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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

更新时间:2021-01-02 21:39:36
作者: 阎学通 (进入专栏)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报告发布会上演说时表示∶"国内经济活力、增长和繁荣对于美国海外实力和影响力不可或缺。"基于经济安全的逻辑,政府将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扩大政府合法干预对外经济关系的范围,并且大多数大国将效仿中美两国,将经济利益视为安全问题。

   数字经济以及网络安全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塑造出数字思维,这种思维不仅影响中美两国,还将影响绝大多数国家的对外战略决策。中美两国所取得的数字科技进步必将在全球推广,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中美数字竞争对他们的影响。与此同时,线上生活变得和线下生活同等重要。自从智能手机问世以来,中青年人群上网时间日益增多。 线上生活提高了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度,以至于人们在没有互联网或 WiFi 的情况下难以正常工作。由于人们对于互联网的严重依赖,决策者们都担心其国家的网络安全问题。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国家之间的联系方式、财富积累方式以及战争方式。由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对各国安全和发展的影响势必增大,因此数字思维将会成为人们决策时的主要的思考方式。一方面,数字技术被视为一种神奇的力量;另一方面,它被认为是一种太过强大而无法控制的怪物。图 3 说明了数字思维的塑造机制。

  

   "数字思维"是一个比"网络思维"含义更广泛的概念,因为它不仅强调技术进步对于网络主权和网络安全的影响,还强调了数字优势的重要性。网络思维反映了人们对于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思考,主要表现为对网络安全的关注,而数字思维则表现为对网络安全和数字经济两者的担忧。网络安全和数字经济包括互联网技术在内的所有数字技术。也就是说,网络思维是被涵盖在数字思维之内的。

   数字思维与冷战思维存在诸多的政治差异,其核心差异在于∶数字思维强调技术优势为决定性因素,而非意识形态;冷战思维则恰恰相反。数字思维使得决策者们担心竞争者的数字技术对外扩张,因为他们担心其他国家占有相对的数字优势;而冷战思维使得决策者们担心竞争者的意识形态扩张,因为它们担心他国不同意识形态的邪恶性质。受冷战思维支配的决策者们总是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而自豪,而受数字思维支配的决策者们则总是认为自己的数字能力不够强大。

   数字时代初期的决策

   冷战思维强调意识形态威胁和地缘政治控制的重要性,这种思维方式促使决策者们根据意识形态差异判断敌人,采取地缘战略遏制敌人。与冷战思维不同,数字思维促使决策者们根据网络攻击和网络情报来源判断敌人,寻求数字技术的主导权。哈尔福德 ·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将地缘战略思维引入国际政治分析,当时还没有大型飞机制造技术,更不用说互联网或其他数字技术。在数字时代,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取代了自然资源和战略要地在国家战略利益中的核心地位。地缘战略是二维的思维方式,而数字思维则是一种四维的思维方式。在当今中美两国竞争的数字世界,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将同时影响中美及绝大多数国家的对外决策。

   (1)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作为最强的超级大国,美国将会采取选择性"脱钩"战略来维持其主导地位,而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采取全面遏制战略。美国取得的冷战胜利使得冷战思维成为美国两党共同的思维方式,这必然对特朗普政府及其后的美国政府产生深远影响。包括脱钩政策在内的经济制裁将会成为美国对付与其意识形态不同国家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既会用于对付中国和俄罗斯,也会部分地用来对付与美国有严重经济利益冲突的西方国家,如某些欧盟成员国。不过,经济制裁和脱钩政策将是选择性的,而不是全面的,于是脱钩战略在两个方面与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不同。第一,意识形态对抗不是脱钩战略核心。第二,美国不会完全断绝与主要对手中国的联系,在一些非敏感领域还会保持某种相互依存关系。

   受数字思维影响,美国脱钩战略的重心将置于遏制中国的技术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发展。脱钩战略的目的并不是要毁灭中国,而是要减慢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保持美国与中国之间有足够大的技术差距,从而达到维持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的目的。为了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美国将会在某些特定领域里与中国脱钩,而非在所有领域进行全面脱钩。美国的技术脱钩政策始于 2018年12 月,即美国要求加拿大政府逮捕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9年5月,白宫以所谓华为"威胁了国家安全"为由,正式禁止美国公司使用华为的电信设备。尽管美国政府对华采取了技术脱钩战略,但还是限定了脱钩政策的适用范围。例如,即使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多次访问盟友,试图说服他们禁止使用华为的5G 设备,但是他也没有要求盟友们禁止所有的中国技术。

   由于意识形态不再是决策时的最主要考虑因素,美国倾向于采取单边主义战略而非多边主义战略。大多数西方人不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具有苏联意识形态那样的威胁。冷战史学者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P.Leffler)认为∶"当今的中国政府也许蔑视西方的民主,并且宣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全世界都看到,中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民族主义精神。中国不像苏联那样虚情假意地支持平等和正义,中国也没有能力利用邻国的不满。"有鉴于此,美国难以组织一个国际阵营来遏制中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蓬佩奥以意识形态为借口游说美国盟友禁止使用华为 5G,但是只得到少数国家的积极响应。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 和芬兰等那些决定限制华为 5G 设备的国家,其决策的真实目的是出于对技术竞争或内政的担忧,而非出于意识形态考虑。

   (2)相对美国而言,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中国将采取选择性的对抗策略,而不是苏联在冷战时期采取的全面对抗策略。冷战思维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要小于对美国的影响,因为中国已从苏联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丝毫不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中国决策者一直对政权安全保持警惕并且近年来不断强调"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的重要性。对于香港、新疆、西藏和台湾问题等与国家主权直接相关的意识形态问题,中国政府会驳斥美国,但是在与中国无关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中国则不会这样做。与此同时,中国坚持了不结盟原则,以免卷入战争。自 1980年以来中国没有卷入任何战争之中,自1989年以来没有卷入任何相互开火的军事冲突之中。在统一台湾的问题上,中国都是尽力避免战争风险,在其他问题上更是如此。

   与美国相比,中国更加强调数字技术关乎政权安全的重要性,数字思维对中国政策制定的影响也更为深远。2016年,中国领导人不无担忧地表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我们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为了缩小与美国的技术差距,中国将技术研发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基于数字思维,中国政府于 2018年举办了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探讨加快数字发展步伐。中国领导人在贺信中表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2018年,《专利合作条约》共接受提交专利申请 253000 件,其中中国专利申请 53345 件,数量仅次于美国的 56142 件,居世界第二,其中包括大量数字技术。2019年 8月,中国出台了一项新的科技政策,以确保中国科技行业的发展速度超过美国。

   在对外政策方面,数字思维还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更多的科技合作,特别是数字技术合作。2018 年 4月,中国政府发布有关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政策文件,与各国开展更多数字项目合作。从经济角度来看,在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全球市场上必然形成中美之间的竞争。中国多年来将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控制在其市场之外;在安全方面,中国将向那些由于价格或政治原因而无法获得美国技术的国家提供网络安全技术;此外中国还将限制自己的海外军事活动,以避免对美国的盟友尤其是技术发达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以保持德国、法国、英国、以色列和韩国这样的美国盟友继续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目前看来,这项政策有些效果。例如,尽管美国通过游说活动强调使用中国技术存在安全风险,但作为美国最忠实的盟友,英国仍然认为华为 5G 移动网络技术在经济性方面不可或缺(2019 年7月中英在香港"修例风波"上发生严重政治冲突后,英国改变了其对华为 5G 的政策)。

   (3)面对中美数字领域的竞争格局,大多数国家将不会根据战略关系单选一边,而是针对具体议题在两国之间采取对冲战略。对冲战略不同于中立或不结盟战略。中立或不结盟是指在两个相互竞争的超级大国之间不选边,对冲战略则是指根据不同议题分别且同时选边两个超级大国。例如,在经济问题上选边中国,在安全问题上选边美国。对冲策略是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交织的结果。冷战思维促使大多数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而数字思维则促使他们从实际利益而非意识形态教条的角度出发进行选边。由于各国的实际利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各国的对冲战略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在经济问题上,大多数国家都支持中国,反对美国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2017年,在特朗普入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之后不久,西方大国就在全球贸易原则问题上发生严重的经济争端。特朗普政府提出保护主义的"公平贸易"原则,而欧洲国家和日本则坚持自由主义的贸易原则。就 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而言,大多数西方国家表面上采取中立立场,但实际上是支持中国对抗美国的立场,因为它们担心如果中国对美让步,美国会在与它们的贸易谈判中变得更加强硬。在国际金融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上,中国也获得了比美国更多的国际支持。2015 年,英国在未与美国协商的情况下率先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美国对英国此举感到愤怒,但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数西方国家随后也加入了亚投行。日本是唯一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边的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在 2019 年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未能获得任何国家的支持。

   在安全问题上,美国当前的国际支持多于中国,但对于美国的支持呈减弱趋势,而对于中国的支持则有上升趋势。中国没有军事同盟,而美国有很多军事盟友,这是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美国的国际支持多于中国的主要原因。美国与中国在南海的对抗,不仅得到了相关的东盟国家的支持,也得到了日本和英国的支持。然而,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美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不像过去那样受欢迎了。根据皮尤调查,受访民众将美国视作主要威胁的均值,2013 年为25%,2017年为38%,如今约为45%。该调查还显示,分布在 38个国家的约3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他们国家的主要威胁。因为美国不断敦促北约欧洲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这些国家不断地疏远美国。2019年 11 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于美国领导北约这一安全原则表示了怀疑,他说∶"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是北约的脑死亡。"在伊朗核协议和《中程导弹条约》等国际安全问题上,与中国持一致态度的国家甚至多于美国。

在意识形态方面,尽管与美国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比与中国相似的多,但是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的策略却越来越不关心政治制度的异同。随着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在欧洲被民粹主义侵蚀,在美国被反建制主义侵蚀,西方的意识形态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都出现了分裂。西方国家在全球化、全球治理、自由贸易、多边外交、人道主义干预、难民保护等重大全球性问题上已难达成共识。马克龙在 2019年讲∶"尽管美国仍属于西方阵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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