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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

更新时间:2021-01-02 21:39:36
作者: 阎学通 (进入专栏)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达了他的担忧,他表示,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不愿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同年 8月,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年度使节会议演讲时强调∶"世界将围绕两个主要极点∶美国和中国。我们将不得不在这两个国家间做出选择。"他还提到∶"我们应该审视自己的战略,因为现在真正能够掌控局势的两个国家就是美国和中国,我们需要针对这一重大变化做出选择,在这场剧变中∶我们是否已经决定成为其中一方的小兄弟盟友,或者有时站在这边多一点,有时站在那边多一点,又或者我们决定参与这场博弈,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第二,核扩散进一步降低了有核国家之间发生直接战争的风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核武器防止了所有有核国家之间的直接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拥有核武器,此后两国的军事冲突从未升级到战争水平。最新的案例是 2017年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危机,该危机结果表明即使拥有初级的核武器也可以防止核国家之间的战争。

   2017 年 4 月 5 日,朝鲜试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表示,美国准备采取单独行动以应对朝鲜的核威胁。4月9日,美国海军宣布将向朝鲜半岛派遣一支以"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为首的航母战斗群。4 月18 日,"卡尔·文森"号及其护卫舰队仍在在距离朝鲜 3500 英里外的印度洋上。4月 28 日,特朗普表示∶"现在有个机会结束我们与朝鲜发生的重大冲突。"危机缓和后,朝鲜于 2017年 9月 3 日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并且宣称其为热核武器(氢弹)。此后,美国再未威胁过对朝鲜发动军事打击。2018年 6月,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两国的首次峰会,双方签署了关于朝鲜安全保障、建立新的和平关系以及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声明。

   第三,意识形态对国际事务的影响远远弱于冷战时期。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流行程度能像美国倡导的自由主义和苏联倡导的共产主义在冷战时期那样流行。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成为全球的主导意识形态,但自2016 年欧洲民粹主义和美国反建制主义兴起以来,自由主义影响力急剧下降。这一趋势的两个标志性事件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这两个事件之后,众多西方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加剧。自 2016年以来,右翼和民族主义政党在许多欧洲国家的议会中获得了大量席位,甚至成为意大利、法国、波兰和匈牙利议会的多数党。西方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削弱了其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从而极大地削弱了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影响力。

   中国崛起使得过去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转变成中美竞争格局。然而,中国并未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在国际上大力拓展意识形态。中国过去 40 多年的成就是建立在以邓小平"猫论"为代表的务实主义基础之上,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论断使得中国政府能够根据国家需求变化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原则来调整其策略。务实主义的性质使其难以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政治意识形态。2017年 12月以来,中国政府再次重申无意向其他国家输出政治制度。

   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意识形态在国内治理中的重要性,但是在国际意识形态问题上保持谨慎,避免陷入争端。例如,自 2018年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发表针对中国的新冷战演说以来,美国国会、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负责人都主张应该在国际舞台上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对抗。面对美国的蓄意挑衅,中国政府沉着应对,只进行口头抗议。中国政府完全清楚,中国模式非常独特,不能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未像苏联那样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政治模式。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认为∶"有些人用描述苏联的扩张主义术语来描述中国,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中国曾一度推崇过扩张意识形态,但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放弃了这种做法。""中国从未侵占过任何国家,尽管中国十分自豪于自己政治制度所取得的发展,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试图将这种政治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更不用说世界了。"

   意识形态无法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成为战略合作的政治基础。熟悉冷战历史的人可能认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作用下降只是源于自由主义的自然调整,它将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而恢复其上升势头。然而,我们可能很难看到这一愿景成为现实。首先,中国避免意识形态对抗的意图避免了这种性质对抗所可能导致的世界分裂。其次,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原则阻碍了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强化双边关系。"美国优先"原则根植于反建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包含了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美国优先"原则自然地使得美国盟友怀疑美国的战略可靠性。由于缺乏共同的意识形态,以及美国和其盟友之间日益增长的战略猜疑,防范了我们所熟悉的冷战时期那种两个政治阵营的全球意识形态对抗。

   此外,政治制度决定论正在失去魅力。尽管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有分歧,但是两者都认为政治制度决定了国家所能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成果。冷战期间,各国政府根据意识形态来选择阵营,这主要是因为它们认为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各国的命运。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信心。然而,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政治制度决定论已经无法解释为何国际权力再次重新分配,政治制度决定论面临着现实经验的挑战,即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截然不同,但两国同时拉大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例如,自2010年以来,日本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但是美国 GDP 和日本 GDP之比从 2008年的2.92倍扩大到 2019年的4.2 倍,同期中国的GDP从相当于日本的91.2%增长到日本的 2.8倍。

   数字科技进步的影响

   尽管数字技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60 年代,但是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显现出来却是 20世纪 90年代的事情,这种影响主要基于互联网的发展。在过去的15年里,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于国际政治而言变得至关重要,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越了任何其他经济领域,网络安全则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领域。在当前中美竞争的国际格局中,数字技术的发展将会进一步增强数字思维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1)基于互联网的数字技术已经成为财富积累的新途径,并且在大国经济中的比重会迅速上升。数字技术使得数据成为一种与自然资源有着不同特征的经济资源。数据作为一种新的资源,其消费量越大,其总量就越大,而自然资源则相反。数字经济是将数据转化为财富,主要依靠数字技术创新来产生和获取数据的价值。创造数据价值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而获取数据价值包括数据货币化和产品及服务的消费。图2展示了数字经济的财富创造过程。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特别是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根据华为和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在 2001 年之后的15 年里,全球数字经济的增速是全球 GDP 增速的 2.5倍,在 2016 年达到约 11.5 万亿美元,是2001年的两倍,占全球 GDP的15.5%。该研究预测,到 2025年,数字经济将占全球GDP的24.3%。美国和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数字经济体。日本研究人员的一份报告称,在 2016年,数字经济占美国 GDP的58.2%。到 2018年,数字经济占中国 GDP的 34.8%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份报告称,美国和中国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许多领域具有领先地位,其他国家远远落后于这两国。中美两国占全球区块链相关专利技术的 75%,占全球互联网开支的 50%,占云计算市场的 75%,占世界前 70 家最大数字平台市场总值的 90%(美中分别占 68%和 22%)。

   中美两国数字经济优势将使得世界各国与中美两国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2018年,美国的 GDP为20.5万亿美元,中国为13.6万亿美元,全球GPD总量为 85.9万亿美元,美中两国分别占全球 GDP总量的 23.9%和15.8%,共占全球的40%。在今后十年内,两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增长继续增大。从1998 年到 2017年,数字经济的实际价值年均增长率为9.9%,而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3%。最近,中国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美国。截至 2019年中期,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主要由中美两国的公司构成,包括∶字母表、亚马逊、腾讯、脸书、阿里巴巴、网飞、普利斯林、百度、Salesforce.com 和京东。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无法在中国或美国的对方市场进行经营。中美两国作为数字经济超级大国,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就像波音和空客两家公司垄断大型商用飞机市场一样。这个趋势将加快中美两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

   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技术创新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国际政治中,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将持续下降。由于高数字化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新发明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换取自然资源,这些国家将不需要进行控制自然资源的竞争,这将导致俄罗斯和中东国家这样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在与高数字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中影响力持续下降。2019年,美国从叙利亚撤军是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出军事力量的起点。为了在与中国的数字竞争中获胜,美国将会减少原本用来控制中东战略资源的投入,并且将其转到有助于发展数字科技创新能力的领域中来。

   (2)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技术使得网络安全成为首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互联网和水、电一样,已经成为人类现代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国家生存已镶嵌在网络安全之中。网络安全涉及网络攻击、网络情报和网络防御等,这些都已成为国家的日常工作。网络攻击不仅发生于政府之间,也发生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的黑客组织之间,网络防御已成为政府和民间机构的日常主要任务。大多数的数字技术都存在双重用途的风险,因为这些技术既可用于商业目的,也可用于军事目的。目前,双重用途的数字技术正在世界上广泛发展,例如,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机器人等新兴领域,不过人们目前尚未能充分了解双重用途的数字技术在这些领域的潜在应用价值有多大。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安全决策的风险厌恶性质,两者决定了国家在决策时势必增强对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并且将其作为技术脱钩政策的一部分。

   对网络安全的担忧将会促使中美两国减少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上的相互依存,因为互联网的相互依存使得双方易受对方战略行为的伤害。除此之外,两国还将努力阻止其他国家获得它们的先进科技,同时减少对于其他国家的数字依赖。例如,中国领导人说∶"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到 2020 年,中国完成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部署,从而摆脱对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的依赖。中国还准备建立另一套根服务器系统,这将可能使得全球互联网形成两个独立系统的场景成为现实。美中数字竞争的焦点是 5G 技术,因为它是数字世界的新引擎。目前,5G技术的两大成就主要体现在增强型物联网和窄带物联网技术,前者以美国电信设备巨头高通为首,后者以中国华为为首。总体而言,中国在 5G 领域具备了相对优势。

网络安全还为政府将经济发展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提供了合理性。2014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以经济安全为国家安全基础的综合安全战略。美国 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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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wang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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