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特殊性在于，它的作出将成为理解法律内涵的直接依据，也将成为司法裁判的直接依据。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法院正在审判中的案件作出宪法解释，那么能否适用于该案？

　　 这一问题可能基于两种情形而发生。一是宪法解释作出时，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但法院未寻求常委会释宪。二是法院在审判中遇到法律适用困境，主动寻求常委会释宪。未来，如果建立最高法院就个案合宪性争议的移送审查机制，那么合宪性审查时就很可能产生宪法解释，从而个案就有待宪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在第一种情形下，可以视为审判过程中新制定了法律，应当维护法的安定性和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可按《立法法》第93条处理。第二种情形下，如果宪法解释不能适用于个案，那么作出解释的意义就打了折扣，会使宪法解释的效力虚置，因而宪法解释应当具有适用性。就此，宪法解释既发挥着规范体系统一的功能，也发挥着个案救济的功能。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充分论证宪法解释的合宪性，在个体利益之间、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合理权衡。

　　 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形是，裁判作出之后，当事人申请或法院主动就裁判依据请求释宪。这实际上是试图以宪法解释的溯及力否定裁判的既判力。如果宪法解释是以这种方式启动的，那么不宜完全拒绝其溯及力，但必须慎重为之。

　　 注释:

　　 [1]韩大元：《〈宪法解释程序法〉的意义、思路与框架》，《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第21页。

　　 [2]韩大元：《试论宪法解释的效力》，《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6页。

　　 [3]秦前红：《〈宪法解释程序法〉的制定思路和若干问题探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37页。

　　 [4]马岭：《我国宪法解释的程序设计》，《法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8页。

　　 [5]马岭：《我国宪法解释的程序设计》，《法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1~2页。

　　 [6]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2页。

　　 [7]郑贤君：《宪法解释：监督宪法实施之匙》，《人民法治》2015年第Z1期，第24页。

　　 [8]秦前红：《〈宪法解释程序法〉的制定思路和若干问题探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33页。

　　 [9]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第297页。

　　 作者简介：于文豪，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