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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升: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何陷入困境?

——基于科技金融整治和平台反垄断风暴的观察

更新时间:2021-01-07 21:25:41
作者: 李红升  

  

  

   马云和阿里巴巴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本文将遵从“剥洋葱”式的由表及里的分析方式,从突发原因到中层原因,再进入到深层原因,以便对此困境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金融科技整治和平台反垄断风暴给出一种尝试性解释。突发原因与那场演讲产生的焦点效应、认知偏差和二元对立叙述方式有关;中层原因与金融科技整治和平台反垄断的国际背景、社会各界的不满和期待、监管能力的提升和监管部门空前的自主性有关;深层原因则与互联网等新技术的一些本质特征有关,如超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互联网的全球连通性,创造性破坏效应,以及因互联网等新技术所带来的财富集中、收入和就业分化等社会性问题。由于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这些特征与生俱来,因而在某程度上也是超级平台的一种“原罪”。

   从2020年10月下旬开始,一场以防范金融风险和合规以及以平台反垄断为主旨,针对大型金融科技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的狂风骤雨式的监管风暴正式开启。除了金融监管部门和反垄断部门多管齐下,通过频繁地发声、约谈、调查、处罚和下达整改令外,主流媒体也快速跟进,如排炮般发表各种社论和评论文章与之相呼应。与此同时,在各种会议、论坛和自媒体中,专家和公众也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参与其中。在这场风暴中,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首当其冲,并因此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阿里巴巴和蚂蚁科技本是“阿里系”商业帝国的两大支柱,同根连理,一荣俱荣。但一旦剧情反转,则是一损俱损。不仅本已板上钉钉,估值高达2000亿美元的蚂蚁科技的上市钟声未能如期敲响,摆上庆功宴的香槟未能如期打开,云集在“蚂蚁”名下的众多名流精英即将到手的巨额财富也成了一场空欢喜[1],而且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姊妹公司阿里巴巴也大受牵连,股价已经从2020年10月27日最高位的317美元一路下跌到当年12月24日的222美元,每股损失近一百美元,市值缩水近30%。资本市场的反应往往很直接而不加掩饰,但却更多的是一种冲动和表象。对马云和阿里巴巴而言,一切仅仅是序幕,更猛烈的风暴或许还在后头。

   为什么一个被视为“世界名片”的全球性宠儿,一个被产学研商和大众传媒视为偶像,一个被各级地方政府视为座上宾的“财神”,其形象会出现如此大的一种反转?为什么马云会让自己和自己一手打造的商业帝国陷入这种困境?很明显,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的、一目了然的答案,而是许许多多或隐或显、或偶然或必然、或经济或社会或观念等因素,通过极其复杂的互动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拙文将遵从一种“剥洋葱”式的由表及里的分析方式,即通过突发原因到中层原因,再进入到深层原因[2],以便将其间涉及的各种因素和作用机制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中,从而给出一种尝试性解释。当然,这一解释远远不是问题的答案。

  

突发原因:聚焦效应、认知偏差和二元对立叙事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重大历史性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偶然性,因为不期而至的猝发事件,往往是引爆一个更大的事件所必不可少的诱因和导火索。猝发事件会产生某种焦点效应,让各种本来是散乱的注意力迅速聚焦,并让更深层次的因素逐渐显露,其结果是一个更大的事件或风暴的降临。毫无疑问,马云所面对的困境的突发原因,与2020年10月24日那个富有激情,甚至有些火药味的演讲有关。当马云把批评的矛头直指监管部门所谓陈旧的风险理念,并断言“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风险,是缺乏系统的风险”,以及将矛头直指传统银行的所谓“当铺”思想之时,他的“畅所欲言”和“外行非专业人士的专业观点”,对于会议的嘉宾和听众而言,就不仅仅只是鲁莽和自大而已,而可能被视为一种冒犯、羞辱和缺乏起码的尊重,因而他们的反应也可能不仅仅只是“震惊”,更多地可能是一种出离愤怒。在当代行政系统中,面对日益增长的复杂性挑战以及作为宏观经济基石的金融稳定的挑战,金融监管部门的技术官僚对教育背景、职业履历、专业能力有着异乎寻常的高标准,往往被视为精英官僚系统中的佼佼者,并享有超乎寻常的专业声望。这使得他们既受到广泛尊重,也使得他们拥有极强的自尊感。这种尊重和自尊的结合,很大程度上也是法律赋予监管部门的巨大权威之外,另一个异常重要的权威来源。

   马云对金融监管体系,尤其是对以巴塞尔协议为基础的风险监管准则的批评,甚至是颠覆性的批评,有两方面让听众难以接受:一是这不止是对金融技术官僚所受的知识和专业训练以及所信奉的基本理念的否定,也等于对包括风险控制在内的整个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的否定;其二是马云是否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能够真正理解现代金融体系的复杂性以及面对的风险及其控制问题,从而对此问题做出专业和负责任的评论,确实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换言之,在听众看来,他的演讲似乎表明他对金融体系的运行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持有严重的认知上的偏差,不仅对有关部门一直以来对系统性风险的高度警觉态度漠然视之,而且对并不坚实的所谓大数据信用体系抱有过度的迷信。对于一个控制着数万亿资金的金融集团的实际掌门人而言,这样的认知偏差可能被认为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众所周知,金融监管部门压倒一切的目标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而金融稳定是这一稳定最重要的一块基石。金融稳定高度依赖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和控制,尤其是避免因风险失控可能造成的金融危机。全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受系统性金融风险失控和金融危机的打击,因此,这可以看成是金融监管不可逾越的一条底线。捍卫这一底线,不仅是一系列法律赋予监管部门的神圣职责,也是监管者一种不断被内化的坚定信念。因此,当演讲可能被在场或不在场的监管者解读为挑战上述底线时,一场监管风暴的来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马云特有的个人风格的叙事方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叙事即故事,故事即叙事。精彩的、富有感染力的经济叙事往往不胫而走,比严肃刻板的论文和说教更容易被人理解、接受和传播,其影响不限于个人的经济行为,也会严重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状况[3]。马云堪称叙事大师,尤其擅长于一种以“现代”和“传统”、“新”和“旧”为主轴的二元对立的经济叙事。这一叙事方式与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有高度的契合之处,此一点后面将详加论述,在此不予展开。马云的“现代”和“新”,可以指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各种新技术,可以指称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新模式、新业态,也可以指称数字全球化、互联网思维等新观念,还可以指称代表未来的年轻人和下一代。而且,这些“现代”和“新”的指称都可以一一找到“传统”和“旧”的对应物,并且必然是“现代”和“新”的战胜、替代、淘汰或颠覆“传统”的和“旧”的事物与观念。在去年10月下旬的演讲中,马云再次采用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只是在修辞和隐喻上更加刺耳而已。叙事中,一方是传统的金融体系,它是一个“老年人俱乐部”,可能患有“老年痴呆症”,是面向过去、面向工业化时代的;另一方则是现代的互联网金融体系或科技金融,它顺应年轻人的要求,是面向未来的;一方是旧的“当铺”思维,是基于熟人社会的关系金融,另一方是一个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只认信用不认人情。长期以来,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都使马云赢得了无数的喝彩和掌声,让媒体、投资者和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趋之若鹜,当然也使马云成为阿里巴巴商业帝国,甚至是整个互联网世界无可替代的最佳代言人。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个叙事除了一如既往地让整个世界感到震惊外,随之而来的就是强有力的反击。在同一个论坛第二天举行的会议上,一个退休的财经高官指出要坚决整治披着“金融科技”外衣的金融乱象,矛头所指不言而喻。

   性格决定命运。马云这次被称为史上“最贵的演讲”或许反映了他并非是一个时时刻刻都精于计算的、理性的经济人,他也会被激情和冲动,被认知上的局限和偏差所驱动,让人“拦都拦不住”地干出被人们视为极度非理性的事情来。当然,理性并非只有一个维度,还有另一种关于理性的解释,那就是所谓的“非理性的理性”。如同博弈论所揭示的,当你通过非理性行为能够获得比理性行为更大的收益时,非理性行为才是一种真正的“理性行为”[4]。企业家和政治家往往谙于此道,他们的行为在许多时候遵从的就是这样一种“理性”逻辑。或许马云也是按照这一逻辑来构建自己的“理性”信念,并曾经屡试不爽。但是,“非理性的理性”并非常规武器,总有“马失前蹄”的时候,那个演讲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中层原因:超级平台监管的大势所趋


   如果我们来一个反事实假设,即马云如果没有发表那个演讲,或者发表的是一个轻描淡写的或“鸡汤”式演讲,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答案肯定是有不同,但不会有本质性不同。如果反事实成立,监管风暴大概率不会像当前这样猛烈,而会温和得多。因为正如前面所言,反事实成立就不会有焦点效应和聚焦,也不会使自己成为监管风暴的中心和具有广泛警示作用的典型范例。不过话说回来,反事实成立也难以完全避免监管风暴的发生,因为无论是对金融科技还是对平台的强化监管,都已经是箭在弦上,只是在静等机会窗口的打开以便把箭射出去。因而,即使没有那个演讲事件,也会有一个其它事件发生而成为导火索。这正是中层原因所要分析的内容和所能给出的解释。

   首先,可以清楚地看到,也正像权威官媒所指出的,这一监管风暴有着极其深刻的全球性背景[5]。在美国,由国会、司法部和各州所发起的针对四大互联网巨头——谷歌、脸书、亚马逊和苹果——的反垄断行动,包括听证、调查以及起讼和司法审理等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从美国100多年的反垄断历史来看,这次行动都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欧盟,最近五年来针对美国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调查和处罚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仅针对谷歌一个公司,欧盟反垄断机构就在2017-2019年连续三年开出天价罚单,总金额达到82.5亿欧元[6]。尽管美国和欧盟在反垄断的法律架构、动机、关注重点、举措以及程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但也有着很明确的基本共识:超级平台实在是太大了,已经严重地危及到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创新活动,而反垄断是驯服这些肆无忌惮的超级平台最有效的武器。事实上,大众传媒和社会各界一直在关注欧美国家针对超级平台的反垄断动态,这种关注必然会以示范效应的方式转变为国内反平台垄断的呼吁和行动压力。

   其次,国内对超级平台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不满由来已久,与此相关联的是对反垄断的期待与呼吁愈发强烈。平台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多样而隐蔽,这里开列的是一个不完整的清单:强制平台上的商户“二选一”、恶意关闭平台数据接口、支付工具的排他性设置、各种霸王条款、收取超额中介费和不当的额外费用、任意延长账期、基于大数据的价格歧视、肆意侵犯数据隐私权、低于成本价和补贴等方式的掠夺性定价、基于算法的价格合谋、旨在操控市场的合并,以及超级平台与金融“融合”所带来的财团化[7]、不受限制的并购、跨行扩张和“占位”等,已经对各行各业的新创企业和整个经济的竞争和创新构成了全面压制。如果做一番比对,阿里巴巴几乎与清单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关联,而且一直处于各种争论的漩涡中,其寡头和掠夺性的一面也一直备受质疑[8]。垄断问题和不满的日积月累已经接近某种“临爆点”,这让监管风暴呼之欲出。

第三,监管能力的增长,已经足以应对科技金融乱象和超级平台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的挑战。众所周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由于认知能力和工具手段难以跟上日新月异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变化,加之既有的条块分割并以辖地为主的监管架构与平台跨地域域、跨行业的技术架构不相匹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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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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