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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涓 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更新时间:2021-01-04 13:48:15
作者: 江小涓   孟丽君  

   2.数字服务全球产业链加速延伸

   长期以来,服务业是非贸易行业,这源于许多服务过程要求生产和消费同时同地、“人对人”、“点对点”,例如教育、医疗、现场艺术表演、保安等。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是主要的供给要素,不使用提高效率的机器设备,缺乏规模经济,因而其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在网络与数字时代,服务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一是规模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一部网剧是一个观众还是亿个观众,制作成本相同,增加观众的边际成本极低。二是范围经济极为显著。一个巨型平台形成后,可以销售多种产品和服务,并且以品牌优势不断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者来说,登录一个平台就会应有尽有,对企业来说能最大化地利用平台资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数字时代中,多样性、复杂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平均成本的增加,这是市场规则改变的一个例证。再如,许多生产性服务业都是高度全球化的,特别是借助数字技术,研发全球化、资产管理全球化、生产者服务平台全球化等新的全球化形态和商业模式快速推进。数字技术在非数字部门普及异质性标准和协议来提升价值链模块化程度,使得传统行业更容易通过离岸外包方式实现组织间和区域间协同,从而提升产业生产率(Sturgeon,2019)。这些进展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在制造业贸易占全球比重上升停滞时,服务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

   3.数字技术推动形成全球创新链

   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提供了合作创新的新方式。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将相距遥远的专家联系在一起,并用数字化方式实时共享研发进程。数字技术崛起,促进产业深度融合与全球价值链重构(Gereffi and Fernandez-Stark,2019)。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采用大数据方法追踪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研究发现,21世纪之前仅3个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就贡献了全球所有专利活动的2/3。将其余西欧经济体包括在内,这一比例达到了90%左右。然而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借助全球研发网络,世界其他地方贡献了所有专利活动的1/3,以及科学出版物的一半。这表明,全球创新网络的分工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容纳更多经济体。高技术产品愈来愈复杂,技术与产品迭代愈来愈快,不同部分的制造者发挥特长接续生产互为供求,将继续成为常态并得到加强(Keller and Yeaple,2013)。总之,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时代,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国界转移,科技能力中愈来愈多的部分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系统,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对各国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数字技术推动或依托数字技术发展的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是一种新趋势,也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下面一些观点比较集中和突出。

   一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助力全球产业分工。复杂产品进行全球分工,技术匹配、质量匹配和迭代同步的成本较高。数字化模块可以使复杂技术相对标准化,使其易于传递和学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加入并向价值链上移提供了新的机会。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包含超过15000个不同的部件,这些部件往往是专门设计的,难以替代。21世纪以来,汽车工业设计和生产转向模块化。例如,2013年尼桑将一种名为“通用模块族”的设计方案引入到几款关键车型的生产线上。该方案的目标是重新配置生产系统,以降低成本,同时保持产品线的多样性。它增加了标准化的通用组件的比例,可以在不同的模型之间共享,同时也通过大量购买通用输入来降低成本。大众也设计出了“模块化横向矩阵平台”,以开发各种不同的产品,包括其标准车型(例如高尔夫)和豪华车(例如奥迪)。2015年丰田为普锐斯采用了“丰田新全球架构”,而现代汽车在其全自动装配系统的帮助下,大规模外包其主要汽车零部件,包括驾驶舱和底盘。总之,模块化减少了技术门槛,也极大地降低了整合技能和资本密集型价值链中所需的研发(R&D)、边做边学以及生产一个产品所需的互补技能的数量(Takeishi and Fujimoto,2001;Xing and He,2018)。模块化还使公司能够将设计、生产、装配和销售等任务分解,并通过便捷高效的数字网络将分散部分有效连接、同步迭代、共同提升。

   二是研究应用数字技术如何助力产业链各个部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数字平台作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核心驱动力,将传统的价值链驱动方式改造成为平台驱动,通过控制跨境数字贸易的交易数据,再利用算法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指导供应商的生产行为,助力企业提高生产率和效率。区块链技术能够大大提高交易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例如,制造一架飞机需要来自全球的数万个零部件,而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制造商迅速而又准确地了解这数万个零部件背后的海量信息。有国际权威报告显示,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已经开始利用区块链技术分析供应商及组件源头,从而有效降低了空客零部件修复的时间与费用。

   三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消解距离影响降低全球分工的成本。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降低对生产要素的跟踪和监控成本,从而降低协调和匹配成本,强化当前的全球价值链结构。Abel-Koch(2016)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缩短距离和降低贸易成本帮助中小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让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Lanz等(2018)的新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获取数字技术对中小企业参与向后关联的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小企业的出口总额具有积极影响。尤其在贸易和增长放缓的时代,发展中国家通过推进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改革,才可能在竞争中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并因此获得更大的收益。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外循环”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变化,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向全球产业链、全球创新链演进,并在近十几年来进入数字产业链和创新链阶段。由于各国的国情、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不同,“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地位、比重和两者关系有较大差别,有不同的权重和互动关系。

  

   二、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要素禀赋失衡与较大规模外循环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循环的地位持续提升,在促进增长、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及外循环地位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全球分工格局与我国的贸易结构有较强的相关性。本部分我们从中间产品出口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和对外贸易依存度4个方面,分析外循环的地位及变化。

   1.中间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高

   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增加。1998~2019年,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36.5%提升到45%。中国出口的中间品在全球中间品出口份额也大幅上升,从1998年的2.38%上升到2019年的11.78%。随着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地位的稳步提升,中国在中间产品出口方面的地位比以前重要得多,这意味着中国生产能力的任何中断都可能比过去更严重地影响世界其他地区(见图5)。

   2.外商投资企业占出口比重高

   外商投资企业是全球分工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跨国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企业之间的贸易是全球产业分工链的重要纽带。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能够显示出该国参与全球分工链的广度和深度。我国是吸收外资的大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有重要地位,带动我国产业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

   首先,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大幅度上升。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从1991年289.55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19680.7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21.34%上升到2018年的42.57%,其中2005年前后占比最高,将近60%。出口额从1991年120.47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10360.16亿美元;进口额从169.08亿美元增加到9320.55亿美元(见表2)。

   其次,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较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商品,提升了我国出口商品总体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增长很快,促进了中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制造业的发展。与此相对应,90年代中后期,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明显改善,表现为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比例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对此有贡献。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74.21亿美元,2017年已增加到3550.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的份额,从1996年占58.6%,上升到2005年的88%。

   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逐渐回落并相对稳定,2017年为53%左右(见表3)。

   3.加工贸易占出口比重高

   加工贸易是全球产业链贸易典型形态,是一国按照国外委托方的要求,进口原料、材料或零件,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加工后再出口的贸易形态,其目的是获得加工费收入。加工贸易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协作生产4种。这是一种典型的全球产业链贸易形态:一国仅加工制作某个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些工序,整个产品由多国共同制造完成。典型模式是:美国、欧盟和日本提供资金、专利、设计和技术,零部件在中国、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生产,加工组装在中国,最终产品销往美国、欧盟和日本。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有重要地位,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曾经多年高达50%以上,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5%以上(见图6)。

   4.对外贸易依存度显著上升

   外贸依存度定义为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增长与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关联程度,比重的变化意味着外循环地位的变化。外贸依存度还可以分解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市场的重要性;进口依存度即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供给的重要性(沈利生、吴振宇,2003;王直,2007;刘亚军,2010)。

   图7展示了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图中显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上升,从1980年的14.1%上升到2006年的最高值64.48%,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加强。

   (二)要素禀赋失衡与扩大外循环的重要性

   从前面部分可以看到,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衡量我国外循环比重的几个指标都比较高,这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实属“非常态”。导致外循环“失常”高比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要素禀赋严重失衡,较快增加就业和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有大口径的外循环。

改革开放初始,我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或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1.8%,研发投入仅为0.5%。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分别占7%、6%和1.5%。如此失衡的要素禀赋,无法将较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经济部门,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实现,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性失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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