高还是我们没有读过书,我们都受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一个熏陶。从这一层面上讲,我们今天整个中国文化的问题,我觉得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留下来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来面对它?其实,这是一百年来都在思考的问题。

   现在儒学的复出,这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都深嵌在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里。当下,不管是讲文化自信也好,讲文化主体意识重新确立也好,讲我们怎么来做一个中国人也好,都要对儒学进行深入的思考。我来广西这么多年,读得最多的,受益最大的,也特别有感觉的,还是钱穆先生的著作。我早年经常读《师友杂忆》,读得很有感觉,那里面有很多话我觉得都非常好。比如说那里面有一句话叫作“人生的最大学问在于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当时觉得这句话说得极好,可是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往往心是不虚的。我们如何能做到“虚此心”和“心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刚提到的儒学,“儒学的复兴”“儒学的重建”现在提得比较多,但我认为这种提法的背后隐含着很强的功利意识,可能我们说“儒学的转换”会更好,进而引导我们去思考如何转换的问题,也就是去思考我们如何在当下的中国找到我们中国人生命意义的问题。

   我刚才讲到了钱穆先生。当读到他后来在香港新亚书院的一些演讲文字时,我觉得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再一次凸显出来了。钱穆说,我们今天中国人的失败,不在于我们物质上不如人,不在于我们技术上不先进,而在于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做一个中国人。这样的话语讲得真的太好了,令我特别震惊。当我把他的这个话和我早年读《师友杂忆》读到的一段话联系起来,就特别有感觉。那段话是我经常提到的,就是钱穆大概十岁的时候,还在上小学吧,有一天他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拉着他的手问,小钱穆,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小钱穆说读过。钱伯圭先生说这样的书此后不能再读。小钱穆问为什么?钱伯圭说,《三国演义》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是我们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人家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此后我们应该一意学欧美。后来钱穆回忆到当他听到这些话时,“如巨雷轰顶,全身震撼”。我对这个话进行过比较系统的分析,就是说从我们一般人来讲,钱伯圭先生无非是说我们中国不如人嘛,我们一意学西方就完了。这是个交流式的指令性的话,它并没有完成一个问题的转换。但在幼小的钱穆心中,他完成了一个问题的转换。完成了一个什么问题的转换呢,就是他把钱伯圭先生要求一意学欧美的问题,转换成了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的问题。钱穆说此一问题支配了他70多年的思考,也就是支配了他整个一生的思考吧。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光支配了钱穆先生,同时也围困住了当下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刚才,颜显能博士在点评中说到中西问题好像现在已经被扬弃了,但我想眼下应该说还没有被扬弃,原来我们讲天人问题,《史记》里这个很清楚,但到了今天变成了中西问题。现在中西问题完全解决了吗?我认为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可能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我们原先全都认为西方是科学的,而我们中国是落后的,这就成了我们要向西方学习的理据。这是一个典型的理学思维方式,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刚才我讲钱穆先生,他的一生被强烈的问题意识支配着,从早年中西孰得孰失、孰优孰劣的思考到晚年在新亚书院做了一系列的演讲,提出我们中国人的失败,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去做一个中国人。我们略加分析钱穆先生这个话,一个文化主体意识的问题,或者说一个文化自信的问题,就慢慢地凸显出来了。我们今天谈儒学的复兴也好,谈儒学的重构也好,要扬弃一种功利性意识,不是因为我们原来有儒学,就要去弘扬儒学、复兴儒学或重构儒学,而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发展到今天,需要儒学来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像显能博士刚才所说到的是一种隐的儒学,现在需要把它转换成一种显的儒学。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吕勇今天的演讲,讲得很博大,很高远,也很深邃,对我启发也很大。我们知道复旦大学有一个老师叫孙国东,年纪比你们要大一点点,比我要小十多岁吧。他最近有一本书叫《公共法哲学》,我觉得这是70年代或者80年代前后这批学人写的一本非常好的著作。吕勇刚才讲的那个施展,我还不知道这个人,回头我要马上买他的书来好好看一下。那我想这个施展可能会跟孙国东这一代人有共鸣的吧。我们中国文化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我们在当下能够结成什么样的思想果实,我们能否为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进行一个话语的论证或者理论的建构,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吕勇演讲中还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好。他说,要通过学理的建构,回应社会的关切。我想这就是我们作为学人的一个价值之所在。我们作为学人,能干什么呀,我们手上又没有其他依凭,我们只有一个头脑,就是要回应我们当下生活所面对的困境,进而在理论上面有一个建构。通过思想,通过话语的建构,通过理论的梳理和知识的建构,来完成我们作为一个知识人的使命。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吕勇今天的讲座是我目前听到他所讲得最好的一次,也是最成熟的一次。甚至我觉得在很多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我,特别是他在对历史的把握上很深入,而我自己在讲所谓的新道统的时候却讲得有点率性随意。那应该是2006年五月份吧,就是我在《“中国问题”的法哲学解读:一个知识人的视角——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讲演》那篇小文里讲到的,我当时应修文辉老师之邀去参加珠江三角洲法律博客大会。我当时是两个主讲人特邀嘉宾之一,另外还有一个香港大学的顾敏康先生。当时我在高铁上面写那篇小文的时候把顾敏康先生给忘了,没有把他写进去,如果写进去会更有趣,内容会更丰富一些。当时顾敏康先生没有去,所以我成为了唯一的演讲嘉宾,主办方给了我一个半小时,我就在那个地方洋洋洒洒地演讲,演讲的主题就是对中国问题的法哲学解读。在那个地方,我就提出来了新道统论的一种想法,就是通过批判邓正来来建构我自己的学术思想。邓正来谈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我认为这种说法本身还有一种所谓的理念论的色彩,那么我就回到我们中国人自身的最高的理念,或者是最高的一个概念,就是当代中国人也还经常说的道这个概念。我觉得我用道这个概念来纵观和横看中国思想文化的时候,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超越邓正来老师当时的一个思想建构,当时我是这么来考虑的。今天吕勇这个演讲,应该也会大大促进我去思考一些问题。

吕勇今天讲到的两点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点是,他把我的所谓新道统论跟韦伯的一些思想作比较,这让我受到鼓舞,我把这理解成是对我的一个期许。当然,在历史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很渺小的,包括我们今天讲现象学会讲到的胡赛尔。其实,胡塞尔当时讲现象学的时候,他也曾很卑微地写到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在思想史上留名,因为他面对伟大的思想家时总是感觉到不安,觉得自己的思想很卑微。现在我们当然已经知道,今天在我们面前的胡塞尔是一个何其伟大的哲学家啊!在这里我想,韦伯当时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变得那么伟大。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地去思想。当我们面对历史的苍茫时,我想我们自己也有可能会变得高大起来,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有趣。吕勇还讲到一个地方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他说我们要缝合历史的断裂。这个地方他讲得特别有趣,他说我们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好像我们的文化断裂了,特别是讲到法学领域的时候。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法学就是西方的法学嘛,那我们的儒家法学呢,好像成了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边角料。整个中华法系在沈家本的立法运动中,基本上已经灰飞烟灭了,宣告了中华法系的灭亡。那么我们今天如何做一个法律人,或者说如何做一个当下的中国学人,或者说做一个当下的中国学者或知识人如何来把我们断裂的历史重新接续起来,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刚才吕勇讲到了我的新道统论这种思想,并指出它在历史的叙述方面具有文化延续这样一种性质或价值。听到这里,我心头一震,我想我的新道统论还这么重要啊?当然,我把这看成是吕勇对我的激励,让我把这个研究工作继续下去。同时我又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在写《资本论》的时候,也许刚开始就是写着玩的,但写着写着就写成了伟大的著作并引起了历史的轩然大波。因此,我鼓励大家平时要多写,可能在我们的笔下,写着写着就像蒋勋说的,最后写出了一篇好棒的文章,让我们自己一下子跟历史融合在了一起。我们确实是一个肉身的存在,你姓张,我姓魏,他姓奉,但是我们后来可能远远超越了我们的肉身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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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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