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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升: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何陷入困境?

——基于科技金融整治和平台反垄断风暴的观察

更新时间:2021-01-07 21:25:41
作者: 李红升  
这导致监管部门在互联网监管方面严重的“能力缺失”,从而对互联网平台抱持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其结果平台似乎成了“法外之地”,它以市场化、自治和内部监管为导向,监管部门很大程度上成为“看客”。以淘宝平台为例,它如同一个独立、自治的商业王国,有自己一整套关于交易流程和纠纷解决的规则体系,商家无需在有关部门办理证照,而只需在平台注册并遵守“淘宝规则”即可营业。这种自治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监管部门一系列权力——这种权力典型地体现为对实体商家广泛的管辖权,如证照发放、违规处罚、税收核征,劳动关系以及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的一种僭越[9]。

   但是,现在监管的利爪已经长出,“能力缺失”问题已经得到根本改观:通过立法过程的不断加速,以及新立法和既有法规修订的双管齐下,与平台有关的各种监管法规,包括金融科技监管和反垄断的法规体系曾经存在的“空白”已经被补上,这为依法监管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石;随着技术和产业的演化,监管者对互联网的认知和专业能力,以及工具手段也在快速地适应和提升,足以应对各种复杂问题的挑战;监管的组织架构也在适应互联网技术和产业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一个综合性与专业性机构并存,分兵把守各负其责,但同时又协调互动的机制也已经形成。

   第四,与监管能力提升相辅相成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监管部门日益增强的自主性或权威性。就当前而言,这种自主性已经达到空前的高度,其原因与宏观大背景以及众多的因素有关,在此无法予以展开,仅仅从自主性的供需两侧稍作分析。从需求侧看,通过对平台创新活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强力干预,一个高度自主的监管机构有利于更好地捍卫公共利益。由于平台的创新活动仅仅受纯粹的商业利益驱动,全然不顾可能对社会带来的负的外部性,这导致平台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严重背离,也就是说,平台获取了创新的收益,却没有承担由此而来的全部成本,从而损害公共利益或其他经济主体的利益[10]。P2P网贷就是一个典型。P2P网贷曾经被视为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科技领域的一个重大创新,巅峰时期曾经有数千家平台,借贷余额高达数万亿元。但由于平台普遍存在的欺诈和败德行为,不仅让大量的投资者血本无归,而且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包括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伤害、诱发社会性的金融投机行为、加重社会资金脱实向虚的不当流动、引发群体性事件以及涉暴涉黑的暴力催收等犯罪行为、扰乱金融秩序等。另外,为了整治和善后,各级监管部门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这是金融科技史上一个代价巨大的创新实验,对监管者和整个社会而言也是一个血的教训。试设想一下,如果动辄控制着数千亿,甚至数万亿资金并游离于现行监管体制之外的一干金融科技平台,仅仅只从自身利益考虑创新的成本和收益,而不考虑创新可能给整个金融体系甚至是整个经济带来的巨量风险和代价,那么,中国的金融市场将会处于何等危险的境地!很明显,当马云在那个演讲中声言“创新一定要付出代价”时,这个代价不仅指蚂蚁科技所付出的代价,而更多的是“我们这代人”的“担当”。换言之,是整个社会为金融科技平台埋单,以及某种意义上的不计代价。姑且不说这一主张自私,也有背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则。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当创新的私人代价(成本)与社会代价(成本)相背离时,监管者作为共利益的守护神就成为必须的[11]。

   从供给侧看,监管机构的自主性和权威往往受到两方面的威胁:其一是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公关活动,尤其是所谓的“监管俘获”现象,这会导致监管部门的政策取向严重偏离公共利益的需要,甚至沦落为利益集团“设租—寻租”的工具;其二是惧于寡头公司的强大影响力,缩手缩脚,以至于出现“大而不能倒”“大而不能拆”“大而不能管”的问题。这里有一个例子。2015年1月,原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一份关于网购商品正品率的检查报告,其中淘宝网的正品率列在最低一列。之后,淘宝官方微博发布了名为“淘宝店小二”的公开信,质疑检查的程序正当性。作为对公开信的回应,工商总局又发布了一个过去未曾披露的《白皮书》,内容涉及对阿里巴巴进行行政指导的情况。面对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马云和工商总局局长见面并“握手言和”,最终平息了事件。这一被媒体戏称为“淘宝大战工商局”的事件[12],自然引发各界关于阿里巴巴“大而不能管”的质疑。当然,以当前监管风暴中有关部门的雷厉风行和当机立断而言,对监管自主性的威胁已经被大幅削弱,假若“淘宝大战工商局”事件发生于今日,相信事件的演进和结尾方式将会截然不同。

   国际大背景、社会的不满和期待、监管能力的提升以及监管部门自主性的空前增强,并非是相互独立的现象,而是相互联系和互动,甚至是互补的,这些因素使得我们可以穿透表象,对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困境的必然性有更深入的理解。当然,如果将上述因素用时间之轴串联起来,这种必然性就会更加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深层原因:超级平台的“原罪”


   中层原因分析虽然能穿透表层,但依然没有抵达问题的内核。在一个动辄在文章标题中冠以“逻辑”之名的当下,这显示了逻辑的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质言之,如果从原因到结果的推断基于严谨的逻辑之上,那么这种必然性就是毋庸置疑的,是一种本体的解释。深层原因的分析可以看成是对内核的分析,一种基于逻辑的分析和一种本体的解释。

   第一个原因,与互联网平台的一些天然属性,尤其是所谓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有关。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与我们通常看到的某个行业中随着企业规模扩大而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很大不同,它被称为间接网络效应或双边网络效应,即平台上一边客户的价值会随着另一边客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以淘宝为例,店家会因消费者数量增加卖出更多的商品而受益,消费者也会因更多的店家有更多的选择而受益。这种相互吸引和相互受益的情况也会相互促进对方向平台聚集,这成为平台扩张的一种内生的、强劲的推动力。除了双边网络效应外,网络的全球化属性以及网络终端和连接成本的持续下降则是另一种动力,任何一个商家或消费者都可以很方便地加入到平台中,也就是说平台规模的扩张几乎没有线下平台所遇到的空间限制。即使是全球闻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其规模也根本无法同淘宝这样的互联网平台相匹敌。这种超常的规模效应加上互联网的全球连通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平台会在短时期内就成为全球性平台,而传统的全球性跨国公司则要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同时,这也可以解释超级平台之所以成为超级平台,是因为其扩张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13]。

   除了超常的规模效应外,超常的范围经济效应同样也是平台的天然属性。范围经济通常来自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的集聚,是产业集聚和产业园区形成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同样也是企业多元化经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相比于传统经济活动的范围经济效应,平台的范围经济效应也更加明显,其原因一是平台在聚合要素、产品、服务的规模和能力方面,不存在传统的企业集团所面临的空间限制;二是平台聚合要素、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也要比传统线下的成本低得多。超常的范围经济效应使得平台跨行的、多元化的经营变得更加容易,而且多元化程度越高,范围经济效应可能就越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超级平台都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平台,或者无一例外致力于多元化扩张,也可以解释超级平台为什么在短时期内就变成了一个触角无所不及的商业帝国[ 14]。在此不得不提的是由商品和内容服务平台向金融服务的延伸,这一将互联网无所不在的连通性与金融资本无所不在的触角相融合,所带来的范围经济效应是异常惊人的,无异于为超级平台的多元化扩张安上了一个高速引擎[15]。

   超级平台因其规模过大而难免垄断之嫌,因为过大本身就容易导致过高的市场集中度以及过度的市场支配地位。同样超级,平台因其过度的多元化而难免资本的“无序扩张”之嫌,因为这一扩张太具有侵略性、没有节制、没有边界。但是,规模过大以及过度的多元化扩张,与其说是野心、贪婪、精明或其它人为因素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互联网平台超常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以及无可比拟的连通性使然,这些效应和属性是内生的、与生俱来的,是一种逻辑必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正是马云和阿里巴巴,也是平台式资本主义困境的一个根本性原因,称之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原罪”或许一点都不为过。

   第二个原因,与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特征有关[16]。按照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和创新的极富启发性的观察,受企业家精神和创新驱动的资本主义每每经历旧技术、旧产品、旧企业、旧的组织形式被新技术、新产品、新企业和新组织方式取而代之的循环过程[17]。这一观察已经被从蒸汽机、铁路到电力的历次技术和产业革命所证实,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引发的技术和产业革命也正在印证这一观察。但与历史上的技术和产业革命相比,后一种革命更具破坏性、颠覆性、来势更加猛烈,渗透性和扩展性也更强。很明显,马云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很大程度上源于互联网的这种异常强大的“创造性破坏”特征,或者说与之高度契合。但是,这种“新”对“旧”的破坏、颠覆、替代过程也会引发广泛的冲突,尤其是所谓的“新”与“旧”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产生所谓的“赢家”和“输家”。从过往的经验来看,这种利益冲突的表现方式虽然各异,但几乎所有行业都概莫例外。例如,在图书零售行业,线下实体曾经联合起来抗议平台的低价倾销行为[18];在出租车领域,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质疑其合法性,并以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抗议网约车平台的运营[19];在商业批发和零售领域,可以看到线下商店的全面衰落以及线上零售的蒸蒸日上;在教育、医疗以及金融等领域,利益冲突也是显而易见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金融行业的情况。传统的金融业要承担密集的营业网点,昂贵的专用网络和设备(如ATM机)以及大量雇员所带来的高投入和运营成本,或许还有历史累积的不良资产负担。相比之下,互联网金融则基于公共的、开放的互联网平台和全自动化的业务处理流程,其投入和运营的成本优势相对于传统金融业具有压倒性。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在一个强监管的行业,互联网金融面对的却是一个弱监管甚至“无监管”的情况,这使得互联金融平台在监管成本方面也享有巨大的优势。这种竞争方面的不对等性必然导致二者之间严重的利益冲突。

   为了成为“赢家”,利益冲突必然导致新旧各方在市场准入门槛、牌照资质、定价方式、税收、标准规范等与竞争的公平性和合法性有关的各个方面发生争执,并将这种争执诉诸于监管部门,以便左右或影响监管部门的政策[20]。诉求的方式可能是游说和公关宣传,也可能是更为激进的抗争和施压方式。可以说,互联网的“创造性破坏”一日不停,这种利益冲突就不会有消失的一日,对互联网平台的垄断、不正当竞争、不合规、不合法的批评和指证也就不会停止[21]。毫无疑问,“创造性破坏”也是马云和阿里巴巴陷入当前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因其内生于互联网等新技术中,因而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原罪”。

第三个原因,与互联网平台的社会影响有关。从互联网上可以看到针对马云和阿里巴巴,也有其它超级平台和高管的各种仇恨性言论,这种仇恨言论往往被归之于人们的仇富心理,而仇富心理又归之于人们对富人的成见或刻板印象,如“无奸不商”“为富不仁”“贪婪”等。但是,除了社会心理学的原因外,事实上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尤其是与互联网等新技术带来的不平等和社会分裂有关。互联网等新技术的社会影响有着极其复杂的作用机制,这里只能简单地提及三个方面:其一是互联网等新技术使收入分配更加有利于资本而不是劳动,这加剧了财富向最富有阶层集中的趋势。根据胡润财富榜的数据,2000年中国内地最大的十个富豪的总资产是334亿元[2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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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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