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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

更新时间:2021-01-09 12:13:30
作者: 贺雪峰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理解中国乡村治理状况的区域差异及造成区域差异的原因,是当前国内学术界与政策研究部门共同的难题。当前中国乡村治理区域的差异,不仅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力量有关,而且与不同农村地区社会文化状况有关。农民基本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区域差异角度,构成了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内生基础。

  

  一、引论

   目前学界对全国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解释,主要侧重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方政府实施中央政策的措施、力度不平衡两个方面。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工业化程度较高,土地升值较快,传统农业已经不再重要,乡村治理的面貌已极大地不同于传统农村,也相当地不同于中西部农村。王汉生等人在1990年即依据农村工业化水平和集体化程度,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类型,王晓毅在1993年提出,决定农村发展模式的实质因素是权力分化的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此外,李国庆在《内发的村庄》一书导论中,从类型学的角度,对作为乡村治理基础的村落的类型划分作了一个很好的综述。

   地方政府实施政策的差异,构成了乡村治理不平衡的另一个原因。学界习惯于用地方政府推动型现代化来解释地方经济的发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地方政府为推动农村发展所进行的“逼民致富”现象屡见不鲜,山东是“逼民致富”的发源地,其实践颇为成功;河南也大规模实施“逼民致富”战略,却留下了严重的乡村债务。荣敬本等人将“逼民致富”等政府推动行为的原因归结为“压力型体制”,认为自上而下的政绩考评体制,使得地方政府不会依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制定长远发展战略,而是竭泽而渔,从而造成严重后果。

   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及地方政府政策推动的非均衡性,是造成当前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往往与区位有关,也与国家开放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有关。地方政府的政策推动方式及其力度,则可能与农村社会本身的状况有关。农村社会本身的状况,即构成不同区域农村社会内在差异的那些因素。例如,宗族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力量。而在江西、福建等南方农村,宗族仍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强有力的宗族力量,使农民可以借中央政策来抵制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在宗族力量较为强大的村庄,“逼民致富”的事情大多不会发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构成了当前农村社会本身的特质,并因此形成农村社会内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又是如何构成了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内生基础?

   我们曾在以前的研究中讨论过农民内生组织状况与农民负担、村级债务、乡镇债务的关系。依我们调查的经验,在当前的中国农村,农民内生组织既可能是较大规模的宗族,也可能是较小规模的户族和小亲族群体。当农民不能在核心家庭以上的任何层面有效地组织起来,农民就会陷入对外无法抗御强取,对内无法达成合作的困境。农民内生组织化程度可以用“村庄社会关联度”来表述。村庄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容易形成内生秩序,达成经济合作,而较低的村庄社会关联度,使村庄内生秩序的基础丧失,村庄内部合作难以达成,外部强取无法抗御。

   正如我们在以前的研究中提出来的,“如何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关联进行分解和测量,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村庄社会关联与村庄社会秩序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将是一项工程浩大、令人心动的工作”。本文试图从农民基本认同与行动单位的角度,来分析村庄社会关联,并由此讨论农民公私观念区域差异和行动逻辑区域差异基础上的乡村社会秩序的差异。

  

二、农民行动的一般逻辑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谁看不惯,谁就得白服侍人,半声谢意都得不到”。“从这些事上来说,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

   费孝通的文字深刻揭示出中国农民行动的一般逻辑。即,农民的行动一般以家为界线,凡是自家的事情,也就是私人的事情,农民会做得很好,而公家的事情,则与己无关。中国是一个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家构成了最基本的私的单位,在家庭内部,权利义务关系恰与家庭以外相反。这一点与西方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人信仰基督教,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这种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中,重视权利,权利先于义务。

   中国社会中,在自家范围内,义务重于权利;而在公家范围中,却只愿意享受权利而不愿尽义务。林语堂说:“中国的任何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单位,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指导着自己的各项活动。互相帮助发展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一种道德义务和家庭责任荣誉感促使他们要互相提携”。林语堂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又不过是较大范围内的自私自利”,“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孕育了中国的个人主义”。

   公与私,自家与公家,在中国社会中,有着游移的边界。费孝通说“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清的问题”,即是说中国因为家这个基本的私的单位可以伸缩,而使中国人的行动会视情境而定,这种以可以伸缩的群已界线来构成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结构”。

   公与私,在中国社会中,不是指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而是指公家与自家的关系。自家是指以已为中心构成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因为世系延续,而可以变得很大,成为家族。自家不是指个人,而是指由个人组成的家庭,这是理解费孝通“差序格局”的关键词,也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异。

   为什么中国社会中“私”是指家庭,乃至扩大的家庭,而不是个人,这大约与中国没有西方基督教的传统有关。西方社会中,“每个‘人子’,耶稣所象征的‘团体构成分子’,在私有的父亲外必须有一个更重要的与人相共的是‘天父’,就是团体”。中国儒家则强调孝、悌、忠、信,强调爱有差等。梁漱溟说:“西洋人是有我的,中国人是不要我的。在母亲之于儿子,则其情若有儿子而无自己;在儿子之于母亲则其情若有母亲而无自己;兄之于弟,弟之于兄。……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权利义务,所谓孝悌礼让之处,处处尚情而无我”。也就是说,构成群已、人我界线的边界,并非普适的自然边界,而是与认同有关的文化边界。在基督教文化中,群已、人我边界就是个人与团体,个人是基本的权利享有与行动单位,在个人与团体之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缘于文化的行动单位,这种个人与团体关系的典型就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公民忠于国家,国家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群已、人我边界,往往要以家庭为基础向外推,家庭是基本的权利与行动单位,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与西方社会的个人一样,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私”的单位。金耀基说,“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家过分发达,以致于一方面没有能产生如西方的‘个人主义’,压制了个人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没有能够开出会社的组织形态”。

   划定群已、人我边界,与文化观念有关,而正是文化观念,构成了人们行动的下意识基础,构成了人们身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当人们认同一个“私”的单位(自家)时,他不会问为什么,他会下意识地将个人与自家联系起来,绑在一起思考,他认同“自家”,自家就是自己,虽然中国的自家可能会扩大到一个家族。在自家认同基础上的行动,不需要也不会进行理性算计,而是依据个人的文化本能来尽义务。对于自家以外的事情,则一定会精于理性算计,从中谋取所有可能的好处。

   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是比较发达的,不仅个人被淹没了,而且核心家庭也鲜有存在的余地。造成此一后果的原因,不仅仅是儒家文化,而且更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有关。农业的天然风险以及由此而需的协作,使得宗族或村庄这种认同和行动单位有所必要。默菲·罗兹认为,中国乃至亚洲的大部分国家,都可称为“季风亚洲”,“季风亚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雨热同期,灌溉农业发达,以精耕细作为基础的劳动集约型耕种,使土地产出率相对世界任何地方都高。“大约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或更早时期以来,季风亚洲囊括了全世界最大最有效的农业区,其结果之一就是在整个这一时期内,人口密度一直维持在高水平”。相对于欧洲来讲,中国精耕细作农业所维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形成村庄,“小块田地一般就在平均20到50户的村庄周围,除幼儿老者以外,全体村民每天早出晚归,到离村不远的田地上干活。人们几乎永远不会走出他人视听范围之外,因而很早就学会了适应环境,服从长辈和上级,为共同的利益一起劳动,习惯了实际上是在别人眼皮子底下与他人亲密生活在一起,当然他们也知道遵守明确的公认行为规则的重要性”。“多亏亚洲的家庭体制、亲属关系网和基本相同的社会公共机构,乡村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从而构成了维护皇权的重要基础”。

   费孝通也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是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家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在中国传统社会,村庄作为一个基本的认同与行动单位,有其内在和外在原因。从内在的方面来讲,传统国家事实上不能真正将触角伸入到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无力解决村庄层面的公共事务,而家庭这个强有力的认同和行动单位,也不能提供超出家庭层面却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尤其不能解决诸如农田灌溉和社会安全方面的问题,因此,农民客观上需要有一个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认同和行动单位。有了内在需要,国家又不能真正管理整个社会,社会便创造出地方性组织和规范来解决公共事务。

   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精耕细作农业产生的高密度人口及由此而形成的村庄,本身具有公共品的性质(聚居防盗防匪等),而村庄也会产生公共事务的要求。在传统国家能力很弱,国家无力直接介入乡村事务,无力解决乡村公共事务,而家庭又不能满足公共事务的需要时,具有地缘性和血缘性双重特征的村庄,就作为认同和行动单位,就凸显出来。

   村庄正是解决国家不能解决,家庭又解决不了的公共事务的重要单位,但村庄作为一个基本的认同和行动单位,并非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两方面规范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硬规范,如族规家法,乡规民约等;另一方面是软规范,如儒家伦理,村庄舆论等。无论硬规范还是软规范,都是以个人义务为本位的规范(习惯法,地方性知识),这些强有力的规范发挥作用的结果,就是血缘性和地缘性的村庄成为了传统中国农民认同和行动的一个基本单位,成为农民身体无意识的一部分,成为强有力的地方共识。

   农业社会中,不仅需要邻里在生产、生活和娱乐上的“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由此发展出聚族而居的村庄来;而且家庭内的家务合作也十分重要,所谓“男耕女织”,椿米织布,都是需要有很多人合作才容易完成的家务,因此,四代同堂的大家庭的普遍存在,既具有功能上的合理性,又受到文化上的鼓励。四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兄弟不分家,妯娌婆媳相处,会产生出诸多纠纷。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庭仍然是“自家”,是家庭中每个人认同的基本的“私”。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需要有“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合作,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大家庭及家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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