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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杰:论张世英对黑格尔学术的贡献

更新时间:2020-12-23 21:59:56
作者: 李超杰  
《论黑格尔的逻辑学》(1981年版)

   《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总体上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若干基本思想做了系统的提炼和梳理;第二部分则对《逻辑学》的“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进行解读。王阳明说,做学问要抓住“本原”和“头脑”,第一部分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抓住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逻辑学》的“本原”和“头脑”。第一,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定性上,张先生认为,一方面,黑格尔把精神“泛化”为事物乃至宇宙的本质,从而用客观唯心主义代替了主观唯心主义;另方面,他的“逻辑在先”说和康德哲学一脉相承,都是先验唯心论。第二,黑格尔逻辑学的全部内容或唯一目标就是把握“具体概念”,即描述“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的辩证发展过程。第三,对立面的同一和矛盾的思想不限于“本质论”,而是贯穿于黑格尔的整个逻辑学,而且,矛盾是推动黑格尔逻辑学全部范畴转化的唯一动力和源泉。第四,逻辑学、认识论、本体论的一致性。黑格尔用同质的“精神”把意识和对象统一起来,提出了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说,从而彻底打通了逻辑学、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的壁垒。第五,强调“辩证的否定”的意义。肯定和否定是对立的统一,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辩证的否定”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包含肯定于自身之中即“否定之否定”。第六,突出了黑格尔概念的“圆圈”式发展的意义。黑格尔之前,居支配地位的是笛卡尔的线性论证模式:只要起点正确,论证过程严格,结论必然正确。黑格尔的“圆圈论”则表明:事实上,我们无法找到这样一个出发点和基础,一切都必须在体系中并通过体系获得自身的意义。

   黑格尔的逻辑学无疑是晦涩难懂的。1812年底,《大逻辑》的“本质论”部分出版后,黑格尔在致葛尔特的信中写道:“我很抱歉,人们抱怨这书在表述上难懂。这样抽象的对象的本性自身,就决定它的表述不能像一本普通教本那样轻而易举。真正的思辨哲学既不能穿洛克哲学的外套,也不能着普通法国哲学的上装。在一个外行人看来,真正的思辨哲学很像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是和他们的日常观念相矛盾的。”[13]为了让更为广泛的读者走近黑格尔的逻辑学,领略德国思辨哲学之美,张世英先生下了比《论黑格尔的逻辑学》更大的功夫,用他自己的话说:“下了一番死功夫”,于1982年为读者呈现了《黑格尔<小逻辑>绎注》。《绎注》实际上是《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姊妹篇,后者重在“论述”,前者则重在“注解”。此书的特点是逐节讲解和注释《小逻辑》。讲解部分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出每一节的大意,尤重难点的解答。注释部分则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以黑格尔注黑格尔”,即把黑格尔在《小逻辑》以及所有其他著作中相关的论述和材料放在一起,以便读者能够相互参照。为此,张先生几乎翻遍了黑格尔的所有著作,可谓用心良苦。二是“以他人注黑格尔”,即把当时所能找到的西方黑格尔专家的解读放在相应的段落下,使读者得以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背景下理解黑格尔。可以说,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本身就是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黑格尔说过:“关于理念或绝对的科学,本质上应是一个体系,因为真理作为具体的,它必定是在自身中展开其自身,而且必定是联系在一起和保持在一起的统一体,换言之,真理就是全体。”[14]

   国外学者特别重视张先生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认为这一研究对于人们理解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法国著名哲学家芭蒂欧是这样,加拿大的彼得·巴腾也是这样。彼得·巴腾说:“张世英的主要目的是阐述大部头的《大逻辑》与篇幅稍短的《小逻辑》,重点强调辩证思想的主要特征。”[15] “20世纪50年代的张世英以及1915年的列宁,均求助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他们都有明确的目的:在概念(Begriff)中探索具体可感而丰富多彩的物质实体,这种物质实体并非悄然无声,完全受制于人们对‘那种不可言喻的事物’的直接经验。”[16]他还说:“张世英用思辨的方法,着力解读《小逻辑》对知性的缺陷性的论述。对思辨问题的这种兴趣正是张世英解读《逻辑学》的点睛之笔。”[17]

  

   三、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研究

   早在60年代中期以前,张先生就已经准备撰写《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并为此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些资料只能无奈地躺在纸袋里。直到80年代中期,这本“拖延了20年的小书”才得以面世。张先生不止一次感恩“时间”,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拖延,这本书“肯定是一堆‘大批判’”。考虑到《精神哲学》讨论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更为接近,尤其是涉及道德、市民社会和国家等“敏感”内容,张先生对于“时间”的“感恩“显然是由衷而发。《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是中国学术界系统研究和论述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第一部专著。《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1986年版)

   《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三个部分即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依次进行了解读。其中,下面两个观点尤为重要。第一,张先生认为,精神哲学实即黑格尔的人学,而黑格尔所理解的人的本质就是精神、自由或主体性。“《精神哲学》从‘主观精神’到‘客观精神’以至于‘绝对精神’,就是讲的人如何从一般动物的意识区分开来,达到人所特有的自我意识,达到精神、自由,以及精神、自由的发展史。”[18]“主观精神”所要表达的是:个人意识如何从主客未分、经主客对立、最后达到主客统一的历史,亦即个人的“主体性”从隐到显的过程,而且,这个历史和哲学史具有对应关系。“客观精神”所要表达的是:主体性如何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从抽象到具体、从片面到全面的发展历程。在抽象法领域,主体性表现为对外物(财产)的单纯占有,因而只是抽象的主体性;到了道德领域,主体性表现为主体对自身的自觉,表现为自由意志;而到了伦理领域,尤其是在国家中,主体性扬弃了道德阶段的“主观性”,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达到了真正的主体性和自由。第二,张先生特别强调“主观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意义,认为不理解“主观精神”,就不能真正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都以“理念”为对象:逻辑学研究的是自在自为的理念即“纯粹概念”,自然哲学研究的是表现于自然界的理念,精神哲学研究的是由异在而返回到自身的理念。在本体论上,“纯粹概念”是“逻辑在先”的。但在认识论上,人们总是先有经验意识,然后形成“纯粹概念”。没有“主观精神”所提供的概念的“发生史”,逻辑学的“纯粹概念”将永远是一个“阴影的王国”。

   张先生在一系列著作中对“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所涉及的若干具体内容如道德、国家、艺术、宗教等进行了讨论。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就张先生在现当代哲学背景下对黑格尔美学的分析批判做一简单介绍。第一,关于审美与惊异。由柏拉图肇始的传统形而上学制造了哲学(美学)与惊异的对立。在柏拉图那里,人们惊异于感性世界的感性表象,而哲学的展开则是惊异的终止。黑格尔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惊异只存在于哲学、宗教和艺术的开端,而此“三者的展开和目的则都远离惊异”。就此而言,黑格尔美学仍然属于柏拉图主义的旧传统。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当代美学则认为,惊异是哲学和审美意识的灵魂。惊异不只是哲学的开端,哲学本身就令人惊异。“海德格尔恢复了存在,恢复了惊异,从而也恢复了哲学的生气和美妙”。[19]第二,关于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哲学与艺术(诗)的争论由来已久。柏拉图确立了哲学对于艺术的优先性:哲学以“理念”为对象,艺术则以“理念”的“影像”为对象,因而艺术是远离真理的。青年时期的黑格尔曾把艺术置于哲学之上,但到了成熟时期他又回到了柏拉图的旧传统,把艺术置于宗教和哲学之下,坚守“对于对象性世界的散文式看法”与“诗和艺术的立场”的二元对立。“黑格尔贬低艺术,他是主客式的散文哲学家,而非诗人哲学家。”[20]。海德格尔以其“去蔽”的真理观,彻底打通了“存在”、“真理”、“艺术”和“自由”:艺术不再是真理的附庸,而是真理发生的绝佳场所,于是,哲学和艺术(诗)结合成了一个整体。第三,关于典型说与显隐说。西方传统美学以典型说为核心,其理论基础是概念哲学,它追求的是“什么”。黑格尔所谓“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仍然是要求艺术品以追求理念即普遍性的本质概念为最高目标:凡符合艺术品之理念的就是真的艺术品”。[21]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当代美学则强调显隐说,它追求的是“如何”,即事物是如何得以显现的。“美的定义于是由普遍概念在感性事物中的显现转向为不出场的事物在出场的事物中的显现。”[22]第四,关于审美价值的区分。黑格尔以精神战胜物质的程度为划分艺术门类高低的标准:建筑最具物质性,因而是最低的艺术门类;诗以语言为媒介,最少物质性,因而是最高级的艺术门类。张先生认为,黑格尔这个思想值得注意,“由此出发,似乎可以达到人与万物皆因语言而存在、而有意义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结论”[23]当然,黑格尔还没有真正达到现当代美学的水平,因为他还不懂得一切艺术品乃至世界万物皆有语言性和诗性。

   张先生认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是其全部哲学体系的最高峰,“精神哲学部分应比他的逻辑学部分受到更大的重视。”[24]

  

   四、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研究

   80年代中后期以后,张先生的学术研究发生了一次“转向”,即由研究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但“转向”之后,张先生并没有放弃黑格尔研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视野内为黑格尔哲学赋予了新的活力。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2001年出版的《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这本书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和1962年出版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不同,《自我实现的历程》主要是从西方现当代思潮最前沿的观点解读黑格尔。第二,它不是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后现代哲学”对黑格尔的解读,一味反对黑格尔,而是更多地强调黑格尔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联。第三,和张先生过去论黑格尔的著作不同,它不完全是讲解黑格尔哲学的哲学史著作,而是融汇了张先生自己晚年的哲学思想和观点。”[25]1978年后,张世英开始在课堂讲授新黑格尔主义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二重世界的建构。按照这种模式,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或经验世界并不是最真实的,只是“真实的世界”的摹本或表现;这个“真实的世界”是“外在超越”的,就是说,在经验世界“之外”、“之上”或“之后”。这个传统始于柏拉图。康德哲学是在二重世界框架内试图突破这一框架的一种企图:那个外在超越的最高本体仍然存在,但已经在我们的知识范围之外。黑格尔认为康德哲学的最大问题就是假定了一个和意识格格不入的“物自体”,所以,他以其“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说”反对康德的不可知论,从而不但复活了康德所批判的世界二重化的形而上学,而且把传统形而上学推向顶峰。现当代西方哲学家都在这个问题上远离了黑格尔。“转向”之后的张世英先生一方面站在现当代西方哲学的高度批判黑格尔,认为他“仍然陷入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他的哲学基本上还是走的‘纵向超越’的方向,并未达到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想家们所走的‘横向超越’的水平。”[26]另方面又看到了黑格尔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对接的可能性。比如,在讨论黑格尔宗教观的过程中,张先生指出:黑格尔“强调无限的精神一定要表现于有限精神之中,无限的精神一定要通过有限精神而存在,这就表明他在宗教观中要贯彻他想把永恒与时间、彼岸与现世结合为一的原则,这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分裂观点的一种批判。”[27] 而且,“西方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潮的思想家们正是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一基本思想。”[28]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是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启的“视觉中心论”的一个后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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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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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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