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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彬:从“平民主义”到“革命民众政权”——大革命初期中共党内政权思想的分歧与整合

更新时间:2020-12-24 08:54:52
作者: 周家彬  
1923年12月初,孙中山着手准备从外国人手中收取粤海关关税盈余。对此,陈独秀积极支持,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受关税问题侵扰,对于此次孙中山的行动“当十分热心”31。但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应却出乎陈独秀意料,《银行周报》和《钱业月报》共同刊登了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积案业公会联名反对孙中山截留关余的申明,声称关税本应用于偿还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截留关税会影响国内金融秩序,希望孙中山放弃此举32。陈独秀对资产阶级的反应十分不解,表示“不懂得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种什么特别心了”33。

   国共合作中的摩擦加剧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失望。1923年11月,中共广州团地委希望通过改组广州学生联合会整合学生运动,遇到民权社的反对,中共对此非常反感,认为它已经被国民党右派收买,并斥之为“反动派”。1924年5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学生因校方禁止组织学生会向国民党求助,中共希望借此从教会学校中收回教育权,指示学生发起退学风潮。但国民党对此态度比较消极,例如孙中山认为学生既然已经选择在外国人的学校学习,就“应该牺牲一切自由”,对于学生退学的举动,孙中山仅表示“亦属可嘉”。34中共创建广东工人联合会,希望以此统一广东工人运动,却遭到与国民党渊源较深的广东机器工会的竞争与挑战,导致中共在广东兵工厂中“受机器会派之攻击”,无法在上层发展势力;在电灯局、自来水厂内“因与机器(会)对抗关系,皆不能活动”35。农民运动也遇到广东许多地方政府的限制甚至压制。另外,国民党人办的《香江晨报》和商人办的《香江晚报》经常发表非难中共的言论。36对于上述事件,中共理解为“国民党内一大部分党员本来很明显的属于工业及农业的有产阶级的倾向”,并认为他们“趋于妥协”,“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很难为中国民族完全独立奋斗到底37。此时国民党认为“商人实为本党之主力军”,视资产阶级为革命之主力38。中共将与国民党右派的矛盾看作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消极态度也在所难免。但无论中共将国民党右派视为资产阶级代表的看法正确与否,右派的进攻确实增加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失望。

   此时,中共内部对资产阶级的失望与不信任十分普遍。邓中夏认为“革命运动中只有工人农民兵士三个群众是主力”,资产阶级“总不免为了身家,赡顾却虑”39。恽代英更指责资产阶级的“福利便在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夺别的国民”,要求“革命政府必须侧重农工游民乃至其他方面的利益,以唤起多数国民的参加革命行动”,为此应该对资产阶级“稍加裁抑”40。陈独秀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也发生微妙变化。在中共与国民党右派的矛盾尚不明显时,陈独秀仍旧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国民运动要重视资产阶级,否则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在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要配合资产阶级。国民革命胜利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在关余事件以及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后,陈独秀意识到资产阶级并非如他之前所想对国民革命采取积极态度,开始对其产生失望情绪,转而呼吁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同时也应该代表劳动阶级的利益”,并一改以往的观点,认为学生、小农、小商等小生产者比资本家更有力量,远离劳动阶级将使国民党战斗力逐渐衰弱。41

   资产阶级在一系列事件中的表现,加之维经斯基取代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导致中共对阶级关系、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的认识开始转变。虽然中共中央也承认,自“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发展并不理想,“重要的产业工人工会,大半封闭解散了,其未封闭的也只得取守势”42。但在1924年5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上,中共彻底否定了此前马林提出的先学习民族自觉再谈阶级斗争的观点43,转而认为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人民普通都在发展民族的感情”,不需要专门学习,“工人更有自己的阶级意识,不必一定要先经过民族民主的政党之政治训练,然后才可以加入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意识愈发达,则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必愈扩大”,“工人阶级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澈底”,因此要“训练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同时这就是帮助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好的方法”44。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共改变了三大对国内阶级状况以及民族革命同阶级革命关系的认识,更加强调资产阶级妥协性,提出以阶级斗争推进民族革命。

   扩大会议后,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持续恶化。8月上旬,粤海关查获广东商团走私入境的大量军火。商团随后实行罢市,最终发生了叛乱。在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下,10月15日,商团投降,叛乱平息。中共党内大多数人将此视为买办阶级的进攻,如瞿秋白表示商团事变“代表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45,蔡和森将商团事件定性为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宰割革命政府之奇观”46。彭述之则将批判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商业资产阶级,认为“商业资产阶级即买办阶级”,是“极端的反革命分子”47。陈独秀更对整个资产阶级表达了失望之情。1924年8月20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79期上发表《反革命的广东商团军》和《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之最近表现》两篇文章。前者并未明确谴责买办阶级,批评的对象是一个更为模糊、含义更广的概念———“商人”,认为商业资产阶级向来拥护陈炯明,是革命的重要敌人;后者则直接批评工业资产阶级,认为“中国实业家不赞助国民革命运动,真是自灭的蠢物”48。在一期刊物上同时批评商业资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可见陈独秀此时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失望与反感。此后,陈独秀在文章中曾一度不再明确区分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渐以“商人”“资本家”“富商”等词统称资产阶级,并将资本家置于共产党的对立面49。作为此时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维经斯基称商团为“羽翼已丰的资产阶级”,认为中国人民深受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家的剥削,要注意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这两方面的斗争50。

   1924年10月,广东商团事变刚结束,北京又发生政变,中共借孙中山北上逐步发起国民会议运动。虽然中共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一起促成国民会议,但又区别对待各阶级,标榜维护“兵士农民工人小商人及知识阶级的特殊利益”51。陈独秀视工农小资产阶级等下层群众为运动主力52。彭述之更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成分居多”,“财政资产阶级和买办的商业阶级是绝对反革命的,工业资产阶级因恐无产阶级袭其后的原故亦很有反革命之倾向”,资产阶级“必然还是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53。

   在国民革命之初,陈独秀曾对资产阶级革命性抱有极大期望,但实践结果让陈独秀乃至全党逐渐对资产阶级丧失了信心。中共对资产阶级的认识经历了“革命———可能革命但有妥协性———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转变,在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的认识上经历了“先民族革命再阶级革命———以阶级革命促民族革命”的变化。中共这两个认识上的转变为后来革命民众政权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整合:革命民众政权思想的提出

   1925年1月,在对资产阶级普遍失望和反感的情绪中,中共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否定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开始强调国民革命向阶级革命过渡的问题。五卅运动后,中共更加明确政权的主体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并于1925年10月正式提出“革命民众政权”思想,完成了党内政权思想的整合。

   中共四大改变了三大关于阶级的判断。中共三大对资产阶级革命性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军阀根本上不能不冲突”54。在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上,中共虽然意识到资产阶级具有严重的妥协倾向,但并未否定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只提出“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对其参加革命尚抱有一丝希望55。在陈独秀的支持下,中共四大除指责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属性外,还指出工业资产阶级尚未完全形成,处于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工业资产阶级的过渡之中,因而“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开始否定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并认为真的革命者是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农民、小商人手工业主、生活不安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阶级56。中共四大的阶级判断还体现在对国民党的认识上,明确了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阶级属性:左派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激进分子;中派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右派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57。将资产阶级划入右派,足见资产阶级已逐渐被中共视为反革命。此后,中共在策略上虽不时提出与资产阶级的合作,甚至呼吁其加入“国民的联合战线”,但在革命性的判断上,始终坚持资产阶级有“出卖群众运动”“抛弃全民族利益”的趋势,警惕其反革命的倾向58。

   在此阶级分析的基础上,中共更加重视无产阶级自身的发展以及国民革命向共产革命的过渡问题。中共四大认为,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能忘记自己的阶级利益,要在民族革命中为阶级革命做准备。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以“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既要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将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此外,在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上,中共不再以国民运动为中心,看重工人运动对国民革命的推动作用,而是强调二者共同发展,既以阶级斗争促进国民运动,更以国民运动“增厉阶级斗争”。59从中共三大认定革命的资产阶级属性,到1924年扩大执委会重提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再到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共产革命做准备,中共对阶级关系、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剧变,越来越接近瞿秋白的“平民政权”思想。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工人阶级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引起了中共对于政权问题的强烈关注。五卅运动以工人的阶级斗争为起点,吸引了各阶级共同参与。这对于中共来说,无疑是用实践证明了四大关于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共同发展的论述,增强了中共依靠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众赢得革命的信心。瞿秋白就曾断言,工人运动的发展,“是准备民众力量以求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是以后国民革命的进展与胜利的唯一保证”60。同时,五卅运动中发生的屠杀惨案引起了中共对政权问题的重视。陈独秀认为“没有平民的革命政权,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并且连争斗的力量都不容易集中”,因此呼吁建立全国性机构统一协调运动,武装民众,组织自卫团,以此对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屠杀61。

   1925年10月,中共召开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决议案》,提出组建“革命民众政权”是当时的紧要问题。扩大执委会继承了中共四大关于阶级问题的判断,即无产阶级是“解放全民族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小资产阶级与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日益反动并背叛民族革命。因此,所谓革命的民众仅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被排除在外62。“革命民众政权”以“革命”这一界定词,鲜明而巧妙地将资产阶级排除在未来政权之外,表明中共正式放弃了陈独秀以国民为本位的政权主张,接受了瞿秋白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思想63。此外,由于中共自四大开始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向共产主义革命过渡的问题,“革命民众政权”的阶级属性和发展前途与瞿秋白提倡的“平民政权”并无二致。这表明,中共实质上认可了瞿秋白的“平民政权”思想,但在形式上以“革命民众政权”思想这一新的名称整合了党内的分歧。

对于中共日益激进的政权主张,共产国际并未立即认可,反而认为中共过于乐观。在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上,维经斯基大力支持发展工人运动,但反对中共与资产阶级彻底决裂,表示虽然在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有脱离革命的行为,但“资产阶级脱离过程很复杂”,“不能认为这种脱离是最终的脱离”,资产阶级“还是很革命的”。瓦西里耶夫甚至直接指出,中共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以及中共自身地位等问题的认识“有产生左倾的危险”。641926年2月至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扩大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肯定了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赞成中共四大以来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判断,认为五卅运动显示工人阶级“是民主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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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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