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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涓 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更新时间:2021-01-04 13:48:15
作者: 江小涓 (进入专栏)   孟丽君  

  

   今年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这是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出发,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对今后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市场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都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5%左右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40多年,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两个关键驱动因素。其中,构建大口径外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要素禀赋与40年前相比发生根本变化,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国流动规模等均居世界前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合作为主转变为互补与竞争合作并存。

   综合考虑各方面变化,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与前40年有很大不同,本文简要论述与“内循环”、“外循环”相关的发展表现和理论演变,描述我国不同阶段两种循环的继起与并存,分析今后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约束条件以及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发展趋势,指出今后中国发展中两个循环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即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高效,并就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全球产业链的涨缩与外循环规模

   当下,国民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学术界、决策层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从讨论情况看,对国民经济“内循环”“外循环”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内需”,相应地将外循环理解为“外需”(徐奇渊,2020);另一种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将外循环理解为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王建,1988;汤铎铎等,2020)。虽然这两个概念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但其相关理论背景深厚,学术渊源久远。其中,内循环的含义和所指现实状况相对稳定,而外循环的特点和意义变化较大。因此本部分将对应不同阶段的“外循环”特点,对相关理论观点做简要分析。

   (一)全球产业链:国际分工的时代特征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分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分别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全球价值链。产业间贸易构成的外循环起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在这个时期,国际贸易中交易的对象是不同类型的产品,诸如粮食和纺织品、瓷器和家具这些属于不同行业的产品。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等学者都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分析。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模式下的国际贸易结构,一国出口本国充裕要素产品,进口稀缺要素产品,便可获得更多的贸易收益。这些分析针对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问题,即产业间贸易。

   产业内贸易构成的外循环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与传统贸易理论的结论相悖,即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对象主要是同一产业的产品,例如贸易双方彼此从对方进口轿车、家用电器等。Balassa(1966)、Flam和Helpman(2001)从贸易实践出发,借鉴产业组织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新的发展。Grubel和Lloyd(1975)、Krugman(1979)、Falvey和Kierzkowski(1987)等构建了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使企业因扩大规模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获得更大收益;同时也可以使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得到满足。这些研究为技术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产业内贸易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对前两个阶段进行简要回顾后,下面部分对当下国际分工的新特点进行分析,即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趋势及原因。

   1.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及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运输技术压缩空间的“时间距离”并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最早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进到同一产品零部件和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即产品内分工或全球产业链。不同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直接参与国际分工,进而产生了“序贯生产”这一不同于传统国际分工的新形式(余心玎等,2016)。因此,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处于链上的有些国家不具备制造整个产品的能力,只能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制作其中一部分。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做的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主要是规模经济利益和专业化的利益(Los et al.,2015)。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据统计,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中约有60%来自中间商品和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机会,使企业和一国经济可通过使用中间产品或服务,集中发展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并在此环节取得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1995~2008年,全球价值链贸易(以下简称“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增长最为迅速。到2008年GVC贸易已超过全球贸易的一半(见图1)。

   全球价值链贸易主要是中间产品的贸易。有学者根据中间产品跨境次数,将一个国家和部门的GDP分成三大类4个部分:第一类是直接面向国内市场生产的最终产品,即纯国内生产。第二类是直接生产出口的最终产品,即传统贸易。这两类都没有用到外国的中间投入品和外国的要素。第三类是有跨境的生产活动,又可以区分成两类:一类被直接进口国吸收没有再次跨境,称为简单的GVC,比如美国建筑物上的中国生产的粗钢;另一类就是有多次跨境的生产,比如苹果手机的生产,称为复杂的价值链活动(Koopman et al.,2014)。根据图2显示,1995~2008年,纯国内生产活动占全球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其他3类生产活动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升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从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势来看,全球价值链活动,尤其是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是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全球产业链的停顿与回缩

   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状态,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未能显示继续扩张的趋势,其中有些部分有明显收缩。具体表现为2008年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明显下降,2010年以后虽有恢复,但近年逐渐步入下行轨道。这一现象表明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调整期(见图3)。

   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趋势相似,2012~2016年,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3种生产活动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降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这3种活动在2012~2016年的年平均变化分别为-1.65%、-1.00%和-0.28%。而经济复苏主要由外需所引起的传统贸易所拉动,也与前期经济增长中的生产结构模式变化不一样。在这一时期,为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国内生产增长反而较为显著。因此,在这个缓慢的复苏时期,国际贸易的贡献微乎其微(见图4)。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者、主导者和有效治理者,近些年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比例、销售比例、雇员比例均有所下降。跨国指数是衡量全球化程度的一个指标,他是由3个指标构成,第一个指标是海外资产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占其全部资产的比重;第二个指标是海外市场比重,即海外市场占跨国公司全部市场的比重;第三个指标是海外雇员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雇员占其全部雇员的比重;这3个指标的简单平均数,就是跨国指数。表1是2009年和2016年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可以看出,2009年的跨国指数高达56%,其中两项子指标超过60%。2016年跨国指数有明显下降,3个子指标也都全部下降。

   3.产业链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

   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制造业全球化进程有所减缓、停滞,有些方面甚至倒退。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部分产业链分工抵达“天花板”。产品构造和技术结构决定了每类产品合理解构为不同部分在多国制造有其限度,越过这个边界,全球分工的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例如汽车产业,全球化最高的几种车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已经超过100种,产业价值链上的国家超过17个。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

   其次,产业链上东道国努力提高本土化水平。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初始阶段仅能接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小部分。随着本土生产技术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开始力争在本土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构建相对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这种努力一方面增加了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度和宽度,增加生产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导致全球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转为本地体系,使全球产业链向部分国家内部收敛。

   最后,产业链上输出国推动“回归”。这些国家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力促其离岸生产转回到母国生产。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许多制造和服务环节由劳动密集转变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竞争力有所回升。因此,许多国家持续呼吁制造业回归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彼时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目前条件下,“回归”成为一个现实选项。

   (二)新技术推动全球产业链升级和拓展

   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有所停顿与减速的同时,在新一代通讯技术和数字技术加持下,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服务业全球分工和创新活动全球分工等新型全球化形态快速推进。这些因素同频共振,推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全球化全面推进和蓬勃发展。

   1.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程度继续提升

   近些年新设计或迭代升级的新产品,从一开始就立足多国共制。这是由于技术升级速度加快,技术系统复杂性增加,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费用上升,而产品生命周期却在不断缩短,迭代速度加快。因此,任何企业独自创新和生产难度加大。最近几十年,研发活动的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相同水平的技术进步需要越来越多的研发投入。不断下降的研发生产率要求研发投入必须更快增长,使得企业独自开发新技术日益困难,不可持续。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增加一倍,然而今天要将芯片密度增加一倍,需要的研究人员比20世纪70年代初期增加了18倍,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这种情形下,由复杂技术体系构成的产品,需要全球分工与合作,提高创新和制造过程的劳动生产率。每个企业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提供最高水平的零部件或加工工序,多国多企业合作协同,研发制造中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产品。因此,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从多国进行采购,以便降低总生产成本(Antràs et 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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