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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梅舫:识宋学与辨新局: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学旨趣解析

更新时间:2020-12-29 15:29:20
作者: 於梅舫  

   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也以胡适《五十年世界之哲学》的言论为结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1)25为“科学”而战的“胡适”,对于丁文江以《玄学与科学》推动《努力周报》走向“为科学而战”“很有兴趣”,虽然号称“因病”没有直接加入论战,还是在汇集论战文献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了“综合的序论”。在“综合的序论”中,胡适第一次醒目地提出“科学的人生观”的“新信仰”。(2)26

   正是在“拿了科学的武器,要来办统一”的语境下,强调心性修养,注重自由意志,以补科学功利之弊的梁启超,越来越成为“科学”打击下的“玄学鬼”。梁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写作,始终处在这一氛围内,“道学”不断被“科学”缚住。

   批评者便指梁氏提倡“科学方法”是效颦胡适,主张“德性的学问”则近于“玄学”,从“学”与“道”两面夹攻,可谓有的放矢。吴稚晖称梁氏“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忽发整理国故的兴会,先做什么《清代学术概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法》”。(3)27胡适指梁氏“摭拾了一些玄学家诬蔑科学人生观的话头,却便加上了‘科学破产’的恶名”。(4)28吴稚晖进一步批评梁氏“后来许多学术演讲,大半是妖言惑众,什么《先秦政治思想》等,正与《西学古微》等一鼻孔出气”。甚至称张君劢的“玄学鬼”,也是“托梁先生的《欧游心影录》带回的”。(5)29丁文江也说:“不幸到了今日,欧洲玄学的余毒传染到中国来,宋元明言心言性的余烬又有死灰复燃的样子了。”便指宋明学说尤其是陆王心学为玄学大宗。(6)30

   正是在这一氛围下,1923年的秋季,梁氏开始在清华系统讲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氏第一讲涉及“宋元明”,指明清学即从这一时期“反动出来”。梁氏论宋明学术,特别拈出“玄学”的底色,加以批评,也似捉了一次“玄学鬼”。这是梁氏对于宋明学术的新论断,虽然在此书中仍称王学是“伟大学派”。(7)31

   梁书论“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玄学融入“道学”,成其为宋学最主要的精神风格,也就是以《大学》《中庸》“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梁氏又直截谓:“五代、北宋间,道士陈抟始以道教中丹鼎之术附会《易》文,展转传至邵康节、周濂溪,于是有《先天》《太极》诸图,《易》益棼乱不可理。”“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的成一片段。”(8)32

   这一论学逻辑,很体现以“科学”返观宋明学术的味道,不可不谓是与写作时所处的时代学风的一种妥协。

   综论背后的要因,或在于梁氏遇到的科学“新思潮”,事实上与十余年前自己提倡的科学观已大异。后者除大力提倡西方科学知识之外,更为核心的议题在于以“科学方法”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并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的路径前提下,“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达到中国的“文艺复兴”,内在实期待以“科学”统一价值、思想、信仰,造成从物质到精神的科学一统。(9)33这一时代思潮的外在表现与内在精神,都与梁氏撰写《近世之学术》以来一直所坚持的,判分“科学”与“道学”,以使“智育”与“德育”各安其位的主张,存在根本性的违异。

   这致使梁氏虽更为坚持在“学校变成智识贩卖所”的情况下强调“修养身心磨炼人格”的学问,主张“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但对于“身心性命”之学的“宋明理学”的整体论断,在对方“科学”话语的强大“攻击力”下,越来越以“科学”眼光重审“宋明理学”之“学”的一面,摘除了“不可思议”的“玄学”魅影。1927年,梁氏宣讲《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一面强调“不要带玄学性”,一面又说阳明“是一位极端的唯心论者,同时又是一位极端的实验主义者”,“极端的唯心论,换一方面看,同时也便是极端的唯物论”。(1)34讨论理学,已处处不离“科学”的比观与映照。因故,梁氏对于宋学与清学的认知,确实接近胡适的清学“反玄学大革命”说,而远于梁氏本身内在发展理路中的认知理念。(2)35

   这一认识逻辑的更改,可以说最关键者即是加入了“科学”的评判标准,“科学”的眼光一点点渗入到体会宋明学术精神的过程之中。这一论学的先行前提,悬于论学的事实考辨之上,又融于事实的论述当中,成为评判的标准与理据。钱书“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的论学取径,正是要一反梁氏所“预流”的主流学风。

   钱氏在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前的十年内,一直批评“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派之言论”,“一味认中国的文化都是反科学的,加以排斥”,(3)36针砭“今之言治国学者,率尚新异,好创见,故涉猎未遍,即言整理,玩索无得,遽施批评,人人言怀疑,人人求考订,徒增口舌,无益心智”的取向(4)37,反对“概括的断制”“笼统以为说也”,强调应“根据历史事实,为客观的认识”,以见“学术思想的自身进化”。(5)38钱书除在具体的认识意见相异外,与“主流”“意见相异”的最核心处,正是在于反对以胡适为主以“汉学”(科学)返观“宋学”(玄学)的路径,坚持“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这一遵循学术自然时序演进的论学逻辑。那么,讲出宋明学术自身脉络中的发展、演进,在宋明学术的发展脉络中把握其自身的自在精神,便成为钱书撰述的一大学术内在动力。

  

   三、“宋学开山”的旧题新说与宋明理学的自身进化

   钱书虽非直接论“宋明理学”,在短短的“引论”中,却对“宋学”的渊源、发展的脉络、整体的精神,皆有相当扼要的论述。这一关注于“学术思想自身的进化”的论学眼光,使得“宋学”的自身进化,如线索一样贯穿于全书,成为论析“近三百年学术史”发展脉络的秤衡。

   晚至1953年,钱穆撰成《宋明理学概述》,于自序中娓娓道出宋明理学对于自己身心学问的切近关系,谓:

   自问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赐。顾三十以后,虽亦粗有撰述,终于宋明理学,未敢轻有所论著。偶及者,惟民国十七年写《国学概论》,十九年写《王守仁》一小册,两书而已。平居于两《学案》最所潜心,而常念所见未切,所悟未深,轻率妄谈,不仅获罪于前儒,亦且贻害于当代。故虽私奉以为潜修之准绳,而未敢形之笔墨,为著作之题材也。(6)39

   言之真挚,意味悠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撰写,居于《王守仁》与《宋明理学概述》两书间,是书“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的名论,虽尚未直接将宋明理学“形之笔墨,为著作之题材”,却是非常切合“自问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赐”的自况。“未敢形之笔墨”之下星星点点的稀疏笔调,漫入书中,贯串前后,寓意深厚。

   钱书《引论》辨“宋学”之兴,“必推本于安定、泰山。盖至是而师道立,学者兴,乃为宋学先河。”又上推于唐代韩愈,称:“排释老而返之儒,昌言师道,确立道统,则皆宋儒之所滥觞也。”截然异于唐、五代以来“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显然驳正“后人以濂溪为宋学开山,或乃上推之于陈抟”之说,以为“皆非宋儒渊源之真也。”(1)40同时,从学术理路的角度,这一辨证不仅直接关系对于宋学渊源的体认,更是有关于对宋学整体精神的发挥,极为关键。

   这一论述,在钱氏学术本身,有逐渐演进的过程。

   1928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作数年前,钱氏撰《国学概论》论“宋明理学”,对于“宋明理学”的整体有以下一段论述:

   五代离乱,迄于宋,隐士道流之风益甚。故自宋言之,当时所谓学术思想者,惟道院而已耳,惟禅林而已耳……惟长生久视之术,既渺茫而莫验,涅槃出世之教,亦厌倦而思返,乃追寻之于孔孟《六经》,重振淑世之化,阴袭道院、禅林之绪余,而开新儒学之机运者,则所谓宋明理学是也。

   承认宋明理学本“阴袭道院、禅林之绪余”。又言:

   理学初兴,有濂溪(周敦颐),百源(邵雍),横渠(张载)。此三人者,学风皆相似……皆以惟物之观念,说明宇宙之本体。皆以化小己为大我,奉为人道之正鹄。其思想渊源,皆受方外老、释之影响,而研极阴阳五行,尤与道家为近。又皆依借《易》辞以成其说。虽相互之间,多有出入不同,要之一时学风如此,则皎乎不可诬。(2)41

   虽然称:“其后有二程,而学风乃一变。二程之于周子,虽尝早年受学,然其后学成,于濂溪即不甚推重。”“至《太极图》,则二程生平,更未一言道及。”“于康节图数之学,亦致不满”,“于横渠亦多异同”。“则二程之勿伤玄言,专贵真修,断可识矣。”(3)42然书中同时称:“宋明六百年理学,自濂溪《太极图说》……”,一“自”字,还是见出钱氏并未排除“濂溪”于“宋学”渊源外,只是说明周、程各有路径,各自成一派而已。

   需说明的是,《国学概论》又明确说:

   故言宋明理学者,濂溪、横渠究极宇宙万物本原一派,终不免为断港绝潢。虽朱子《格物补传》之说,汪洋恣肆,汇为大观,亦复非朝宗所极。(4)43

   对于“濂溪”一路学问的“断港绝潢”不无警惕,对于理学的不同路向有所取舍。之后,排除周敦颐宋学开山的地位,在学术理路上,并非前后矛盾。

   钱书开首揭出:“宋学之兴,必推本于安定、泰山”,以辨胡、梁以周敦颐为“宋学”开山说的错误,旨在通过理清“宋学”真开始以“发明”宋学真精神。应注意的是,此说源于《宋元学案》,内在结果势必挑战朱子《近思录》确立的伊洛渊源,透露钱氏当时的理学宗尚。

   钱书论宋学之兴,称:

   言宋学之兴,必推本于安定、泰山。盖至是而师道立,学者兴,乃为宋学先河……所谓“道德仁义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者,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

   又谓:

   安定同时有范仲淹希文……希文固以秀才时,即慨然有志于天下,尝自称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盖自朝廷之有高平,学校之有安定,而宋学规模遂建。后人以濂溪为宋学开山,或乃上推之于陈抟,皆非宋儒渊源之真也。(5)44

   言语冷峻,直下论断,说明三层意思:其一,驳周敦颐为宋学开山,证安定、泰山为宋学开始。其二,一破一立,澄清宋学真精神-以道德仁义为政教之本,迥异于唐五代以来进士场屋的功利与山林释老的独善其身,既去功利,亦非玄虚。其三,宋学之立,在为政教立本,自有范仲淹、胡瑗,一于政一于教,全体遂立。

   上文从正面阐释“宋学”渊源与精神,驳正五四“新思潮”下以“科学方法”重估“宋学”以致“宋学”等同于“玄学”,故重视“宋学”为政教立本有别于山林、场屋的一冷绝于世事一热衷于功利的态度,而以绝大的为生民立命的抱负,投入于政教实事的精神。钱氏晚年讲学:“清朝初年绝非是文艺复兴。清初人都讲宋学的,乾嘉以后则不然。现代人因为要讲‘文艺复兴’,于是把宋朝人讲的一套学问叫作‘中古黑暗时期’,理学家等于关在教堂里的宗教信徒。”(1)45仍对以宋学为玄学的论断不满,可返观当时意趣。

   上引文中,钱氏所谓“史言”,即是《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文字。《宋元学案》黄宗羲原定以“安定学案”与“泰山学案”为开始,又在“安定学案”“泰山学案”前加述“高平讲友”。全祖望遂补“高平学案”于二人学案之后,三人链接一体。至于疑周敦颐非宋学之始,应与全祖望的补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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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2020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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