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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凌霞:西方人类学的“历史性”研究:概念、表达与路径

更新时间:2020-12-23 22:04:53
作者: 李凌霞  

   摘 要:“历史性”指关于“过去”的多元文化观念,它从哲学领域进入人类学学科视野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为极具穿透力的分析工具。不同群体基于“非线性”的时间逻辑,以物质或仪式等多种方式来理解和表达“过去”。西方人类学对“历史性”的研究,揭示了其背后复杂时间关系与空间原则,极大地推进和丰富了历史实践的主题。国内历史人类学有必要借助“历史性”这个工具性概念,结合更丰富的田野案例,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历史性;人类学;表达方式;时间逻辑;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台湾‘原住民’的行政治理与国族认同研究”(批准号:18CMZ003);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科研项目“清代西南民族图像与边疆治理研究”(批准号:16B216); 贵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项目“台湾‘原住民’的族群政治与中华认同”(编号:贵大人基合字2019022)阶段性成果;

   历史学和人类学是两个关系密切的学科,共享相似的研究方法。按照埃文森·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的说法,人类学研究“空间”的“他者”,历史学则研究“时间”的“他者”。120世纪60年代之后,两个学科呈现合流之势,出现了“历史人类学”的分支,表现为“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化”的研究趋势。2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合作中意识到“文化”与“历史”密不可分,分别试图在“历史”中寻找“文化”,以及在“文化”中发现“历史”。特别是在20世纪60—90年代,“民族史”(ethnohistory)一度成为人类学热门的分支领域,被视为西方传统历史书写的重要补充,主要研究非西方世界土著的历史。此时涌现的相关研究包括历史民族志、对过去某个时段的社会文化系谱重构、民俗史、无文字社会的“历史志”(historiography)、考古学家的历史研究等。3但无论是“民族史”(ethnohistory)还是“历史志”(historiography)都未曾真正放弃过“进程”(process)式的历史观。就人类学而言,研究“文化”中的“历史”如何发生,包括两个重要研究取向,一是“过去”如何结构“现在”,自萨林斯(Sahlins)以来已经受到较多关注,但“过去”与“现在”仍然在单一的时间进程上;另一个是“现在”如何理解“过去”,以何种方式将“过去”牵扯进来,这个取向认为“过去”与“现在”不在单一的时间线上,试图反思“进程”式的历史观,“历史性”的研究基于此应运而生。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家从哲学领域援引、拓展了“历史性”的概念,试图以“历史性”来引领对于复杂时间关系的研究,围绕“历史性”的表达方式开展深入的民族志研究,旨在将“历史性”发展为人类学特色的理论工具,祛除启蒙主义理性“历史”的幽灵。

   一、 “历史性”概念的发展

   “历史性”(Historicity)最早来自哲学,自19世纪以来,为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家频繁使用,随后被援引到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

   “历史性”的概念在19世纪便由黑格尔赋予其哲学意义,他在论及古希腊的精神现象时初次使用,认为“精神的真正意义取决于历史性”,对于希腊人来说,他们的精神来自人与神的历史,精神便是有意义的历史。4黑格尔创造性地使用了“历史性”,也提醒后继者思考“历史”与“真实”之间的张力。5海德格尔从认知论追问历史如何变成认知客体的问题,认为“历史性”基于“生命连续性”(connectedness of life),作为时间经验,沟通了认知客体和主体。6伽达默尔(Gadamer)也认为“历史性”也即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是人类不断重构的自我知识模式(a mode of self-knowledge),历史学者或者其他历史主体,通过思考、研究或者书写建构历史,而同时历史主体也被历史事件所形塑,置身于过去的框架中。7哲学层面的“历史性”概念主要围绕主/客体的讨论展开,历史学界则主要关注“过去”的真实性问题。

   “历史性”在历史学语境中指的是“可验证的过去”或者真实性(factuality),它并不是孤立的概念,而是伴随着19世纪以来历史学学科思潮——历史主义(historicism)出现。8历史主义的思潮主要讨论历史价值的相对性,由尼采最先发起,他认为“历史”是理解人类的关键,但是19世纪以前历史研究基于西方文化价值,与人类行为无关、没有客观意义;特洛伊奇(Troeltsch)正视了这个困境,指出人类整体存在的历史,具有相对性,并将“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事实(cultural reality)的学术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兰克(Ranke)试图为历史学科建立科学性的规则,即以客观的、真实的标准来检视资料、找出证据,理解现象世界背后的连贯性进程,在他看来,历史学是一门诠释的科学,历史根植于特殊的意义体系,同时又隐藏着超然的规律;文德尔班(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Rickert)则彻底放弃了历史连贯性的前提,进一步强调了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在于揭示每一个时代社会历史的特殊文化意义。9随着西方价值体系主导地位的崩塌,20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已经开始深刻反思西方“历史主义”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人类学面临着类似的研究困境。费边(Fabian)曾经批判性的指出,长期以来人类学都在“进化”(advanced)的时间观念中研究异文化,这种时间观念来自西方基督教的世俗化时间,“他者”处于等待救赎的停滞状态。10“历史性”概念在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关于“冷”社会(cold societies)和“热”社会(hot societies)的划分中开始萌芽。11他认为所有社会都有看待过去的不同方式,因而才有了“冷”“热”的温度之别,历史与变迁只是某些社会的特性。“无历史”的社会,即“冷”社会,旨在消除时间对社会本质的影响,比如四季循环继替、个体生命周期以及内部成员间的商品交换等时间性因素,虽然都在不断重复发生,却不会引起社会结构变化;而“有历史”的社会,即“热”社会,则置身于变迁过程当中不断发展。

   萨林斯(Sahlins)在此基础上拓展,他以丰富的民族志细节揭示神话如何塑造了夏威夷土著的历史事件,并总结得出“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性”。他用“历史性”来指涉每种文化所独有的“历史生产方式”,并区分了两种社会结构类型,“展演性”(performative)和“惯例性”(prescriptive)结构,前者以变迁作为自身再生产的方式,后者则以否定偶然事件的发生来重构自身。12 在他看来,“历史性”只是不同文化体系关于“历史”写照,不同的文化体系以不同的方式赋予能动者以权力,使其成为历史的制造者,推动其历史行为,于是他在之后再次概括道“没有无文化的历史”。13可见,萨林斯还是倾向于以“历史性”来探究在不同文化中“历史如何发生”的问题,特别是新发生的事件如何被过去的结构所形塑。

   大贯惠美子(Emiko Ohnuki-Tierney)进一步将“历史性”提炼为一种人类学式的分析方法。她认为“历史性”即历史意识,是经历和理解历史的方式,它有四个特点:第一,具有高度的选择性(selective),因此理解“历史性”的重点在于历史的表达(representation);第二,特定群体的“历史性”包含了多元的历史表达;第三,过去与现在通过隐喻(metaphorical)和转喻(metonymic)的关系相互依赖;第四,被结构化的过去带有历史制造者的意向和目的。14虽然大贯惠美子关于“历史性”特点的归纳并不完整,也有重合的部分,并且暗示了“历史性”仅仅存在于现在对过去的文化建构之中,但是第一次将“历史性”特化为一种人类学的分析方式,无疑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汉德尔曼(Handelman)用以色列国徽的案例,丰富了大贯惠美子关于“历史性”的第三个特点,其不仅仅是过去与现在的相互依存,还包括将来。15

   “历史性”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类与过去的关系以何种方式存在,但究竟是“可验证的过去”,还是对于过去的文化感觉,这个概念在不同学科出现了割裂,它到底意味着已经完成的过去,抑或当下对过去的文化建构。16特鲁(Trouillot)试图弥合这种割裂感,他认为“历史性”包括事实和叙事两个面向,即“过去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和“认为过去发生了什么”(which is said to have happened),两者相互依存,人们同时处于社会历史过程与对这一过程的叙事建构当中。17特鲁对于“历史性”的理解十分动态且灵活,但是似乎仍然基于“过去”与“现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

   “过去/现在”“现实/神话”或者“客体/主体”的二元对立观念来自西方启蒙时代以来所建立的历史理性模式,并非所有社会都存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岛萨卡拉瓦(Sakalava)人的“历史性”便基于一种特殊的灵魂附体(spirit possession),即“上身”(suffering),它无法提供有形的证据,不存在关于“过去”的表达,也不与“现在”发生联系,衡量这些“过去”是否真实不在于表达,而在于沉默。18希腊纳克索斯山区的科罗诺斯(Koronos)村人则以“神话梦境”(myth-dream)的模式来制造历史,并将“梦”到的过去,以地景(landscape)等形式转化为现实。19人类学家以民族志案例揭示了更多社会群体感知、理解和再现过去的文化方式,这些社会的“历史性”都无法用西方理性标准来衡量。

   既然在西方“历史主义”之外存在着多元的“历史性”,那么“历史性”是否能成为跨学科的分析工具?20一些历史学家通过比较不同的“历史性”,反思西方“历史主义”的局限性,重新审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观念、线性的因果关系等。21也有人试图从认识论(epistemically)角度来弥合主、客体之间的隔阂,比如人类学家的话语(discourse)与土著的知识是形式(form)和实质(matter)的差异,并无本质上的不同。22不过这也只是对于事实的基础性调和,并没有对构成“历史性”的要素进行考察,比如时间、空间和事件的观念等。其实,不仅仅是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历史性”,甚至任何社会中都杂糅着多种“历史性”,不断经历着混杂(creolization)与再混杂(recreolization)的循环。23基于此,人类学家对于人们如何协调各种“历史性”之间的张力更感兴趣,而“历史性”以何种方式表达,是首要的问题。

   二、“历史性”的表达形式

   人们常常通过物品、遗迹和仪式等来表达“过去”,这成为学者们探讨“历史性”的重要媒介。在人类学、考古学和艺术史的交叉领域,出现了很多聚焦于“历史性”表达形式的研究成果。考古学家已经像人类学家一样开始反思,非西方世界的土著群体有了解“过去”的渠道和方式,不应该被西方近代以来所建立的启蒙理性以及科学原则所抹杀,考古学的学科目标,不在于建构所谓“真实”的过去,而是理解“过去”对于特定群体的意义,通过将遗址、遗存物、口头传说和仪式的结合,揭示人们如何理解、创造“过去”。24

在物质文化、考古遗迹方面,学者们认为不能割裂性地研究遗址、遗产这些“过去”的遗存物,应该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时间、社会关系以及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当中。哈曼(Hamann)反思了考古学的学科定义,认为考古学是普罗大众的社会实践,传统在实践中不断被发明和修正,基于此,他追踪了16—18世纪墨西哥、洪都拉斯土著遗存物的社会生命史,指出“过去”的遗址、遗存物会反复被后来的社会再利用并赋予新的意义。在中美洲土著的观念中,“过去”的手工制品与“现在”的社会生活有密切联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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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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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民族》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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