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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春堡:新时代数字技术、数字转型与数字治理

更新时间:2021-01-06 15:32:55
作者: 邵春堡 (进入专栏)  
不同产业、行业、企业的应用,会使新基建有效倒逼产业链上下游间的数字化转型,共建产业应用生态,通过各方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应用,让用户在体验到数字化办公、学习、生活的简单、快捷、方便的同时,也大量利用数字化技术引流,拓展业务,实现数字经济利益最大化。全球化条件下,新基建还需融入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去,成为开放和合作的基础和平台,为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跨国企业、国际市场、各种交流充分赋能。

   三是体制机制的转型。数字转型是一场管理革命,因为从传统社会形态步入数字社会,会有许多不适和阻力。比如原来大一统的组织模式,层次过多,传递缓慢,相互扯皮,与数字技术的运用格格不入。按照数字化要求就需要改变组织的传统体制,实现扁平化、简单化、分布式的组织形式,才能传达迅捷,职责明确,提高效率,转变为适应数字化社会的组织方式。数字化转型实际在倒逼企业、社会乃至政府组织的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某种程度上,转型就是一种改革方式,是进入数字经济和社会的必要前提。比如除上述提及的传统组织机制纵向架构与数字经济社会的组织扁平化、网络化发展的适应性外,还要考虑怎样更好地实现公共部门数字化,如何设计公共部门的激励机制;如何纠正过去政府部门条块分割,应急决策迟缓,响应快慢不一,家底不清,协调不畅,以及政府协同治理中能力短板的问题;怎样从信息、组织、治理角度,简化和缩短纵向多层的行政体制,体现小政府的精干高效,使适应了数字化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呈现明确的职责界限、清晰的法制规定、主动的应急思维、干练的工作作风,保证数字技术和功能运作深入,整体协同性强,在信息发布、事权分工、部门协调、物资保障、应急预案等方面有序进行,通过这样的机制,推动数字政务和智慧城市建设,真正能够利用数字资源和平台以及各种技术手段,治理经济金融问题、社会发展问题、文化信仰问题,以及紧急重大事件等问题。转型的前面步骤都是后面举措的条件,或者说数字化的步步推进都在倒逼相关环节的改革。转型不规范,改革不到位,就会出现数字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就会抑制数字社会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的释放。只要改革到位,坚持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数字化转型就会前移或深入,调整后的体制机制就能适应网络交易的“虚拟性”、跨地域交易的“全球性”、跨境电子商务全天候交易的“高效性”。灾难最能检验数字转型和治理的能力和成效,这次疫情防控是数字转型和治理的试金石,也是数字转型的促进站和检查站。“这次疫情实际上是一个外生冲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难得的观察数字经济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次外生冲击,数字经济的很多形态我们很难看的太清楚,其价值评价也不够客观。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将数字经济的真实面貌很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4]

   (三)协调并引导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实施全面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5]数字化转型就是致力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推广和运用,调动经济、社会、文化运用数字化技术的热情,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促进数字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培育普遍的相互带动的数字经济社会形态。

   一是发挥企业等经济组织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骨干和前沿作用。经济对数字最敏感,数字对经济最有吸引力。经济的趋利性很容易与数字资源结合一体,使经济领域成为数字转型最早最快的形态。数字转型在于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真正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企业等经济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是通过实现所有业务的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最终推动企业产品研发、生产制造、精准营销等具体业务的优化。通过搭建企业的数字化中台,连接前台客户需求与后台企业资源,打造以客户为中心、以科技为引领,具备持续规模化创新能力的数字化企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就是把设计、创新、优化的东西,变成模型和算法,并且和实际过程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系统、新的工艺、新的装备,形成一条条生产线、一个个工艺过程、一个个管理和决策过程、一个个服务和协同过程,而且要以数字化为基础持续地优化,不断体现智能化。[3]具体来说:通过数字技术武装制造类企业,使过去纯粹的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以及虚拟与物理融合的空间转变,在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等环节,部分或全过程地实施数字控制,从自动化向智能化升级;通过数字化智能化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对传统产业的替代步伐;通过数字虚拟与实体制造的融合运用,包括人机协作,创造新的生产方式,比如共享经济中,订单、支付等环节可在数字空间完成,而具体的生产、物流、供货在线上统筹支配,与线下物理空间相应对接,实现人机协作、机器与机器衔接,把数字技术应用到能够挖掘和应用到的最大的范围和程度;通过跟进数字制造的规范、管理和提高,革新企业经营监管方式,推动企业内部管理决策链、生产制造链、客户服务链反应更加敏捷高效精准,降低监管成本,缓解委托代理的信息不对称矛盾,提高管理效率,最终以降本增效的程度、以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满意程度来检验数字经济的发展效果。

   二是保护和发展民众对社会服务数字化转型关注和支持的热情和期望。社会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是关系民生最重要的内容,与企业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紧密相连,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和转型动力。需要在数字经济、数字企业、数字城市的带动下,促进社会服务的加速转型。在劳动就业方面,可以积极探索并建立人力资源的智能网络共享平台,激发各种用工和人力资源的活力,既能减轻政府部门宏观引导的负担,又会促进求职者个人的积极性能动性,满足求职者回避原单位的尴尬和隐私。在医疗方面,加速线上线下合作,把能在网上智能诊疗等可解决的项目扩展到最大,把线下到医院的项目缩减到最小,把高质量医疗资源的效用在网上扩展到最大,减少百姓到城市看病的交通、食宿等费用,通过网络数字等技术手段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教育方面,促进渐趋成熟的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向规范发展,有效做好网上教学的组织和管理,做好同中小学课堂教学的衔接,真正取缔被逼补习、变相补习,解决补习泛滥导致的学习负担过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问题。在健康养老方面,可以开辟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领域,通过数字功能的发挥,缓解老人孤寂,组织老年娱乐,引导适当健身,便利亲属慰问监护。在巩固脱贫方面,数字化可向巩固脱贫的地区倾斜,包括网上促销刚脱贫地区的产品,快递农村地区的土特产品,扩大线上对农村地区的招工,网上对现代农民的培训,网上提供各种农民所需的服务,用网络方式普及有关知识。

   三是发挥科研院校和文化事业单位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信息智能优势。这些行业和单位具有网络、信息、智能的倾向和特点,特殊的业务性质使它们的数字化建设早已起步,部分学校、文化、科研等事业单位,虽然先期进行了会议、活动和文件处理的数字化转型,推广线上办公、云会议、OA文件流程,但是与数字产业化带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雄厚实力和利益驱动相比,尚需更好的配合和跟进。特别是产业数字化后,可以生产和提供大量适宜文化教育科研事业所需要的数字产品和服务。防控疫情期间,教育文化单位为了提供更丰富的线上文化教育产品,吸引禁足在家和有限社交距离的人们,使他们安居在小范围而不烦燥,寻求数字技术及其产品和服务的广泛运用,启发和孕育着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了文化产业在线上跨行业、跨要素的融合发展,使线上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广受欢迎,彰显了教育事业和文化产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积极寻求变革的行业优势和作用。

   数字化转型既有政策引导,也有产业间的内在市场协调,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在积极探索,有序转型,彼此协调配合,相互促进,使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得到整体发展。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对经济上的供应链不同环节、生产体系与组织方式、产业链条、企业与产业间合作等全方位赋能,促进企业内的人、物、服务以及企业间、企业与用户间互联互通、线上线下融合、资源与要素协同。在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数字企业建设基础上,整合各方数据,发挥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进而推进城市公共卫生、教育、交通、生活服务等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补齐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方面存在的突出短板,创新民生服务供给方式,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转型过来的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普遍体现出状态的虚拟性、推广的迅捷性、运用的差别性,以价值实现为保障推进着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三、适应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构建数字治理机制

   为适应数字技术运用,配合数字化转型,更好地促进社会高质高效发展,应在已转型的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前提下,加快探索数字治理的方式。数字治理实质上是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和融合为基础,以这些技术运用中最大的公因子-----数字为标志,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政府、企业、个人等不同主体最大程度地开放数据资产,促进数据关联应用,形成“用数据对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服务、用数据创新”的现代治理模式。

   (一)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呼唤相应的数字治理方式

   不同的社会形态都有相对应的治理方式。数字转型推动了信息智能技术的逐渐渗透、广泛运用和充分融合,改变了经济、社会和文化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在打乱它们各自原来结构的基础上重组着新的结构,深刻改变着经济形态、社会形态、文化形态,出现了数字经济、数字文化、数字社会的雏形。同时,在全社会加速数字化重构过程中,过去传统工业文明的治理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数字时代的需要,传统的治理能力受到挑战,从而也对数字政府的建设,尤其是数字治理提出需求,政府机构、企业和事业单位都在考虑如何借助数字化技术,让各自的组织体系更加灵活,让组织或社会的协同更加高效,借助数据化、平台化推动数据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6]这样的数字经济社会基础和环境,势必要求在原来决策、规划、调控、监管、法治的各种治理方式基础上,吸纳赋有时代气息的智慧社区、智慧企业、智慧城市、数字中台、数字政府的管控形式,并加以梳理综合,进而形成数字治理系统。

   由于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还是零碎的并不系统,数字治理的整体框架尚未形成,需要在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着力探索并搭建数字治理体系,需要把转型过程的每个环节有机地链接起来,使零散的功能系统化,尽快形成以数字和信息为要素和重要资源的治理机制,建立与数字技术相兼容、与数字经济社会相匹配的治理模式,探索和展开相应的崭新治理实践。虽然新的数字治理正在继承和接替原来社会治理的任务,但是从治理手段、治理效率、治理范围上,都已经超越原来的治理模式,数字治理的范围更广泛,担负的任务更具时代性。

   (二)数字治理的发展目标决定数字治理任务

数字治理主要是通过运用信息智能的治理能力,利用各种数字监管工具和手段,释放数据作用和价值,激发数据生产要素对经济社会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同时更多地将风险化解于萌芽,使经济、社会、文化、政府等各个方面处于平稳运行、安全健康和发展向上的趋势,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综合发展的创新活力、竞争实力、治理能力。特别要针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要敏捷反应、测算研判、及时应对、技术干预、科学施策,达到化解风险、解决问题的目的。未来数字治理将主要担负两个大类的治理任务:一是治理数字生态下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问题和风险,特别要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分析的支持,精准研判、及早预警、紧急处置,治理安全和发展方面的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二是治理数字技术及其运用产生的问题和风险,比如数据的泄露篡改、数字壁垒、数字鸿沟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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