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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功:皓首低回有所思

更新时间:2021-01-05 23:05:37
作者: 张国功  

   生于一九一0年的费孝通先生,于九五高龄逝世于二00五年。其二十卷全集四年后即編讫出版,而《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下引此书只注页码)竟在再过十年后才得以与读者见面,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所谓晚年,从书名可以看出,即指一九八一年以后。在此前一年,“右冠”加身二十余载的费孝通,被正式宣布“改正”, 在七十岁时迎来可贵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也开始其“老来不慕归田乐,随众奔波为国谋”(《和友人诗·三》) 的“行行重行行”,不管是在书斋内还是田野大地上,创造出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晚年难得的人生风景。令人敬服的是,“功成身退,得大自在”(270 页)的费孝通,并没有如年轻一辈所批评的,风骨不再,“活成了明哲”。在这册姗姗来迟的《谈话录》中,可以集中地读到晚年费孝通念兹在兹的“自知之明”。

   之所以说念兹在兹,是因为费孝通对“自知之明”的思考,并非如普通人渐入晚境时随兴所至的人生感悟,而体现出一位学者、思想者对这一问题自觉和系统的思考。作为民族学、社会学学者,费孝通似乎较其他学人更多有一种“他者”意识,对知识分子更多“反躬自问”。他晚年提出著名的“文化自觉”命题,强调一个民族、群体要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过程、作用与意义等。至于个体如何认识自己,费孝通有个通俗的说法叫“人如何看待我看他”,为此他写了一篇《我看人看我》。在他看来,对学者来说,最重要的自我认知当然是学术反思。学术反思就是个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就是学术反思的扩大和发展。学术反思是个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要了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从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一脉相通。费孝通总结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认识自己。

   费孝通对“自知之明”的自觉思考,直接表现在对编选自己文稿的重视。一九八七年,费孝通应邀编定选集后,在序言中不禁“笑我此生多短促,白发垂年犹栖栖”。“一介书生逢盛世”,自觉不应辜负这个时代。但是主观努力总是抵不过严峻的客观条件,以致到这时候不得不承认,“分数不高”。自己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这在同辈中屈指可数,但“产出看来很不相称”,费孝通自言有一种自责的心情,“皓首低回有所思,纸尽才疏诗半篇”,唯有在学术跑道上冲刺,用十年来追回逝去的二十年。及至一九九九年编好文集,费孝通声明,其主要目的是为一些想了解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怎样走过来的人提供一些研究素材。每次编定集子,都引发费孝通思考如何自我评价、后世如何评价自己,可谓意味深长。

   除了选编集子,费孝通更多的是通过写作、做报告、谈话来深化对“自知之明”的思考。对自己一生的经历,费孝通相信有着“标本”的意义。一九八七年十月,费孝通接受美国巴博德教授访谈,谈到自己对年轻一代的作用是:“可以让他们知道,在我这一代,我们的自我认识、自觉性达到了什么水平。”(《经历·见解·反思》)这是对自己的主观要求,也是自我评判的标准,是对过去自我存在的反思。一九九三年后,他不断撰写文章“算旧账”,“年近谢幕,时时回首反思多年来在学术园地里走过的道路,迂回曲折;留下的脚印,偏谬杂呈;究其轨迹,颇有所悟”。比如他说,《个人·群体·社会》“可以说是为我自己开创了一条写作的新路子,有一点近于思想自传方式的自我反省”(102 页)。对身后之事,费孝通自信不在乎别人毁誉,但“却应该有一点自知之明,有个评估,有个交代”。怎么评价呢?应该以得之于社会与对社会的贡献为天平上的砝码。按这个标准,自己“得多出少”。对自己一生评价为“分数不高”“得多出少”(184页),这当然是费孝通的自谦,但更是自知。费孝通在晚年自我反思时,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是往后看。在他看来,自己远不如师长一辈。

   按费孝通的说法,与上一辈学者的差距,首先是学术修养,尤其是国学修养:“学者里边,我的上一代人都很厉害,又有才,又有学。国学、西学都很熟悉。视野也很开阔,有见解。到我这一代,才还有点,学就不行了。”(18 页)生逢转型时代,在国内完成传统的基础教育而很快放洋留学,费孝通的国学修养自有其过渡一代的特殊之处。他在高中时曾经用心学习龚、魏,还得过“国学先进奖”。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教育风气的时代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费孝通深知,自己从传统向西学走得更远一些。虽然有传统的底子,但受西方的影响很深(404 页),“缺传统文化这一块”(180 页)。这“是历史的变化造成的,是不能不如此的”(446 页)。社会学者郑也夫在为陈心想《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所作序言中言及,费孝通从英国留学归来谋职,曾被一所机构拒绝,理由是他“国学太薄”。郑认为,费很少用文字训诂材料,可以说明这一点。

   费孝通反思并不仅止于国学知识修养不如师长辈,更在反思这种知识结构导致的深远后果。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七日,他在郑州一次学术讲座上深有感触地指出,没有国学的底子,对于中国的历史就没有认识,不知道中国历史的变化。因为中国文化的底子不够,自己关于“文化自觉”的说法,其实“也是一种‘洋的说法,是从西方学术概念里出来的”。相反,费孝通当时正在读钱穆的著作,发现钱穆也讲文化自觉,“可他是从中国历史和文化里面看出来的这个要求,领悟到了一种历史的规定性,讲出了中国文化的这种精神”。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自己思想资源不够,道理就很难说透。文化自觉,要靠下一辈人回到历史里边,从实际出发,找出中国特色的底子。费孝通遗憾的是,他也想学钱穆,但“没有他那样的底子。补课也来不及了”。他告诫读者:“还是要多读读中国的书,熟悉我们的历史,知道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能说得上来、说得清楚,那么再讲‘中国特色,就有底子了,有基础了。‘文化自觉的文章,就有条件做起来了。”从小“念新书”,自谦“没有好好念历史书”的费孝通,在晚年明显有一种由注重西方理论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转向。他多次提到钱穆。两人在燕京大学有师生之谊,而后到西南联大又成同事,但两人一直“碰不上头”。这看起来好像是人际因素导致的,实际上与费孝通的思想大有关系:“我们不尊重历史,缺乏历史知识,缺乏对自己历史的尊重,所以不想去找钱穆那样的人。我当时要做的事情,不是去历史里边看历史,而是去农村里边看农民生活的现实。”费孝通举例说,自己的《乡土中国》只讲了乡土的特点,而没有讲出传下来的过程。有些道理是要从过程里面才能看出来的。没有过程就是个缺陷、遗憾。只有把现实和历史结合起来,才可以更好地懂得自己,懂得中国文化,这才是文化自觉。与对钱穆态度类似,费孝通晚年经常提及的师长辈学人还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费孝通与人类学家李亦园对谈时提到,自己和上一代人的差距的一个方面,就是国学根子不深,因此“吃了很大的亏”,具体就是,讲中国文化的时候,不容易体会到深处的真正的东西。自己一代人的长处,是比较多地接触了西方的东西。但要搞懂中国文化特点,还得上下两代人合作,还得回到历史里边去,自己要花工夫把上一代人的东西继承下来。一九九七年前后,费孝通对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钱穆等人的传记兴致盎然,“想争取多懂得他们一点,也是想多懂得自己一点”(436 页)。早年追求以西方理论解读中国的费孝通,晚年对师长辈对中国文化带着温情与敬意的思考表现出极大的认同。

   较国学修养进一步,费孝通更认识到自己一代人在精神或“風骚”上与师辈的差距。九十年代初,费孝通陆续发表纪念博物馆学者吴泽霖、史学家顾颉刚、民盟前辈楚图南等师长辈的文章,其中反复提及,师长一代前辈们,在各自的专业发愤力行,具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追求真理,热爱科学。在他们看来,科学不仅是求知,更是不断求知的那么一股劲儿。费孝通用了一个传统的字眼来概括这种“劲儿”,就是“志”。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纪念曾昭抡一百周年诞辰时,费孝通说,曾昭抡和闻一多生活里面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这可以用“志”来表达。“志”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个是爱国,第二是学术,开创一个学科或一个学科的局面,是他一生唯一的任务。忆师念友,意在以前辈风范为标杆,按张冠生的说法,“费孝通晚年的思考与表达,正合了中国老话里讲的‘慎终追远”(张冠生:《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98 页)。

   与对上一辈的高度评价相反,费孝通对下一辈却有着“这股‘气不够”的看法。同下一代人交往,费孝通感慨看不出他们中的一些人“志”在哪里。学者们当教授、搞教学可以,但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奉献于这个学科了。“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要知道、要明白。现在的人,很多不知道他的一生要干什么。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没有志向了。……没有‘志了,文化就没有底了,没有根本了。”(539—542 页)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五日,费孝通参加潘光旦百年诞辰座谈会。潘光旦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与会思人,费孝通自然感慨尤深。他说,自己与潘光旦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很清楚,最关键的地方在怎么做人。潘光旦一代有个重要特点,就是懂得孔子讲的“己”字,首先都是要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这不是去争一个好的名誉、好看的面子,首先想的是怎么对得起自己。不是人家说你过得去,而是自己觉得过得去。这是“己”之所需,“是从‘己里边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费自己一代,在问题上要个面子,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但还尚能体会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至于下一代人,“大概想不到这个问题了。很多人倒是天天在那里为自己想办法,做事情,但是他并不认识自己。不知道应当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找不到自己。自己不知道应当怎么做。不能知己,就无从‘推己。”如何对待“己”,就是做人的差距的关键所在。但费孝通也深知,不能怪年轻一辈个人,而是“教育破坏得太厉害了,接不上啊”(450 页)。最尖锐的说法,体现在费孝通对社会学后继无人的忧思。旅美学者薛涌在八十年代中期曾经访问费孝通,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认为中国再过多少年能出现一个您这样水准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稍作思考,回答令薛吃惊:“五十年!”薛涌读过费孝通五十年代之前的主要著作,对费有着“知人且自知,是这个时代的智者”“平和不偏激”的印象。因此,薛涌认为,“五十年”绝非费孝通个人的自负,而是透露出他对当时教育环境与文化氛围的深彻悲哀。对于费孝通的这个回答,小说家王小波敏锐地注意到了,他尤其欣赏费孝通“十足赤金式的诚实”的学问,说“费先生在《江村经济》里表现出的那种诚实,的确是凤毛麟角。有位外国记者问费先生:你觉得中国再过几时才能再出一个费孝通?他答:五十年。这话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终还是不得不信”(王小波:《诚实与喧嚣》)。

以前辈为标杆,寄期望于后辈,费孝通留意自己与上下辈的纵向对比,并进而思考自己的使命。他一再告诫自己:“在这个文化的传承过程当中,自己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确在这条线上我处在哪个地方,该做点什么事,做到什么程度。”(450 页)五十年代的经历,使费孝通“逐步体会到做个社会里的成员必须清醒地自觉他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的社会中的地位。联系到一个许身于学术工作的人来说,就是必须明白自己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应当做些什么事,即孔子之所以为圣之时者也”(35 页)。面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后继无人呀”的学术状况,费孝通坦承“很急呀”(508 页)。认识到自己不如老师一辈而下一辈问题颇多,费孝通对学术界如何“传帮带”这一问题忧心如焚。从八十年代起,他以民盟领导人的身份,就如何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发表了大量的报告与谈话。“文革”后,知识分子青黄不接。费孝通特别注意到老中青三代的知识结构差距:老一代即抗战前毕业的大学生,基础比较全面、深入,有所专长,但时日不多;中年一代,即抗战时期的大学生,接受的训练洋味太重,对中国情况不太了解;青年一代,即解放初期到一九五七年前的大学生,文理分家,“一边倒”向苏联学习。老辈知识分子的时间不多,但他们在智力结构中地位特殊:受过严格、系统的教育,大多在博览各门知识的基础上学有专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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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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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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