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志彪:重塑中国经济内外循环的新逻辑

更新时间:2021-01-02 22:14:39
作者: 刘志彪  
过去在外需主导的全球化下,国内产业链的基础是脆弱的,企业往往只做国外研发设计好的订单,进行简单加工制造出口,当然无法形成具有自主可控能力的现代产业基础和产业链。自主品牌、自有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只有在内需的主导下才有可能完成。因此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下,我国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要利用好庞大的内需,顺势激励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链。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虽然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是也给经济活动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提供了重大机遇。

   为此,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要重点放在补链、强链上:一是用数字化改造传统产业链。对电子、机械、化工产业等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化改造,既可以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消耗和保证安全生产,又可以为信息化提供巨大的需求支持。二是加速机器换人促进产业链升级。机器劳动代替人类劳动正在进入重要的时间拐点。机器换人可以减少服务业人员密切接触的频率,减轻各企业单位劳动用工的压力,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改进产品质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三是鼓励培育和引进各种数字服务提供商,通过其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拉动或推动,争取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集成电路等领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和生态环境。

   其四,以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目标,构建国内经济为主体的大循环格局。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在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这表现为实体经济内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失衡,以及普遍的一般性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的不足的失衡。而基础产业高级化程度的不足,特别是生产环节、关键技术、重要产品的瓶颈,是高端产能不足的直接原因和结果。产业链过于依赖国际经济循环,过于强调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进行国际代工,也是形成巨大低端产能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要立足于国内市场,以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目标: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卡脖子”的关键生产环节和关键技术,构建强大的产业技术链;二是推进产业组织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要形成产学研政、大中小企业之间的联合,引导技术经济关系密切的上下游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重组形式进行联合,构建强大的企业链或供求链;三是从形成现代产业链的治理结构出发,重点重塑产业链“链主”,培育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构建合理分配资源和财富的产业价值链;四是建设国内经济循环关系,尤其是沿海与内地、东北之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地区等内部以及相互间的循环关系,构建紧密的产业空间链。

   其五,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战略下,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内企业似乎也形成了国内国际双循环,但实质上仍是以国际经济为主体的大循环。与此不同的是,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下,发展的侧重点和重心不是全球价值链,而是建立和完善国内价值链的循环;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以国内经济循环来促进国际经济循环。这样,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体就摆脱了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和控制。但需要强调的,这不是与世界经济“脱钩”,而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的市场需求,为全球经济增量提供中国机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全球的资源发展创新经济,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

  

   对内开放: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因素

   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开放,既要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关于全球疫情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⑨。为了推动开放发展,目前中国的开放战略的思路面临着重大的转换,即从过去强调对外开放转向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共同促进、共同发展,既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更要以对内开放促进和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现在对内开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高于对外开放,进一步对内开放已经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

   这里说的对内开放是相对于对外开放而言,它是我们过去研究不够的一个重要范畴。这里“内与外”划分的基本标准,主要是主体即国民的属性。对本国国民开放,张开、释放、解除限制等,就是对内开放;而对外国国民的开放,就是对外开放。过去我们在开放战略和开放的艺术上,一直是利用对外开放来倒逼对内开放,在这个方面我们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而现在到了只有进一步对内开放,才能促进和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的发展阶段。

   其一,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我们的国内改革就无法深入推进。对内开放与对内改革之间,既有区别也有一些重要的联系。从上文给“对内开放”下的定义看,区别主要在于一个强调对本国国民放松、解除管制,公平对待本国国民;另一个强调对本国政策、制度和法律的变革。显然,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表现在对本国国民不断地放松限制、平等对待,需要有很多的政策、制度和法律的变革作为保障。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一直用对外开放来倒逼对内改革的办法,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选择。在一系列国际规则的要求和制约下,旧的计划体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为了适应这些规则就必须进行国内改革。比如我们为了适应WTO的规则,不得不更多地放松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管制,给后者在市场上以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利,使政府的做事规则更接近国际惯例的要求。但也应该看到,仅仅开放国门,对旧体制的冲击还是有限的,很多实质性的东西最终需要有内部的动力来推动变革。如要素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货币资本的市场化配置。之所以到今天还要说必须深入推进,说到底是因为它的背后涉及权力关系、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彻底重组。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降低行政壁垒、降低企业税费、降低对国有企业补贴等,都涉及对政府职能的改革和权力的再配置,关系到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问题。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国内的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经济就不能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发育,市场组织、个人和社会机构就缺少成长的空间,市场工具就没有运用的条件,市场机制也就无法在资源配置上逐步替代计划机制。

   其二,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就无法深入下去,更无法建立和完善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对内开放的相对不足,已经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能力和水平。比如,国内不少地区之间互不协调的非一体化竞争体制,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地区间相互开放的程度和水平,影响了地区间按现代产业链的要求进行分工协作的可能性,影响了建设世界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可能性,这势必会严重制约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集群竞争的能力。又如,即便在沿海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因地区间的非一体化也难以在市场竞争基础上进行合理的产业协同,盲目重复建设情况也十分严重。再如,国内市场对民营经济开放的相对不足,影响和制约了我国民营企业成长为跨国企业的可能性和成长速度,进而影响和制约了民营企业走出去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能力。在世界发达国家纷纷限制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如果我们的民营企业不强,何以参与国际产业竞争?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对内开放程度已经成为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

   其三,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国内大市场就无法真正形成,那么就无法依托内需推进经济的转型升级。对内开放与近年来一直强调的内需拉动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对内开放不足表现为地区间行政壁垒严重,各地区呈现出严重的市场非一体化格局,或称为“碎片化经济”,不仅妨碍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使我国潜在的市场规模优势难以变成实际的竞争优势,因此把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转变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也就欠缺基础和前提。比如,国内市场处于严重的分割状态,或国内市场发育不足、信用不良,企业就不得不选择出口市场。其次,对内开放不足导致国内经济缺乏活力和动力,市场取向改革不够深入,居民和企业缺少经济选择权,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国民福利增长缓慢,内需规模成长速度低,因此必须以对内开放、放松管制来刺激国民的生产性努力,激励生产率提升和改善收入分配态势,最终形成现实的可利用的超大规模市场。再次,这些年我国扩大消费的战略之所以难以真正奏效,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内开放不够,以及相应的国内改革措施没有及时跟上。制约中国人消费能力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等沉重负担,以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等。前者造成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不稳定,不敢消费;后者形成不利于扩大需求的悬殊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以解除不必要的限制和平等化为特征的对内开放,以及据此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可以稳定国民对未来的预期,纠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失衡状态,逐步消除制约中国人消费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

   其四,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也就无法把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有机地连接起来,从而可能出现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的“脱钩”。过去中国“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特征,在实物形态上是美国消费、中国生产;在货币形态上是美国印钞—中国取得外汇顺差—美债形态的中国外汇储备。这种世界经济均衡格局是不可能长期维系的。随着美国国内中低端产业的不断外移或关闭,以及产品内分工驱使制造业不断外包,美国感到国内产业空心化,蓝领产业工人利益受到了损害,同时中国也出现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中低端技术锁定、投资规模过大、国内货币发行过多等问题。这时从美国这一端看“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在美国遭遇国内日益严重的民粹主义等潮流下,必然会因贸易战等而使得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松动或断裂的现象。2020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使这一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因此,进一步的对内开放,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的美国消费、中国生产模式,以形成中国需求、中国市场为目标,致力于拉动全球的要素供给,最终使中国市场为全球经济复苏和步入正常轨道作贡献。

  

   当前中国对内开放的层次、关键和举措

   那么,对内开放,究竟是对谁开放?开放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究竟有什么重要的障碍影响着对内开放?怎么有效地破除?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改革大问题,需要很多细致深入的分析,本文在此简要括之。

   对内开放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来看。从微观个体的角度看,主要是对本国国民的开放,表现为将政府机构为民众包办的一系列经济事务的选择权,更多地赋予个人和家庭自由选择、自我发展;从企业组织的角度看,对内开放主要是对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解除民营企业的竞争束缚,运用《竞争法》破除针对民营企业的行政壁垒和政策歧视,使其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的竞争条件更为公平;⑩从部门这个中观的角度看,对内开放就是要尽可能解除对行业、部门的不必要的管制,约束政府行政垄断或借助于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为,实行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从地区这个中观的角度看,对内开放就是要按地区公平的原则,推进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破除政策的“洼地效应”,减少地区间的开放歧视和不均衡现象,均衡区域间的发展条件和政策的差异;从国家这个宏观层面看,经济上的对内开放,就是要放松或解除政府对国内经济事务的不必要的管制措施,在向外国人打开国门、放松经济限制的同时,充分赋予本国民众经济自由发展和市场选择的权利。

长期以来,我们的对外开放态势一路乘风破浪,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果,但是为什么对内开放却举步艰难,究竟有什么重要的障碍在影响着对内开放的步伐呢?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有开放的政治艺术选择等方面的考虑外,主要还是因为在缺少外力冲击的现有体制内,一些利益关系和阶层地位已经固化,观念上也难以接受改变。因此,要发动大规模的伤筋动骨的体制改革有着难以想象的实际困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416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