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的论题，已经不是一个流行的话语，但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和咀嚼。我讨论这里出现的三个概念：文化、自主和学术。

第一个是文化。讲到文化自觉性的时候，我觉得文化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比较含糊。我反对把语言看作文化最基本的标志。我甚至在想，一百年以后，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小。如果大家都通婚了，所有民族都融合为一，每个人用双语或者三语来交流，这在欧洲已经是非常可能的，这在全世界也会成为可能。如果这样，文化的个性，即所谓最后元素是否也就不存在了？把文化理解为语言共同体，这实际上是语言哲学流行的结果。而我认为，意识层面要比语言层面更根本。

那么把文化理解为经验共同体是否可行呢？这恐怕也有问题。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经验共同体？在同一个文化里面，男人和女人的生命经验尚且不一，谈什么同一性？在欧洲文化里面，法国文化、德国文化、英国文化也都不太一样。细分下去的结果是所有界限的解体。所以，我们把中西文化绝然地对立起来的做法可能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听到志扬的发言以后，我就在怀疑，他是不是要建立一个东方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在志扬的发言中，已经透露出还有一种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东西，这是肯定的。而我们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是要揭示出所有的文化或者话语都不过是意识形态，然后我们为了能够有自己的自主性，我们也去建立一种意识形态？还是说我们要超出这个意识形态之上来把握一个共同的东西？我觉得要区分清楚。翟振明讲的真假的问题，我认为是在这个方向上做的。上午贺雪峰老师说我们谈文化的时候，动不动就往古希腊回溯。实际上，希腊文化在我看来根本就不代表西方文化，汤恩比已经把它区分开来了，西方文明和古希腊文明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西方人现在老是在谈希腊文化？希腊文化里面真正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西方的，还是我们所讲的超出各个文化之上的东西？如果它有超出各个文化之上的东西，我们就可以也去回溯一下。如果没有，我们搞自己的一套也可以，但不应是另一种文化，而是另一种超出各种文化之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文化而言，以前讲“言必称希腊、罗马”，不仅东方人这样做，西方人也这样做。他们也谈文化的自主性，但他们谈得比我们少。为什么？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在近年来主体意识彰显的结果。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概念，就是自主性的概念。当我们谈自主性的时候，我们的主体意识是比较强的，而且这个主体意识并不是一直就有的。秦露说是从80年代以来。80年代以来的确变化很大，代表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中的自我意识随着目前中国的崛起而尤为彰显。回过头来看中国历史上两次交流：第一次是佛教的入侵，第二次是西学入侵。我觉得，第一次入侵的时候，主体性意识并不像现在这样强。在大唐或更早时期，法显、玄奘等人去另一个西方求真理，那时他们没有这样一种感受：你是西方的东西，我是中国的东西，我凭什么要屈就于你？而现在自我意识增强了，反而表明了一种相反的因素。恐怕正是在自我感觉增强而又不是达到很强地步时，才会表现出自强的取向；也就是说，在自我感觉很强时，我们可能不会如此热烈地讨论文化主体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讨论文化主体不好；我只是提醒一下，从心理发生角度来看，的确有这样一种因素在起作用。

最后再谈学术的概念。我们谈学术的时候，经常讲王国维的话“学问不分东西”，甚至志扬在很多年前跟我讲过这一句：“中国人真正什么时候不谈东方、西方的时候，我们这个学术就成熟了。”但我现在从他的发言中却读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讲学问不分东、西？我们以前讲学问不分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谈问题、解决问题。但现在有种意识：即使我们谈，谈的方式也有东、西之分，思考问题的方式里面也有一个文化背景在里面。谈问题的对象可以是东方或者西方的，但谈的方式有东方与西方吗？现在看来，好像是有，而且我们还纠缠在这个思维方式里，这个思维方式很可能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一直在考虑，当你讲论理的时候，论理的方式是一种意识形态吗？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讨论问题，那么撇开所有的差异不谈，我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认为我们讨论的东西是真的，否则就无须讨论。你说你的对，我说我的对，我们俩都对，那我们俩就不用谈了。就像罗素举的例子：你觉得牡蛎是很美味的东西，我觉得牡蛎对我来说特别恶心，那我们俩交换感受以后，就无须再谈了。但是，当我们看到希特勒要灭掉犹太人，这时我们就不能说：他是他的思维方式，我是我的思维方式；我们没法讨论，如此而已。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这里有根本的区别。有的人甚至可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阻止他。这里面是不是含有某种真实性的东西？所有的学术，只要称得上是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也好，都有个“学”，“学”的意思是什么？我说张志扬把“学”解构掉了。如果把“学”去掉，只剩下思想。没有一个学问可以谈，没有一个真实和虚假的标准可以谈的话，那只能说我表达我的思想，你表达你的思想，我们成为自己思想的历史记录者，而且对前世、同代以及后世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按这个逻辑，文化到最后都分化到个体，甚至我跟你都不同，我讲我的，你讲你的，我不认同你的文化，我不认为你和我是在同一个文化里，这样会导致最后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

我还有个观点，可能与很多同仁不一样。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共性上，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就可能超出我们各自文化的束缚。当然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超脱它。而这恰恰是因为主体的束缚。大家都说主体性哲学已经消亡、主体的死亡、主体性的黄昏等等，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看到的现象正好相反，现在是一个主体意识特别强的年代，当你在谈文化自主性的时候，恰恰是在谈文化主体或者交互主体，或者社会主体这种特别强烈的主体性。这是一个社会主体的统治时代。与此相关，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我们这个时代过多地赋予了解释的权利。可能是因为解释学的影响太大，于是我们不敢再谈客观的、中立的这样一些概念，好像它们是最背时不过的东西。这与几个解释学的原创者的意图并不相符。我想这恰恰是事情的另外一极，如果不向与此相反的方向做一点努力的话，那么很可能到最后，理论也被解构，学术也被解构，所谓的“学”都被解构，最终文化本身也被解构。这当然是指在人文科学的领域。自然科学家那方面或许对此根本就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