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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戈尔曼:海登·怀特:作为分析的心灵哲学家

更新时间:2021-01-05 22:20:28
作者: 乔纳森·戈尔曼  

   内容提要: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在1973年出版,其时,剑桥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未意识到此书的重要性。就分析传统的基本特征而言,可将这一现象的原因解释为:分析哲学与历史学、思辨的形而上学以及政治道德之间存在着原则性差异。而在对海登·怀特的“分析”进行分析之后,《元史学》即可被视作恢复斯特劳森式描述的形而上学的典型实践,它为一种先进的心灵哲学和时间哲学勾勒了轮廓。

   关 键 词:语言转向/言语行动理论/叙事/心灵哲学/时间哲学

   社科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项目号:19ZDA2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乔纳森·戈尔曼,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道德哲学荣休教授。译 者:冉博文,199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1973年剑桥的分析派历史哲学

  

   我们谈论的是哪一个海登·怀特?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怀特的思想“总是处于变化之中”①。我们从1973年剑桥对《元史学》的接纳开始讲起。这一年,我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土学位。在此之前,我确信我已经认识了历史哲学界所有我应当认识的人物:我的老师、外审专家和其他重要学者,曾与许多历史学家有过交流,还阅读了《历史与理论》刊发的文章。《历史与理论》是当时历史哲学界唯一的期刊,它基于分析的观点提出崭新的哲学创见。但直至离开剑桥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海登·怀特这号人物,史学家们也不比我更了解他,即使后来对他有所耳闻,也没有把他当回事。正如保罗所观察到的,认为怀特有对历史学家们造成影响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②。

   此外,设若《元史学》在1973年前出版,它也不会出现在我的必读书目中,因为《元史学》的立场与我所从事的分析派历史哲学传统的对立哲学传统与对立学科关系密切。在爱丁堡大学,我承蒙沃尔什和利昂·庞帕在历史哲学方面的指导,之后在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就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什么被算作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研究的看法,分析的科学哲学全然限制了我的思维。

   鲜有哲学家发表史学理论作品,他们也往往各自为战。史学理论几乎全然被分析哲学家视作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它的最佳方式是处理亨普尔在《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③中提出的问题。在对证据、理论、因果关系和解释的分析中,科学哲学发展迅速。它借鉴经验主义的预设(正如科学本身被假定的那样),吸收数学和物理学、概率论和数理逻辑的最新成果。正是在剑桥大学科学哲学系,哲学家们对语言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严密论证。而也正是在科学哲学这一领域内,分析哲学——更不必说分析的历史哲学——走在了哲学发展的前沿。我和我那些研究科学哲学的同侪在内的分析哲学家们都期待着这样一个时代:科学的因果关系理论与正在发展的人类行为理论紧密融合。在他们的构想中,思维和大脑、人性和基本粒子、理性和运算、历史学和物理学从根本上讲别无二致。历史哲学必须与科学哲学步调一致。

   分析的历史哲学与其他分析哲学的分支均以论证为导向。有这样一种相关性标准,它既界定了分析的传统,又决定了我们的阅读书目,它将所有论证范畴缺乏重要性的论著都排除在外。在注意到叙事的相关性问题后,我得出不少新的论点,但它们明显是从分析传统中生发出来的,且符合该传统所应用的标准。我想我可能在1973年前就注意到海登·怀特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评议了阿兰·多纳根的著作《柯林武德的晚期哲学》④,但我当时并未研究柯林武德,我和同事们都认为,那些老掉牙的观念论思想已经在1943年随着柯林武德的去世而消亡,当下时兴的是迈克尔·达米特的反实在论思想。⑤我赞同柯林武德关于人类行为的历史解释的哲学观点,在我看来,德雷最好地阐述了柯林武德的这一思想。⑥研究柯林武德的学术作品——如果它真的是关于柯林武德的话——势必要涉足观念史领域,但我们这些分析哲学家通常将观念史视作史学而非哲学。

   分析哲学家对自己的传统了解充分,该传统可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我们对那些过往哲学家通常未加关注,且一般说来,哲学史家也常常感到被排除在当下的哲学讨论之外。如何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与有关社会科学的哲学联系起来,始终是一个难题。早先这一问题常被忽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也易遭到奚落。但声名赫赫的斯特劳森与多数分析哲学家不同,后者理所应当地把哲学史构想为一门可有可无的学科,而斯特劳森清晰地表达了他对历史之非相关性的分析态度:在1959年出版的著作《个体》中,有一部分论及莱布尼茨的单子系统,他通过添加以下这些限定条件,明确让自己与历史保持距离:

   当我指称莱布尼茨的系统时,我不过于担忧我所讨论的观点与历史上实际存在的这位哲学家的观点不一致。我用“莱布尼茨”这个名字指称一位可能的哲学家,他至少在某些学术领域与实际存在的莱布尼茨是高度一致的。⑦

   至关重要的是,分析哲学家使用的分析方法在本质上与历史学毫不相干。当哲学家在构造其对手的观点时,脚注和历史准确性无关紧要。例如,若有人想赞成或反驳柯林武德的话,那这个“柯林武德”最好是一个被分析手段改造过的概念,而非那位现实的人物,尽管后者才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尤其对于科学哲学家而言,有这样一个例子,它将历史的非相关性明确为一条准则: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有他们各自的“牛顿”和“爱因斯坦”,但这两位人物实则被剥离了他们的历史情境,被非历史化地理解了。“牛顿”和“爱因斯坦”成为两个为了方便当代物理学教学和理论构建而被生造出来的重要概念。例如,历史上真实的牛顿曾受神秘学思想的影响,不论历史学家或古物学家对此有多大兴趣,它都与科学毫无关联。

   因此,界定分析哲学传统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它与史学之间原则上的学术性区隔。一位哲学家当然可以把历史作为他研究的主题(就如他可以研究科学、数学、道德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但在这一主题之外,他使用的仍是自己独立的学科工具。显然,从标准的哲学观点来看,不论他们是否自知,史学家(如其他人一样)都会暗设一些哲学立场。斯特劳森在这方面也提出过一些有影响力的看法,他将这些哲学立场明确表述为“描述的形而上学”。描述的形而上学“满足于描述我们关于世界的实际思想结构”。斯特劳森指出,除了像他自己一样的语言哲学家,康德也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描述的形而上学与“修正的形而上学”不同,莱布尼茨和其他一些过往哲人阐释了后一种概念,他们“关心的是造出一种更好的结构”。遗憾的是,斯特劳森没有阐述“修正的形而上学”的概念。我们在此可以引入这一概念,稍后将对其进行说明。斯特劳森问道:“描述的形而上学如何不同于我们常说的哲学分析、逻辑分析或概念分析呢?”本质上它们别无二致,只是“在范围和普遍适用性上”有所不同。⑧

  

   《元史学》是历史著作吗?

  

   对分析哲学的相关普遍特征做出了简要描述之后,问题依然存在:在1973年,为什么分析的历史哲学家会把《元史学》排除在其阅读书单之外?首先是因为它的副标题叫做“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元史学》是一部历史著作。怀特在“导论”开头就写道:“本书是一部历史著作。”⑨作为一位分析的历史哲学家,我在研究分析的因果关系认识论、具时态的陈述和其他相关问题时,为何会想要了解19世纪的欧洲想象?当19世纪哲学,甚至更为晚近的20世纪哲学都与我的研究无关时,为什么19世纪的历史学会如此重要?怀特或许会说,《元史学》是“为了对当下有关历史知识问题的讨论作出贡献”⑩,但这注定会遭到失败:就对哲学的贡献而言,为了理解某一特定历史事件而单独发展出“理论”,在本质上是错误的。

   我和研究科学哲学的同事一致认为,历史哲学必须是关于“所有可能历史”的理论;历史哲学不能仅仅是对六七位特定的19世纪史家和历史哲学家思想的阐释(11),这根本不是对哲学的贡献。哲学本质上是一门普遍性学科,不能以偶发的历史事件作为基础。同样,关于历史客观性的性质,鉴于语言与世界的一般关系仍是异常抽象的问题,具体的历史著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而且历史书写实践又怎能给出充分的理由,来满足认识论上的怀疑论者的要求?史学不可能为哲学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解答,因为前者不可避免地以偶发事件作为基础,而后者扎根在必然性与可能性之中;对哲学而言,史学本质上是无关紧要的。《元史学》充其量是哲学的消费者;它显然无法成为哲学的生产者。

   行文至此,我们的论点却很可能错了。怀特在《元史学》开篇写道:“在阅读19世纪欧洲历史思想的经典著作时,如果要将它们视作历史反思的代表形式,那么显然需要一种有关历史作品的形式理论。”(12)“代表”一词表示某种类似于统计抽样的东西,而1973年分析哲学家的原则性观点是,哲学本质上是一门具备普遍性的学科,不能以偶发的历史事件作为基础,不论其概率高低。但怀特以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其他学者的名字作为不同章节的标题却容易使人误解,因为他们绝不是怀特仅凭自己的喜好而随意选择的“代表”人物。

   恰恰相反,《元史学》主要被这种思想所驱动——不同的历史编纂风格在一个单一传统中彼此关联:“为了将这些不同的风格彼此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历史思想的单一传统的诸要素,我被迫去假定一种深层意识。”(13)有趣的是,对于有哲学背景的读者而言,“历史思想的单一传统”就因而成为了怀特的目标,而非分析哲学家可能想的那样,是一个关于19世纪的历史发现。此外,怀特认为自己是“被迫”去假定他的理论,这不是为了解释我们可能认为的那些“历史事实”,而是为了实现他的目的。但分析哲学家通常认为,目的仅是一种无可争议的偏好。在各种目的之间作出抉择,既不是史学的工作,也不是哲学的工作,它全然由人的喜好来决定。因此,怀特的个人偏好不在于选择将哪些历史学家纳入其记述,而在于选择将他们视为单一传统的一部分。“在反思一般性历史的任何努力之中,我们都要在被约束的情况下于彼此竞争的阐释策略中选出某一种来。”(14)

   然而,怀特为此进行的理论建构并不是一个任意选择的目的。其理论建构所围绕的单一传统,不是在怀特希望满足的众多偏好之中随意选择或凭空捏造出来的,因为这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充当了一种“独特的‘历史’解释应当具备的范式。这种范式在所有的历史著作中都发挥着‘元史学的’要素的功能”(15)。

   再次来说,“我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要在历史学和历史哲学中确立那种在任何时代都能使用的独一无二的诗学要素”(16)。这也暗含了怀特将哲学审美置于其他零碎事物之上的立场,然而,为了在这些明显与休谟相反的情境中反驳休谟的知性概念(17),怀特著作中的哲学性现在又以其彻底的必然普遍性卷土重来。分析哲学家深知“范式”应当是什么样的:围绕一个“典型范例”进行讨论、争辩、批驳、借鉴,这些都是标准的哲学研究行为(他们考虑的并非库恩意义上的“范式”,怀特亦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没有出现在《元史学》的参考书目或索引之中)。因此,《元史学》完全可以被视作一种哲学分析。毕竟,《元史学》“序言”最开头的四个字就是:“这一分析。”(18)

  

   《元史学》是错误的历史哲学吗?

  

乍一看,在批驳了迄今为止所有的反对意见之后,想象中《元史学》在1973年的分析哲学家读者们可能会相信,怀特确乎从事的是一项哲学研究。然而,在斯特劳森的意义上宣称所有历史学家都会预设一些哲学立场,并不等价于所有历史学家都会预设一套海登·怀特意义上的“元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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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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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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