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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风光郭子仪,寂寞李光弼

更新时间:2020-12-24 21:31:40
作者: 黄朴民 (进入专栏)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代中叶的名将。一场腥风血雨的“安史之乱”能够得以最后平定,唐朝的国祚之所以又延续了百余年,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全靠了这两人的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旧史书称道他们是“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评价虽高,但洵无虚饰。

   更深一层地讲,在齐名的“李郭”两人中,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战功似乎要更胜一筹。这一信息是由《新唐书·李光弼传》透露的: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他战功高居“第一”,那么,不言而喻郭子仪的战功便只能是“第二”了。这样简单的道理,恐怕初中生也想得到。史载,李光弼“幼持节行,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少从戎,严毅有大略”,是浑然天成的统帅气概与风度。他的作战指挥艺术更是超凡入圣,“谋定而后战”,擅长于“以奇用兵,以少败众”。他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河阳之战,怀州之战都打得精彩绝伦,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即使在治军上,他也显得比郭子仪来得高明。苏轼有诗云:“中有李临淮,号令肝胆裂。”号令森严,军纪申明,就是他治军上的根本特点。当年他替代郭子仪出任朔方节度使,“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云”,就是实实在在的证据。唐肃宗称道他“器识弘远,志怀沉毅,蕴孙吴之略,有文武之材……出备长城,入扶大厦,茂功悬于日月,嘉绩被于岩廊”,应该说是对他将才与贡献的正确定位。

   可是,在历史上郭子仪的影响却远远要超过李光弼。一出《打金枝》的戏剧,使得郭子仪的大名如雷贯耳,遐迩蜚扬。“富贵寿考,哀荣终始”这一幸遇,不仅落实在他的生前,而且也管到了他的身后。反观李光弼,可就没有这份福缘了。除了历史学家和少数有历史癖的人还知道他以外,对绝大多数的平头百姓来说,他是完全陌生的人物。换句话说,郭子仪早已活在了千百万人中间,成为历史上的公众人物,而李光弼却不过是史书上的一个符号而已。

   造成这一局面的历史谜底,说穿了,其实也并不复杂。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郭子仪一生所作所为,更符合封建社会纲常伦理的规范,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名封建将帅应具备的品德素质。相反,李光弼的这方面则要逊色得多。

   郭子仪对待唐王室的忠诚,可谓是已进入了“有死无二”的境界,史称其“事上诚”,皇帝老子的命令一下达,不管其正确与否,郭子仪都毫无保留地执行,“诏至,即日就道,无谶介顾望。”这样一来,当然“谗间不行”。因而能“完名高节,灿然独著,福禄永终”。用封建史臣的话说,就是所谓“人臣之道无缺”。可李光弼就不同了。此人比较有个性,又不擅长于做表面文章,所以往往受阉宦谗间于前,为庸主猜忌于后,所谓“及困于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内构,遂陷嫌隙”。有时皇帝召他“勤王”,他又瞻前顾后,逶迤不进,“吐蕃寇京师,代宗诏入援,光弼畏祸,迁延不就”。结果君臣关系越闹越僵,个人处境越弄越糟,“谋就自安,而身益危,所谓工于料人而拙于谋已邪”。

   对皇帝陛下“尽忠”程度上的差异,决定了郭子仪、李光弼身后际遇的不同。孰不知中国古代社会是儒教文化的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每个人都需要遵循的准则,它推到极端,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对统治者和他们所豢养的御用文人来说,郭子仪这类人自然更适合自己的口胃。而普通民众因长期浸馈于儒教文化的潜移默化、感化挹注,也很容易认同统治者的观念。在皇上和一般人的心目中,郭子仪属于“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的“大雅君子,社稷纯臣”;而李光弼则是大节有亏,“卒以忧死”,并从中引申出一番“功臣去就,可不慎邪”的堂皇说教。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李光弼至多做到了“立功”这一点,而郭子仪不但“立功”,更重要的是还能“立德”,即在效忠皇上方面有十分杰出的表现,自然是歌功颂德的最理想对象。

   在处理与同事和部下关系方面,李光弼也远不如郭子仪来得精明圆滑。他“御军严肃”,执法雷厉风行,丝毫不顾及情面,使得“天下服其威名”,他手下将士都畏惧他的指挥,“每申号令”,常常是“军中指顾,诸将不敢仰视”。这虽然保证了军队的纪律,在平叛作战中所向披靡,战胜攻取。可这样做最容易得罪别人,至少也是让部属觉得李光弼可敬而不可亲。从国家利益说,李光弼是做对了;但从人际关系讲,李光弼则算是大败亏输。中国人自古讲究关系和圈子,李光弼你最有能耐,也要有人在一旁替你说话,替你捧场,这就是“红花还要绿叶扶”的道理,也是所谓的“人脉”有无问题,换句话,在社会上混饭吃,靠的是关系,关系即为资源,资源就是实力与影响,李光弼个性强硬,人脉太浅,太薄。一旦失势和身死,自然不能指望有太多的人替他说好话。

   相形之下,郭子仪可要聪明多了。他在治军上的最大特点,是“御下恕”,用今天的话说,是精明圆滑,大智若愚,会做“顺水人情”。虽“威略不逮”李光弼,“而宽厚得人过之”,“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这样就使得麾下将士对其感恩戴德,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圈子,贯穿起一条自己的“人脉”,“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若部曲然。幕有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贵。”俗话说:“做人难,难做人,做难人”,这种不做“难人”的本领,李光弼他是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些人得了郭子仪的种种好处,就不免处处维护郭子仪的“形象”与利益,一有机会便替郭子仪说好话,唱顺流。

   郭子仪不但对部下宽厚仁爱,百般笼络,而且还特别善于处理与周围同事的关系。对那些“口含天宪”、权势炽热的宦官,如程元振、鱼朝恩之流,更是处处依从,屈意奉承。鱼朝恩暗地里派人发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不久东窗事发,朝廷内外均担心手握重兵的郭子仪勃然震怒,兴师问罪。可是郭子仪却将此事轻描淡写放过。这种惊人的自制力何人能及,无怪乎连鱼朝恩本人都要感激涕零了。而此事若换了李光弼,恐怕就不会如此太平收场。郭子仪圆滑的待人接物之道,甚至“唬”住了不少骄横跋扈的宵小。如田承嗣盘踞魏州时“傲狠不轨”,可是当郭子仪派人出使魏博时,田承嗣却当着来使的面,面向西边望空而拜,并指着自己的膝盖对来使说:“兹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郭子仪)拜。”又如李灵曜在汴州独霸一方,不论公私财物,只要一进入汴州地面,都一概截留。惟独郭子仪的钱财粮饷经过时,不但不加扣留,而且还“令持兵卫送”。这类待遇,李光弼是做梦也不敢想象的。

   在个人生活方式上,郭子仪也比李光弼多留几个心眼。李光弼是洁身自好,“幼不嬉弄”。可郭子仪却不欣赏这一套,他知道皇帝宁可功臣贪墨,不愿功臣清廉,前者让人安心,后者却教人揪心。前者不过是个人品行上的小瑕疵问题,后者乃是十分严重的政治原则,政治立场问题,“侈穷人欲”的结果,无非是让皇帝以为此人乃胸无大志,只图享乐的平庸之辈。这种为稳固统治而需要投入的小小腐败成本,皇帝是非常乐意“买单的”。所以郭子仪便顺着这根梯子朝上爬:聚敛奢侈,“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仅一次宴会就耗费了30万钱。从表面看,这似乎是郭子仪私生活上的污点。其实大谬不然,这正是其善于韬晦的表现。你想他“勋力之盛,无与伦比”,稍有疏忽就会步韩信、彭越之类的后尘,生发功高震主之嫌,轻则丢官,重则丢头。而纵情享乐,则可让皇帝老子高枕无忧,心情愉快。这恰恰是其“明哲保身”的障眼法,与当年王翦征楚前夕,向秦始皇“多请良田美宅”的做法如出一辙。皇帝陛下见郭子仪一副窝窝囊囊,与世无争,随遇而安,贪图享乐的模样,自然不会再猜忌他,反而觉得留着他恰好能显示自己不杀功臣,雍容大度的皇恩浩荡。这样一来,郭子仪以“自晦”、“自污”以求自保的意愿也就不会有任何的落空了。不是深谙为臣之道,富于政治经验者,哪里会想到这步妙着。更何况,郭子仪这样做,也完全吻合中国普通民众“衣锦还乡”的一般心态。受羡慕富贵虚荣心理的驱使,他们当然要热衷郭子仪而冷落李光弼。

   总之,郭子仪是“完人”,用旧史臣裴垍的话说,就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这样的“完人”,自然是大伙儿崇拜的对象,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是也。至于李光弼,只会打仗,不会做人,所以尽管战功卓著,却难得后人的青睐。两人身后或风光,或寂寞,殆非偶然!

   了解了郭、李两人身后的际遇及其背景,对历史上孙武、白起等人身后寂寞;关羽、岳飞等人大名垂世、如日中天等现象,亦可思之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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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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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朴民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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