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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生存权论

更新时间:2020-12-30 12:00:00
作者: 徐显明 (进入专栏)  
其一,它改变了由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对市民社会每个人作等质对待的认识,开始承认在劳动关系上工人与资本方的不平等,对人权的保护随这种认识而有了原则性变化,即改变过去无差别保护所有的人为有差别对失去生存条件的人予以特殊保护。其二,它确立了人权内容的两个重心。一方面它一如既往地承认所有权的自由性,而另一方面又有开创性地肯定劳动权的自由性,在人权体系上设计了二元体制。这一特点可以视为近代人权向以生存权为核心的现代人权转换的尝试。其三,它第一次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被保障的主体由1793年宪法中“不幸的市民”具体化为失业者、弃儿、病弱者、老人等。保障方法由1793年宪法中“社会救济机构”履行义务变为国家履行义务。这一特点与现代宪法关于社会保障的特点极其相似,或者可以说是它设计了现代宪法中的社会保障方案。

   社会权的主要内容是劳动权与救济权。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集中解决了社会权的问题,它在世界人权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它的问世促成了劳动法的诞生,进而开拓了人权的范围。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社会弱者正是靠争取劳动权和社会救济才得以生存的。因此,该时期的生存权是以社会权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权利。

   (四)生存权的定型化

   纵观自《人权宣言》问世至20世纪初的百余年资本主义历史,为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资产阶级国家大致采用了下述几种方法:

   其一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体制内部设立人的自我救济制度,即所谓社会救济制,国家对此不承担义务,它的救济物资的来源是富有者的施舍,获得社会救助的人不限于产业工人,其他“不幸”的人也有机会从救济机构那里领取所需的一部分。

   其二是为保证劳动力有出卖劳动的机会,法律上承认工人享有劳动自由。以法国1848年宪法为开端,劳动的诸种权利如组织劳工团体的权利、罢工自由等开始形成,这些权利重新调整了工人与国家及资本家的关系。工人团体权利的获得,被认为是工人对国家在刑事处罚关系上的解放,同时也被认为是工人对资本家在民事补偿关系上的解放。劳动权登上人权舞台,实质上等于宣布一切以契约为自由形式的制度已被修正。国家可因劳动时间过长、劳动条件过差、劳动报酬过低等干预资本方的活动,从而为劳动者的生存提供一点支持的力量。

   其三是国家直接插手生存问题的解决,即把保障社会弱者生存作为自己的义务。自19世纪末开始,技术革命迅速推进,使大批不适应技术要求的体力型劳动者失业,公害的出现,衍生了许多非人的自然免疫力所能避免的疾病,垄断的形成,则进一步导致结构性工厂倒闭和大批失业。这些像裂变一样涌现的社会问题——摆在政府面前。对此,国家一方面以强制性的保险制度替代原来的任意性的相互扶助制度,另外,增加了以妇女、儿童、残疾人、老人为特殊保护对象的为防止他们生存条件恶化的人权立法。上述三种办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具有递进性。而当第三种办法被普遍使用的时候,生存权的定型化已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生存权规范的问世起了催生作用,它的两个后果——苏俄的《被压迫被剥削劳动者权利宣言》的问世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从正反两个方面为生存权的诞生开启了大门。《劳动者权利宣言》继承了全部有益于劳动者的资本主义人权立法的经验,从根本上消除了不利于劳动者生存的资本主义基础,从而成为一部最彻底最典型的生存权法案。它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羡慕不已的东西。1919年产生的以生存权为人权特征的《魏玛宪法》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模仿《劳动者权利宣言》的产物。

   《魏玛宪法》的时代印记被烙在其第二编第五章的《共同生活》上。该章由经济目的与三个规范群所构成。经济目的设定为:“经济生活秩序必须与公平原则及维持人类生存目的相适应”(第151条)。该目的是资产阶级人权学者所称的人权换代的原始规范,生存权的法律根据皆出自于它。为达成这一目的的第一规范群可概括为劳动者的各种权利,这些权利的实现方法是国家设立不因劳动者疾病老弱而影响生活的保险制度,保障这种制度的主体不是社会而是国家;第二规范群是关于所有权与经济自由权的规定;第三规范群是关于对从事农业、商业等活动的独立的中间阶层给予生存保障的规定。

   上述三个规范群,呈现出与已往所有资本主义人权规范不同的三大特点:其一,《魏玛宪法》公开承认了社会内部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它比法国1848年宪法只承认人的不平等更进了一步。为使这种对立趋于缓和,该法调整了人权的重心,即对生存权作了概括性设立。尽管从实质意义上分析,规定生存权这种全新的人权是资产阶级为了延续资本主义制度所采取的措施,其目的不在于为劳动阶级建造天堂而在于使剥削制度生存下去,但其进步意义仍不可忽视。

   其二,以生存为目的重新调整经济秩序是《魏玛宪法》最突出的特点。在生存的目的制约下,经济活动从自由转向不自由,所有权被定性为义务,这等于承认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终结。在新的资本主义时期,人们有权依据生存原理对抗对自己生存不利的所有经济活动,生存权随之被推上了体现全部经济秩序最高价值的地位。表现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外部特征的所谓福利政策就是依据“生存目的”而制定的。

   其三,随着生存目的被解释为生存的人权规范,国家从消极转为积极,它开始全面介入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财富急剧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和社会多数人迅速贫困化——的解决。《魏玛宪法》关于国家以公益的名义强制组建公共经济组织并以税收方式实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解、把被集中的社会财富分割出一部分施于贫苦者的规定,使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国家开始大有作为。《魏玛宪法》的这一特点曾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权建立后如何处理生产资料提供过借鉴经验。但在德国施行的结果,导致了后来给全人类的生存带来灾难的法西斯主义。

   《魏玛宪法》的制定,标志着生存权的全面定型化。人的生存问题从此再也不像以前的人权规范那样只是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以《魏玛宪法》关于生存的三个规范群为开始,生存权具有了主体、内容、客体的法定要素,因而成为与所有人都密切相关的问题。穷人的生存联系富人的义务,国家成为生存权的保障人。在这个意义上,生存权重新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社会弱者与强者、劳动者与剥削者的关系,它开启了具有连带特征的人权的新时代。

  

   生存权的现代内容

  

   生存权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化,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所有制定宪法的国家都在其人权规范中增加了生存权的内容。从有代表性的东西方宪法可以看出,生存权在现代各国有着如下几方面通解:

   生命仍是生存权的自然形式。与早期人权规范中作为自然权的生命权不同,现代作为生存权的生命权,已增加了尊严权的内容。生命与尊严的结合,可以理解为人的“体面地生存的权利”。尊严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出现的人权子族,在生存权理论上它被认为是人的生命的外围屏障。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是在屈辱状态中被保全,那么他的生命至多是奴隶式的动物形式,其生存的价值不在自己而在屈辱施加者。尊严权是从法西斯主义践踏人的尊严的教训中反刍出来的人权。人权体系中有无它的规定,是判断一国人权是否现代化的根据之一,也是判断一国保障人的生存权是否全面的标准之一,其意义可与生命权并列。

   财产是生存权实现的物质条件。与近代人权规范不同的是,为求生存而获得财产不以生存者履行义务为前提,反以财产所有人履行义务为前提,国家具有接受生存请求的责任。失去生存能力的人有权向国家提出获得必需的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通过强制财产所有人履行义务实现自己向生存请求者提供物质帮助的义务。在保障生存者获得物质条件的方法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根本性的差别。社会主义国家向生存者提供的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国家向生存者提供的是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国家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为解决生存权的首要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则已超越这一标准而转入实施福利政策。

   劳动是实现生存权的一般手段。随着劳动者的生存决定着全社会生存的认识在立法上得到肯定,劳动者在现代人权法上受到了特殊保护。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权,不仅使劳动者本人在创造财富过程中有取得劳动报偿的资格,而且也为不能参与财富创造的人准备了提留后的份额。劳动权的内涵则较之过去丰富得多,劳动就业权、职业选择权、报酬权、劳动保护权、休息权、交涉权、争议权、管理决定权、劳动保险权等正随劳动者价值的提高而成为劳动权族中日显重要的组成部分。生存权问题最早是由劳动者而引起,解决了劳动权问题也就等于解决了社会多数人的生存权问题。

   社会保障是生存权的救济方式。如果生存者是通过“劳动一财产一维持生存”的定式完成了生存权的自我实现的话,那么另一种定式“物质请求一国家帮助一维持生存”就是一些例外的人生存权实现的救济方式。对社会的多数成员来说,生存权是通过第一种定式而得到保障的,第二种定式只适用于具有生存障碍的社会弱者。分析一个国家生存权制度是否完备,在现代具有三个尺度,一是看生存的保障义务是否由国家履行,二是看国家是否制定了与其经济状况相一致的生存标准;三是看国家是否有使低于生存标准的人达到这一标准的具体措施。

   这三个尺度联系养的共同内容,就是社会保障制度。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即使有生存能力的劳动者也避免不了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意外灾难,社会保障制度对他们具有生存的救济预备恁义。而对于老、弱、病、残、妇、幼等社会弱者来说,社会保障是他们须臾不可离开的护身符,社会保障制度无时不在消除他们的生存障碍。从社会保障与弱者生存的关系考察,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受社会保障权就是社会弱者的生存权。这种形式的生存权对于社会强者只是在他是强者时才不需要,而一旦他沦为弱者,受社会保障就是他原来生存权的自然延伸。

   发展是生存权的必然要求。伴随新技术革命的进行,社会发展的步伐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空前加快,社会向人提出的适应要求越来越高。生存权的设立,解决了适者生存、不适者也生存的问题,但是,生存权中并无限制适者生存得更好的平均因素。生存权可以确定生存的最低标准,而它却不反对社会强者对社会适应的更高追求。在没有上限的生存欲求中发展个人,并使之与社会进步相一致,因适应社会要求而成为一种必然。例如,在一些新技术产业,劳动者要么成为新技术的掌握者,耍么被新技术淘汰而另就他业或失业。一旦出现后一种情况,其生存问题随之产生。

   为防止类似的个人与社会差距拉大的问题出现,发展自己的权利开始被列入生存权的范围。个人发展的主要途径是享有受教育权。人自幼开始接受一般智能教育,国家承担培养高素质劳动后备军的义务。受教育者无偿获得知识与技术,这样才能使其在进入社会时解除后顾之忧。正是从保证人的生存角度考虑,“接受教育”才具有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双重性质。人在进入工作岗位后,为使自己不断与所在岗位要求相适应而接受的继续教育,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发展权中不限于受教育权一种,它还包括个人为显示自己能力所进行的各种自由追求。如公职竞争自由、兼职自由、职级晋升权等。生存权中包含发展权的内容,首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次也是人权中必须承认人的先天差别的需要。生存权中只确定生存的最低标准,这本身即蕴含着对人的发展权的肯定。

环境、健康、和平是生存权的当代内容。生存权是发展变化着的权利。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财富贫乏对人生存的威胁已降为次要地位,而人类在创造物质财富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疾病开始对人的所为进行报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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