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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立波:费孝通民族走廊思路的形成及其意义

更新时间:2021-01-02 13:51:37
作者: 邹立波  

   摘 要:民族走廊思路是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首先提出、不断阐释的研究取向。从长时段的学术史视角来看,其学术渊源与费孝通早年学术思想形成、自我学术反思密切相关,也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族历史转向、民族调查研究经历。费孝通最初提出走廊思路是基于解决民族识别余留问题的需要,主张从区域历史的民族关系中识别出单一民族。但是走廊地带多民族文化交融现象的启示,促使费孝通从单一民族研究的束缚中跳脱出来,转而将走廊研究提升到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探索层面。费孝通民族走廊思路形成的学术理路表明,民族走廊研究将来需要进一步重视多民族交往关系的历史过程阐释与田野调查分析。

   关键词:费孝通;民族走廊;民族历史;田野调查;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国时期汉藏通婚与藏族的中华民族认同研究”(项目批准号:20BMZ033)的阶段性成果;

   从走廊视角理解中国民族是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最先倡议、践行的研究取向。近二十年来,民族学界接续费孝通的走廊思路,逐步拓深和发展出民族走廊研究领域。当代学者依据不同走廊的区域研究特色,讨论和诠释“民族走廊学说”,体现出不同理论范式影响下中国民族研究的新思路、新趋势。1目前学术界对费孝通走廊思路的来龙去脉和形成过程虽作过一些有益的探讨,2但是缺乏系统、全面的梳理,以致在走廊概念的认识、定位等基本问题上仍然存在一定分歧。3从学术史角度看,走廊思路的提出及围绕民族走廊所进行的相关阐释,与费孝通思考中国民族的形成、基本面貌及特点密切相关。走廊思路的学术意图清楚地表明,费孝通试图为中国开辟出一条具有学术原创意义的民族研究道路。梳理费孝通走廊思路的来源与学术脉络,是考察我国学者探索和构建中国本土民族理论的重要视角。

   费孝通民族走廊思路是如何形成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费孝通民族走廊思路的形成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有何内在关联?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结合费孝通民族研究进行学术史考察,旨在进一步探讨、洞悉费孝通民族走廊思路的缘起演变及其意义,揭示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地缘格局、历史演进特点的独特认知。

  

   一、民族识别与走廊思路的初步提出

    

   将走廊视角引入民族研究领域是费孝通在1978年9月“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发言中首先提出的。这次发言的目的,在于解决民族识别余留问题。这次发言可视为费孝通回归学术工作后,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调查经历和思考的总结。1950-1956年间,费孝通先后参与中央民族访问团、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有机会走访和深入贵州、广西、云南等西南民族地区。4民族最为复杂的西南地区恰好为费孝通提供了观察、认知中国民族复杂构成5的理想调查场域。民族研究成为费孝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集中接触、关注的工作重心,特别是民族识别问题。

   费孝通对于中国各民族地位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著名学术论争。6早年的费孝通基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和实地调查的经验认知,主张应当正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客观事实,承认各民族平等的政治身份。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为费孝通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极好机会。1954年9月,费孝通在民族识别进入高潮之际谈到,“我们现在对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他们在历史时期中相互的关系还没有足够的系统知识。但是我国的土地上历来就住着许多语言不同,文化有别,各有其心理特征的民族集团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这个多民族的历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7因而费孝通热情、积极地投身于民族调查研究活动,从事民族识别工作,参与中国民族构成、民族历史的知识体系构建。民族识别及其余留问题的研究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横跨费孝通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8

   走廊思路在1978年的初步提出便是具体针对“平武藏人”、察隅“僜人”的身份识别余留问题。费孝通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珞渝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提出族别问题的‘平武藏人’和这里所说的‘僜人’,可能就是这个走廊中在历史上存在着某种联系,受到藏族、彝族等不同程度的影响的两个民族集团的余留”,因此“应当进一步搞清楚这整个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归根结底,民族识别的余留问题大多是各民族“分化融合”过程中“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走廊将是研究和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一个宝贵的园地”。9仔细研读费孝通的言论表述,我们会发现费孝通对于走廊的阐述主要是围绕不同民族之间语言、历史的关联展开。“关系”“联系”在表述中频繁出现,被看作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这是因为费孝通意识到,单一民族的识别并不是孤立的个体问题,需要从整体上着重分析各民族之间的语言、历史亲缘关系。走廊的区域历史即是各民族“分化融合”的复杂过程。整体观、历史与区域构成费孝通走廊思路的三个重要维度。民族关系是深入理解费孝通走廊思路的关键所在。

   就学术路径的演变脉络而言,走廊思路的提出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费孝通从微观的社区研究转向宏观的民族区域历史思考的结果。其学术渊源则与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形成、变化密切相关。1932-1935年间费孝通先后求学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逐步接纳英国功能学派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强调研究对象各部分间及部分与整体间的结构关系,形成从整体观视野考察研究对象的学术思考习惯。10随后,有关中国民族之结构关系的探索在大瑶山花篮瑶的社区民族志研究中得到具体实践。费孝通援引其导师史禄国的ethnos理论,即“在族团关系网中,族团单位分合的历程”,讨论花篮瑶与其地理上比邻的汉人、坳瑶、茶山瑶、滴水花篮瑶、板瑶、山子等族团(ethnical unit)之间的聚合、分散关系。11尽管晚年的费孝通坦言,花篮瑶的案例研究“在当时对于各民族的关系问题,我也是没有着重研究的”,12但是注重中国民族的分合关系是其学术思想成型期就已奠定下的研究意识。费孝通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言论表述或多或少流露出功能学派、史禄国学术影响的痕迹。

   20世纪50年代随着苏联民族学模式的引入,国内民族学的定位从社会科学转向历史科学,逐步趋近于民族历史研究。13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功能学派的社区调查研究无以为继。费孝通从教学到研究,均转向民族历史,曾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国民族史大纲”等课程。这促使费孝通从历史学角度思考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为此,1951年底费孝通专门撰写过一篇有关广西壮族历史源流的考证文章,将文献史料与民族志资料参酌互证,揭示出南岭山脉地区瑶、壮民族接触的历史关系。14其实,费孝通早年执着于功能学派的社区研究,对顾颉刚提倡的中国社会史,乃至历史学研究方法基本上持批判态度。15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开始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的事实进行自我学术检视。由于第二次国共内战导致实地调查工作停顿,任教于清华大学的费孝通一改早年无心史学的做法,在1948年与历史学家吴晗等合作开设中国社会结构问题讨论班,“实际的目的还是在想借朋友们和同学们的督促,让自己多读一点中国历史,而且希望能和实地研究的材料联串配合起来,纠正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的说法”。16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费孝通对既往研究“轻视历史”的自我学术反思,与其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学转向有所契合与衔接。倘若说人类学视野给予费孝通看待中国民族多元构成事实的平视眼光,历史学的转向则向其呈现出民族关系分合演变过程的宏观面向。回溯历史与田野调查的结合也成为费孝通在改革开放后反复运用的民族研究路径。

   社区研究的局限性是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自我学术反思的另一重要问题。费孝通在中国社区研究的回顾性文章中谈到,社区研究往往“只是限止在较小范围的个别社区”,难以对历史悠久的中国社会形成普遍的整体认知,遂提倡开展比较社区研究。17事实上,民族调查研究无形中为费孝通提供了更为宏观的区域历史视野。实地走访归来后,费孝通在1951年的调查报告中鸟瞰式地呈现出贵州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状态,以及民族迁徙、流动的历史图景。报告指出,“许多民族基本上是杂居的。他们共同居住在一个地区之内。以县单位来说,现在已经没有单一兄弟民族聚居的区域”。多民族杂居分布的区域格局被归因于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从平原到山区的“挤”“推”互动和聚、散关系。18

   鉴于随后的民族识别需要,费孝通试图寻求将区域视角与历史维度相结合,兼顾单一民族与民族关系的研究路径。1956年2月费孝通呼吁考古学界应将考古研究与民族研究相互结合的会议发言,是这一时期民族调查研究思考的集中展示。发言的设问源于费孝通对民族识别出的广西壮族“这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是怎样在历史上形成”问题的思考。民族历史研究是费孝通在文中重点阐释的内容,旨在“说明一定地区内人们共同体的发展和变化的具体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如何从事民族历史研究,费孝通并没有完全局限于有待研究或识别的单一民族,而是将区域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特别强调动态的民族关系。“有关某些地区的民族沿革上的问题,也就是要研究某一地区在不同历史时代是哪种或哪几种人居住的问题……这里要我们研究:这些人所形成的共同体怎样发展,怎样和其他的共同体合并和融合,或是怎样消灭”,“不同性质的人们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又是不同的……如果不注意到这些关系,一个地区的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历史是不容易了解的”。费孝通较早主张民族历史研究应该与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配合,采取多学科合作,“最好能做出一定区域内综合性的历史研究规划。我也想建议以贵州或云南等地区为范围,甚至可以再小些,作一次综合性历史研究的试验”。19区域性综合研究的建议,突破了以往微观社区研究的学术路径,单一民族的历史被置于区域内的民族关系中加以考察,可以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初“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的先声。

   历史学转向体现出费孝通对构建符合国情的本土学术研究道路的初步思考。早年求学期间,费孝通对国外学术理论的态度就相当审慎,反对不顾国情的一味照搬。20这成为其学术生命史中始终秉持的基本原则。费孝通走廊思路的学术渊源是其早年学术思想、自我反思和民族调查经历的综合结果。在费孝通看来,来自实地调查的国情认知要比套用西方学术理论重要得多。民族研究需要重视找寻中国的“传统”知识。早在1957年,费孝通就曾提及,从书本中习得的民族特征的理论知识,对于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族别问题“不抵事”。211978年9月民族识别问题的发言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由于我国和欧洲各国历史不同,民族一词的传统涵义也有区别。我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是要避免因中西文翻译而引起理论上不必要的混乱。我在这里所说的民族是按照我国自己的传统用法来说的”。费孝通在关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讨论中,以贵州穿青人、东北达斡尔族为例,将“共同地域”理解为各民族“民族聚居区的位置和他们同相邻民族的关系”两层内涵,建议学界结合中国民族的国情特点——流动大,分布广,常以大小聚居区交错杂处等,“以某一民族所在地区为范围,进行各民族间关系的历史分析”。22走廊正是以民族关系框定和串联起来的独特“共同地域”。

   总之,从走廊复杂的民族关系中理清单一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辨识其与相邻民族的关系,将是判断和识别单一民族的重要途径。这或许是费孝通初步提出走廊思路的深层次学理依据。

  

   二、走廊思路的阐释定位与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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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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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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