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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韬:信息中心主义的表达自由

更新时间:2021-01-04 22:44:39
作者: 黄韬  

   摘要:  传统表达自由理论强调的是表达的行为、动作或过程,它过于依赖发言者和听众的自主能力,忽视了表达过程中最重要的要素——信息。以信息为中心重构表达自由,可以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流动性和系统性的特征,并进一步凸显这项传统权利的经济社会基础。一方面,可以用信息概念代替表达或言论的概念,兼顾信息生命周期的各阶段,重新审视信息在言论系统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将表达自由重塑为信息自由,构建以知情权为核心的、以对信息资源的平衡和分配为基础的理论和制度。

   关键词:  表达自由;信息;信息自由;知情权

   作为一项被普遍承认的重要宪法权利,表达自由传统上被认为是自由表达自我、与他人交流,并免于国家干涉的权利。它的基本逻辑是:表达或言论的能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表达是人的道德天性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启蒙的观念。表达或言论自由并不要求向参与表达的个体提供表达所需的信息、平台及教育,至少传统理论并没有这些。它是一项自由主义的权利,而自由主义相信每个个体在交流时自主获取、处理、交换和判断各类信息的能力。

   然而,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信息科技的出现,极大地动摇了这项自由主义的前提。一方面,人们的主要发言模式已经不再是街头的一对一或一对多,而是多对多,国家也不再是对自由的唯一威胁;[1]另一方面,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具体问题:例如,传统理论强调的是说,而不是听;大多情况下宪法直接保护的是发言者,而不是听众。[2]但在网络和人工智能时代,有时,发言者很难认定,例如网络上普遍存在的匿名发言的情形;有时,同一主体既是发言者又是听众:每个人既是阅读者又是内容提供者的现象,已成为网络时代的主流;有时,发言者并不是人,例如机器人也可以表达。[3]与此同时,网络空间的多元规制主体和极化的问题,也给民主参政带来了挑战,动摇了言论自由的主要规范基础。[4]言论自由的理论和制度,迫切需要变革,以适应这个时代。

   重塑表达自由,要求我们一方面改变传统的发言者—听众—国家的三重结构,另一方面认识到这项权利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换而言之,自由主义传统所认为的发言者独自面对听众——只要国家不加干涉——的局面并非我们所面对的现实。表达自由的实现需要很多复杂的条件;它很脆弱:任何一项条件的缺失都可能导致表达自由沦为纸上的自由。

   在这两点认识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信息中心主义来重构表达自由。以信息为中心的表达自由,首先要将信息,而非言论或表达作为核心概念。传统表达自由或言论自由强调的是说/表达/沟通/交流的行为、动作或过程,它过于依赖发言者和听众的自主能力,而忽视了表达过程中最重要的要素或资源——信息。信息兼具静态和动态的内涵,具有流动不息的特点——信息在网络时代电子化的趋势使得言论各阶段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同时,信息资源分配的不对等也进一步加剧了不同发言者之间实际发言能力的差距。以信息为中心重构表达自由,可以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流动性和系统性的特征,并进一步凸显这项传统权利的经济社会基础。

   此外,信息中心主义的表达自由,要求以信息自由来重塑表达自由。信息自由,又称知情权,它诞生于政府权力扩张和行政国家崛起的20世纪。与表达自由不同,知情权赋予了权利人对信息更加直接和更加积极的控制。面对越来越强势的政府,知情权旨在确保公民对政府施政过程中一些重要信息的知晓。这里的核心功能是民主监督,其背后是人民主权和责任政府原则。它是对浪漫的启蒙观念的一种修正: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商业巨头,对公民单纯的不打扰和扔下不管是远远不够的。表达自由及其背后的规范价值能够催生出知情权,知情权也能够反哺表达自由。知情权所包含的请求权成分使得它更加直接、更加实用、更具有可执行性。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利用知情权重塑表达自由理论:这项直接以信息为对象的权利比古老的表达或言论自由更加直面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言论就是信息,信息就是权力。对于表达自由规范理论而言,以信息代替言论、以信息自由代替表达自由的信息中心主义或许能从根本上反思传统理论的局限,并提供一种新理论的可能性。

  

   一、信息vs.表达/言论

  

   (一)信息与表达/言论的区别

   现有框架下,言论自由保护的对象是“表达”或“言论”,这在各国宪法文本中都有所体现。[5]信息同表达/言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具有表达性(expressive)或沟通性(communicative)。换句话说,表达的行为或动作,而非表达的客体或原料(信息),才是传统理论认为宪法应当保护的。这里的表达性应该如何理解?美国法院在Spence案中给出的标准可以供我们参考:必须有表达或沟通的主观意图、必须有潜在的听众及听众必须有能听懂或理解该表达的可能。[6]简而言之,表达自由只保护那些试图将某些信息或想法有意传递给能够理解的潜在听众的行为。

   相较而言,信息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信息可以被定义为是对不确定性的解决,[7]或者是产生区别的差别。[8]它可以被看成一种过程,一种知识,或是一种事物。[9]表达和言论的特征是含有表达功能和认知上的动机或意图,并且专注于过程;但信息可以同时指代过程、客体和原料——信息既是表达行为的输入(input),又是其输出(output);同时,表达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信息。因此,信息是一个比表达/言论更广、更包容的概念。

   (二)为什么信息的概念更好

   第一,非表达和非沟通的信息并非没有价值——它们是我们绝大多数科技和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尽管某种信息并非产生自人的主观表达意图,也没有潜在的听众,它对于言论自由价值的实现也是有用的。例如,气象数据就是由卫星获取并由计算机处理的,并不是人的表达,但这类数据对于气象领域的科学研究、对于政治社会领域的气候变暖的讨论,都是不可或缺的。倘若政府禁止气象数据的获取和保存,一定会引发言论自由问题。[10]再比如,个人健康数据是政府做出诸如医保和医疗资助等决策的关键依据;政府会议和行政执法记录等数据是公民监督和制约政府的重要材料。对这些数据的禁止,即使在它们进入表达过程之前,也会严重损害真理探寻和民主参与等言论自由的规范价值。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个判决中曾这样评论:“信息的产生和流通属于言论”,因为它们是“那些促进人类知识和处理人类事务所必需的言论的起点。”[11]

   表达——以及民主参与和知识生产——并非源自真空或从零开始。信息是激发思想、形成观念和组织讨论的原材料。信息产生了言论。当然,言论的产生同言论本身并非一回事,因为有些信息在产生后并非立刻用于交流(也就不会立刻成为言论)。[12]但缺乏对信息这项原材料的保护,言论的保护将变得没有意义。表达需要的不只是发言者和听众,因此,波斯特会说,“国家禁止无许可使用放映机肯定会触犯第一修正案”。[13]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建国初年,印刷机曾经是言论自由领域主要保护的对象。[14]正如同百年前的印刷机一样,互联网时代,信息是交流的核心要素。没有对信息的保护,言论自由的价值将难以实现。

   第二,信息的概念能更好地捕捉和体现网络时代交流的流动性和动态过程。面对上述第一点,或许有人会回应:信息确实是表达的来源,但我们可以将原始信息同表达过程中的信息区分开来——言论自由只保护后者。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将表达过程中的信息同其他过程中的信息划出明确清晰的界限是很难做到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理解信息的生命周期。信息并不是孤立存在和静止不变的:尽管它并非有机体,但学界仍然用“生命周期”来形容信息所历经的阶段。对信息生命周期的概括,有许多版本;[15]通过总结不同版本的共同点,我们可以归纳出至少六个阶段:产生—收集—处理—分配—使用—消除。

   举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例子,当我们浏览购物网站时,信息(原始数据)就产生了——我们浏览的痕迹和记录就是信息生命周期中的第一步。几乎与此同时,这类信息会被某些数据公司收集。随后,这些公司会将数据出售给其他公司进行分析,或者自己进行分析。我们上网的痕迹值得被分析的原因是,它们有助于预测我们未来的购物倾向,从而使得商业广告的投放和营销更为精准有效。这种分析的过程通常被称为数据挖掘。当分析完成后,这些信息——现在变得更有序、更可读了——会被出售给商业公司,并被用作商业策略制定的参考。这就是信息的分配和使用环节。最后,信息可能会灭失或被抹除——信息上附着的意义会被剥离,让它成为原始数据;这些原始数据可能会再次进入另一个生命周期。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信息的生命周期是永不止息的、流动的,并且不同阶段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从上例中可以看出,首先,有些阶段是同时发生的,例如,我们的个人数据在产生的同时就会被收集;其次,不同阶段有时会重叠,例如,当数据公司对海量的网络用户数据进行挖掘时,新的信息就会产生,因为原始数据被赋予和添加了新的意义——因此,我们很难分辨这个过程到底是信息的处理还是信息的产生;最后,很多阶段和过程并没有人的参与,而是算法自动执行的。因此,有学者将个人健康数据的生命周期概括为“不停息的(ceaseless)”“自动的(automated)”“生成的(generative)”和“无限的(infinite)”。[16]

   由于信息和信息生命周期的这些特征,专注于表达的意图便是荒谬和过时的了。如果信息一直在流动,将其中一些界定为言论,而将另一些排除在言论之外,就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信息不同阶段并非连续发生,而是经常重叠、交叉和跳跃,那么选择性的认定其中一些阶段具有“表达性”就是恣意的。如果几乎信息的所有阶段都有人和计算机程序的合作,那么在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阶段寻找人类发言者就是徒劳无功的。在这个周期中,原始数据随时可能会变得具有表达性,而人类发言者可能随时出现或消失。用信息的概念替换表达或言论的概念,就可以避免上述的这些困难。

   第三,表达和言论强调的是过程:一种行为或动作;相比之下,信息除了指代过程之外,还能表示一种物品或资源。信息这种既动态又静态的内涵使它更加灵活。使用信息而非表达/言论作为宪法上的核心概念,能更准确地把握信息作为资源的重要性。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阶层极化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17]硅谷有谚云:“数据是新的石油”。[18]也就是说,数据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财富和资源。[19]谁控制了数据,谁就掌握了权力。让人担忧的是,少数拥有、处理和利用大数据的技术精英和商业精英赢者通吃的局面正在出现。数据鸿沟带来的阶层鸿沟很可能会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常态。新的信息技术加速了这个进程:乍看起来,表达媒介从街头到大众媒体再到网络,带来的是表达机会的增多、表达成本的降低和传播范围的扩大——这使得不少学者欢呼互联网引发的民主参与和文化创新的革命。[20]但普通的个体表达者的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信息爆炸使得注意力而不是信息本身成为稀缺物。[21]理论上更多的表达渠道和更广的传播范围并不意味着实实在在的传播和影响力。虽然人人都可表达,但能吸引大家注意力的,还是少数(由国家或资本控制的)大型网络媒体。信息爆炸使得过滤变得不可避免。但过滤技术的使用不但极大增强了他们的权力,其本身也会限制言论的表达和信息的流通。[22]

与此同时,多元规制结构使得作为个体的公民更加脆弱。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平台(intermediaries),实际行使着不亚于国家的管制权力。[23]作为个体的被管制者,其言论自由需要面临来自国家和平台的双重威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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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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