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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更新时间:2021-01-09 11:54:39
作者: 秦亚青  

  

  

【内容提要】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关键词】 全球安全文化;开放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新集体安全观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是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重大威胁,本应成为国际合作的绝佳平台,但事实上疫情不仅没有成为合作机遇,反而成为竞争的角斗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为什么最需要和最可能进行安全合作的情势却导致了高度不合作的现实?相关因素很多,但三十多年全球化过程中初步形成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出现了明显退化,这是国际安全合作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试图从安全文化的视角解释安全合作问题。前提假定是文化影响行为,基本假设是,安全文化是促成国际安全合作或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背景性因素。在一个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中,国际社会成员的安全行为会呈现以合作为主导的行为取向;而在一个冲突型安全文化中,无论安全威胁的消除多么需要合作,国际社会成员更易于呈现以不合作为主导的行为取向。全球化孕育了一个全球社会,也孕化了一种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两者都是十分脆弱的。终于,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明确地表现出这一安全文化雏形的裂解与转变。这不仅仅是疫情所导致的短期现象,而且可能成为国际关系的新常态,使得我们正在和将要面对的世界与过去几十年呈现迥然不同的形态。

  

一  文化与安全文化

   冷战之后,文化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再度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程。从文化视角思考国际关系形态和国家行为也再次受到持续的关注。 安全文化是一种文化,具有文化的一般属性,讨论安全文化有必要首先梳理文化的一般性定义。

   (一)文化

   文化是一个社群的共同知识,是一个社群成员对生活的总体态度,是他们在宏观层面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文化塑造了社群成员的身份认同,反映了社群成员的世界观、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关系到社群成员怎样观察、怎样生活、怎样与他者和外在世界的接触交往。简言之,文化就是社群性共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的定义可能是最全面的,包含社会或是群体一整套独特的精神、物质、智识和情感等因素,包含生活方式、共存方式、价值体系、传统和信念等内容。 这与梁漱溟“文化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的观点颇有相似之处。 在学术界,文化定义更多地强调非物质因素和知识内容。譬如,余英时将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精神生活方面的事”; 许倬云指出文化的三个要素:一是思维方式,二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形态,三是对自然环境的态度。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归纳了众多文化研究者对于此概念的定义:例如,埃德蒙·格兰(Edmund Glenn)及其同事将文化界定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整体性知识”;阿隆·维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将文化称为使社群成员认知世界的符码,包括道理、范式、纲领等,这些简约的符码系统可以适用于大千世界的无限情景;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从人类文化学的视角指出,文化是一种“经过传承而形成的认知系统,以符号的形式呈现出来,通过这一认知系统,人们就关于生活态度的知识进行交流沟通、使之具有长久生命并得以发展。”琳达·斯默希奇(Linda Smircich)和塞缪尔·巴恩斯(Samuel Barnes)则把文化定义为无意识的、隐匿的标准行动程序、准则,以及使人们不假思索就可以采取行动的那些日常惯习,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会遵照这些程序、规则、惯习行事,但又很难予以精准的言明。

   国际关系学者对文化的定义与国际社会和作为国际社会主要成员的国家关联度更高。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从社会性视角,将文化界定为国际体系层面的共同知识和集体知识。具有共同知识意味着一个社群的成员对彼此的信念、偏好、思维和行为方式等都是了解的,也就是所谓的“主体间理解”。 集体知识则是指一个群体具有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经过时间的积累,生成社群成员在宏观层面的认知和行为模式。 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认为,文化是一种判断体系和认同体系,建构社群成员身份并影响他们的行为。 江忆恩则更多地从单位层面界定文化,将文化视为共同的决策规则、标准的行为程序、惯常的决策方式。此外,文化不像国际体系的物质性权力结构那样基本呈静态形式,文化是习得的、进化的、动态的。

   无论是一般意义的文化定义,还是国际关系学界对文化的讨论,都强调了文化对社群成员行为的影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过,我们都是“文化人”(cultural being), 所强调的就是文化对于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塑造了人,也因之影响了人的行为。文化无疑是人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活动建构的,但是,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重要的使能性因素。文化虽然不会以线性方式成为个体某种行为或国家某个政策的直接原因,但却会以统摄性语境的能力、以共有知识的形式,使一个社群成员的行为成为可能或是不可能。因此,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细润无声的孕化作用,一种在实践中获得而又影响实践的文化力。

   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背景”或曰“背景知识”的概念贴切地反映了文化的这种影响作用。塞尔将背景知识定义为,“使有意图功能成为可能的一组非意图或前意图能力。” 人的有意图功能本身不包括这类无意图或前意图能力,但如若没有后者,前者则根本不可能发生。语言学的语境是一个例子。语境确定了一个词的准确意义,没有语境,这个词也就没有确定意义。有了背景知识,人们才能对某种存在的事物加以理解,才能对某种外在的事实作出诠释,才能在某种情景下具有采取何种行动的取向。比如,“外交共同体”是一个由不同国家外交人员组成的国际社群,遵循的是国际通行的外交文化;国际红十字会则是在救助生命的人道主义文化意识上建立的跨国社群。

   据此,文化是在实践中产生并经过实践而形成的意义体系。文化内化于社群成员的思想深处,对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难以明见、难以明言、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影响。这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实践意识知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认知、思想系统或是历史性先验假设,都具有相似的意义。 文化是社群的共同背景知识,并使社群成员在宏观层面上表现出相似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家风、校风、企业文化都属于这一范畴。

   (二)安全文化

   安全是一个生命体的基本需求,首先指生命体的生存不受威胁,也指生命体的生长和发展不受威胁。文化是一个社群成员的共同知识,是他们在宏观层面上对客观世界和世界事物的主体间认知,据此,安全文化就是一个社群对安全的共同知识和相似认知。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Ole Wæver)指出,安全是基于对威胁的认知与判定而产生的一种“政治选择”和“社会建构”,安全威胁是一种主体间的社会认同建构。 所谓主体间社会认同,所表达的就是安全文化的意义。安全文化是指一个社群成员对于什么是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获得和保障安全的共同知识。同理,在国际社会中,安全文化指的是作为主要成员的国家在安全威胁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共识。

   从安全文化的角度看,国家的安全利益不是固有的,而是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得以界定的,是国家在文化因素的影响之下作出的判断。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基本假定。其一,安全是一个社会概念,所表述的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关涉自我对生存和发展的认知以及他者在这种认知中的角色;其二,在一个社群中,存在某种整体性安全文化,指的是这个特定社群成员对自我安全、安全威胁和安全获取方式的共识;其三,安全文化是在社群成员的互动实践中产生的,并且以共同知识的方式影响社群成员在安全方面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安全文化有不同的类型。我们可从两个维度区分安全文化的两种理想类型——大同文化和丛林文化。如果社群成员共同认为,安全从根本上是零和博弈,安全只能用暴力手段才可以获得和维护,那么这就是一种丛林文化。如果社群成员的共同知识是:安全从根本上不是零和博弈,安全可以通过合作的手段获得和维护,那么这就是一种大同文化。丛林安全文化境域中社群成员的行为趋于冲突,而大同安全文化境域中社群成员的行为趋于合作。

   从安全视角来看,温特提出的三种国际体系文化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安全文化。 霍布斯文化是丛林文化,是强现实主义的理论依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零和竞技场,是“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斗争”,其核心共识就是“你死我活”“强权即公理”。强强必争、国强必霸也就成为丛林文化的行为表征。洛克文化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文化,在安全共识上摒弃了“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斗争”意识,并以“生存也允许生存”取而代之,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原则既是洛克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国际关系实践的行为规范。康德文化则接近大同文化,以友谊与合作为基本规范,在友谊与合作的文化中,安全已经不是问题,持久和平真正得以实现。比如,“安全共同体”就是康德文化的具体表现。在一个安全共同体中并非没有冲突,但成员具有以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共同背景知识或曰合作型安全文化。

   在此,我们通过这两个维度,即大同文化—丛林文化的性质维度和暴力—非暴力的手段维度,将安全文化的性质和手段表现出来。根据安全文化的性质,大同文化是一种完全合作型安全文化,而丛林文化则是一种完全冲突型安全文化,它们分别代表安全文化的两种极端形式;根据安全获取和保障的方式,暴力和非暴力手段也代表两种极端形式。

大同文化和丛林文化是两种极端形态,表示完全合作或是完全冲突,属于理想类型。在现实世界中,安全文化一般处于两个极端之间。上图虚线内B区和D区的部分表示现实世界中的安全文化形态。B区内表示以合作为主导的安全文化,但同时竞争也是存在的。D区表示以竞争为主导的安全文化,同时合作也是存在的。所谓的安全共同体是合作型文化的典型个案,处于B区,其合作远远大于竞争,非暴力已经成为一种高度内化的规范。冷战时期的安全文化则属于冲突型安全文化,处于D区,其竞争远远大于合作,并且随时可能达到战争状态,但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合作。 由于安全文化的可变易性,我们可以将安全文化视为沿着丛林文化—大同文化这条斜线变化的,并且,变化可以是双向的。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大的方向应该是自丛林文化向大同文化演进,否则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早就已经灭绝了。 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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