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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远:“亲民”:王学要义所在

更新时间:2020-12-29 08:52:55
作者: 方志远  

   王阳明虽集学术与事功于一身,但却命运多舛,他去世后,朝廷对其“盖棺定论”,部分承认其事功,却全面否定其学术,直指为“邪说”:“免追夺封爵以彰国家之大信,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为此,阳明弟子、时任南京礼部侍郎的黄绾上疏为老师鸣不平,不仅力颂王阳明“四大功”,并且将其学术概括为“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的“三大要”。其中,“亲民”为王阳明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既是其对心学的重要贡献,也是王阳明心学区别于程朱理学的重要特征,体现着王阳明一生的执政理念。

  

   1. 王学“三大要”

  

   黄绾所说的王阳明学说“三大要”,和人们通常所说的有些不同,没有人们所熟知的“心即理”,却突出了被大家忽略的“亲民”。黄绾这样概括,是有充分理由的。虽然无论是“知行合一”,还是“致良知”“亲民”,都是王阳明对前贤学说的继承,但都在“成说”的基础上进行了整合和推进,并重新予以界定。

   如“致良知”,是将孔子的“致知”、孟子的“良知”进行整合,特别提出,“良知”人皆有之,但不能“致”耳,故有“致良知”之说,视为自己“一生之精神”。又如“知行合一”,是由《易经》的“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演绎而来,虽然黄绾的解释是“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但王阳明一面强调“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一面将“知”定义为“良知”,从而对《易经》本意作出重大修正。“亲民”虽然出自《大学》“旧本”,却同样是王阳明对程朱“新民”说的修正,更是挑战程朱学说的基点,并且给予了全新阐释。

   相对而言,宋代陆九渊的“心即理”,尽人皆知。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实为“心即理”之翻版。所以,在王阳明自己的著述中,一般只用简捷明了的“心即理”,而不用龙场所悟之“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王阳明对“心即理”的最大贡献,是提出“此心在物则为理”,不但将“心即理”改造为“修己”与“实用”并重,而且通过自己的实践,将“心学”诠释为“实用之学”。但是,由于“心即理”已经深入人心,王阳明并无新的命题将其取代,所以后人将“心学”称为“陆王心学”,黄绾也不将“心即理”归于王学之“要”。

   从学术层次来说,王学“三大要”,“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皆由“心即理”而出,与“心即理”并不在一个层面。“三大要”既以“心即理”为基础,又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形成王学整体。

   虽然王阳明称“致良知”是其“一生之精神”,后人多将“知行合一”视为其思想的核心,但在王阳明自己看来,无论是“知行合一”还是“致良知”,都是为着“亲民”,并特别提出“政在亲民”。可以说,“亲民”“政在亲民”,实为王阳明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但却往往为后人所忽略。

  

   2. 从学术命题到执政理念

  

   王学的形成,既产生于对陆学的继承,更产生于对朱学的质疑。程颐、朱熹将《大学》视为为学之“初阶”,作为一切学术的基础,而王阳明对朱学的质疑,正是从朱熹所注《大学》开始。

   徐爱等人整理的王门“论语”——《传习录》,首列王阳明的“亲民”之说。《大学》的开篇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徐爱问王阳明,程颐、朱熹都说,此处的“亲民”,当为“新民”。《大学》后文,有“作新民”之文,此为所据。先生以为当据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王阳明回答,程朱说“亲民”应为“新民”,实属望文生义。《大学》后文之“作新民”,和此处之“在亲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大学》后文所说:“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皆是“亲”字之意。在他看来,程颐将《大学》的“亲民”改为“新民”,朱熹不仅沿用这一阐释,而且任意分割原文,杂以己意,实将人引入歧途。后来,徐爱经过反复切磋、反复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

   王阳明通过徐爱等弟子及《传习录》,将自己的观点传播出去:一方面,所谓“亲民”,就是孟子“亲亲仁民”之意,“亲之”即“仁之”,“亲民”也就是“仁者爱人”。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大学》中的“明明德”,“安百姓”就是《大学》中的“亲民”。另一方面,所谓“亲民”,就是“爱民”、安百姓,就是关心百姓的生计疾苦。王阳明特别告诫徐爱: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如果只是“明明德”,那就停留在“老佛”的层面;既有“明明德”,又“亲民”,这才是孔子的主张。这是“圣人之道”和“佛老之教”的根本区别。

   “亲民”还是“新民”,既是王学和朱学的学术分歧,也是他们执政理念的分歧。应该说,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都是既主张关心民众的物质生活即“养民”,也关心民众的思想教化即“教民”,但是,哪个处于第一位、哪个处于第二位,却关系到执政理念的不同。这也是先秦儒家和法家以及此后儒家学说中不同流派的重大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问题。王阳明及王学首先关心的是“物质”,是“养民”,故有“亲民”之说;程朱及朱学首先关心的是“精神”,是“教民”,故有“新民”之说。

   所以,“亲民”二字一经提出,既是王阳明学术的重要命题,被黄绾列入王学“三大要”之一,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成为其一生的执政理念,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在亲民”,持续向其入仕的弟子们灌输,督促他们加以践行。

   浙江绍兴知府南大吉,是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期间的弟子,曾向老师请教“为政之要”,王阳明回答:“政在亲民。”为政无他,只在“亲民”二字。南大吉大悟:“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当即将自己听政之堂取名为“亲民堂”,王阳明为此撰写“亲民堂记”,以示鼓励(《亲民堂记》)。弟子赵孟立为湖广辰州判官,行前问政于老师,王阳明还是两个字,“亲民”:“郡县之职,以亲民也。亲民之学不明,而天下无善治矣。”(《书赵孟立卷》)天下之不治,正是因为“亲民之学不明”。学生季本为广东揭阳县主簿,开诚心、布公道,立乡约以教民,王阳明大加赞扬:“足见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不卑小官,克勤细务,使为有司者皆能以是实心修举,下民焉有不被其泽,风俗焉有不归于厚者乎!”(《揭阳县主簿季本乡约呈》)

  

   3. “三大要”的“体”与“用”

  

   晚年赋闲绍兴,王阳明根据弟子们的提问系统讲述自己对《大学》的认识,成《大学问》即《大学或问》一篇,被称为“师门之教典”。在这个《大学问》中,王阳明全面梳理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也理清了“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这“三大要”的内在关系。

   在王学“三大要”中,最早提出的是“知行合一”。王阳明自称:“吾居龙场时,夷人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中土亡命之流。与论‘知行’之说,更无抽格。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反多纷纷同异,拍格不入。”但是,为何中原的士大夫难以接受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既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更因为王阳明自己在揭示出“致良知”之前,并没有明确“知行合一”和“格物致知”之间的区别,也没有揭示出“知行合一”的灵魂或真谛。

   那么,“知行合一”灵魂或真谛是什么?关键在于对“知”的理解。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指出:“《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在给学生陆澄的信中,王阳明对此做了更为明确的阐释:“《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说,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也。此知行之所以二也。”(《与陆原静(澄)二》)“知行合一”的“知”,指的是“良知”,是“此心之本体”,这才是其核心或灵魂;“知行合一”的“行”,是“致”,是达到“良知”的功夫。

   自从揭示出“致良知”这个“一生之精神”后,王阳明就比较少说“知行合一”了,因为“致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涵盖了“知行合一”,使“知行合一”从根本上区别于“格物致知”。而王阳明的学说,也只有在“致良知”提出之后,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体系、真正有了自己的“精神”。有了“致良知”,不但为“知行合一”注入了灵魂,也使“亲民”在“王学”中的地位清晰起来:“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大学问》)

   有学生向王阳明“问政与学之要”,王阳明明确指出,明德即是良知,明明德即是致良知,良知与亲民本为一体:“明德、亲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亲其民,亲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体也;亲民,用也。”(《书朱子礼卷》)“明明德”是“立”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亲民”是“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的“体”与“用”的关系,“体”不立,则“用”不端;“用”不行,则“体”不显。作为“体”和“本”的“明明德”“致良知”,与作为“用”“末”的“亲民”“政在亲民”,“本为一事”,是一个整体,如树之干和树之梢,并无轻重之分。明明德的目的是亲民,只有亲民才能体现明明德,致良知的目的是亲民,只有亲民才能体现出致良知(《大学问》)。

   所以,在王学“三大要”中,“致良知”为体,“亲民”为用,体、用本为一事。“知行合一”的“知”既是对事物的认知,更是自我的“良知”;而且,“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与“致良知”一样,“知行合一”为的也是“亲民”。否则,无论是“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皆非“真知”。

   (作者:方志远,系江西师范大学“传统文化与江西现代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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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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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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