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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谱系

更新时间:2020-12-22 22:41:39
作者: 高力克  

  

  

在“战争与革命”的20世纪,民族主义在中国风起云涌,国家主义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流派。“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本是Nationalism的不同中译。在中文中,“国家主义”除了与“民族主义”共享对外回应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涵义,对内在国家与国民之关系层面,还含有某种反个人主义的国家至上论倾向,具有浓厚的德国式民族主义的色彩。

   20世纪中国国家主义的兴起,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化之民族危机的深化。清末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五四后醒狮派的国家主义、1940年代的“战国策”思潮,分别以辛丑之变、巴黎和会、抗日战争为背景,并代表了中国国家主义思潮的三个阶段。如果说晚清以迄五四的启蒙运动之思想渊源主要来自英国和法国,那么,中国国家主义则主要从德国思想中吸取了灵感。从中,我们可以听到德意志国家主义的东方回响。

  

梁启超与国家主义

   晚清以降,民族主义是伴随中国现代化运动而兴起之最为强大和持久的社会思潮。在西力东侵的民族危机中,国家取代文化而成为知识分子的首要关切。诚如列文森所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法则,使国家在生存竞争中成了最高的单位。”自此,“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

   寻求富强的民族主义固然是严复倡言之进化论启蒙主义的旨趣所在,但“民族主义” (Nationalism)这一20世纪初形成的日本汉语式概念,则是梁启超及留日学生接受并输入中国的。梁的《新民说》以民族主义为主线,其中心主题是建构以公民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梁在《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一文中指出:“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梁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当务之急。自内政言,中国的政治发展取决于国民之文明程度,新民为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的基础。自外交言,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中国欲行民族主义以抵抗列强,离不开强大的国民。梁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是:“自十六世纪以来(约三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梁进而区分了列强的侵略性的“民族帝国主义”和受压迫民族之反侵略的“民族主义”,对他来说,“民族主义”正是抵抗“民族帝国主义”而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武器。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代替传统宗法社会,以公民的政治参与来凝聚民族的政治认同,使民族国家成为中国人认同、归属和忠诚的新政治共同体。所谓“新民”,即人民变成公民的政治化过程。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的“严谨的民族主义”(列文森语),揭示了从“天下”到“国家”的历史主题。梁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缺乏民族国家时代的现代国民。中国向来有部民而无国民,这是由中国中心的封闭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中国传统,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一家人之资格、一乡人之资格、一族人之资格和天下人之资格,而唯独缺乏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在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如果缺乏国民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世界。因而,“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

   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存在着公民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两个面相,这也是晚清民族主义的两种类型。一方面,他倡言英美式民主国家的自由平等的公民;另一方面,他又崇尚德国式的服从国家整体的国民。

   建构公民的政治认同,是梁启超新民说的中心主题。他所倡言之“新民”的典范,即英美式民主国家的“公民”。对于梁来说,“公德”、“国家思想”、“权利”、“自由”、“自治”、“合群”、“义务”、“政治能力”,是现代公民不可或缺的基本文明素质,而这些又是中国人普遍缺乏而亟待培养提升的品质。围绕这些公民精神和品质的讨论,成为《新民说》的主要内容。

   梁启超的思想以“流质多变”著称。在20世纪初流亡日本时期,梁的思想一度激进化,而倡言革命和卢梭民主理论。另一方面,梁又倾心于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par)的国家主义。伯氏的国家主义反对卢梭的民主理论,它表征着德国思想与法国思想的深刻对立。伯氏的国家主义理论和德国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进程,显然对梁产生了更大的亲和力。1899年,梁翻译了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在《清议报》上分期刊载。1901年,梁又在《清议报》上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文中介绍了“德国大政治学者伯伦知理所著国家学”,并译录了伯氏关于欧洲中世与近世国家思想变迁的特异之点。

   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他在文中对卢梭和伯伦知理的学说有如下评价:“伯伦知理之学说,与卢梭正相反对者也。虽然卢氏立于十八世纪,而为十九世纪之母;伯氏立于十九世纪,而为二十世纪之母。自伯氏出,然后定国家之界说,知国家之性质、精神、作用为何物,于是国家主义乃大兴于世。前之所谓国家为人民而生者,今则转而云人民为国家而生焉,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则是也,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

   在发表于1903年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梁启超系统介绍了伯氏之国家主义理论,其扬伯抑卢的倾向更为鲜明。对梁来说,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学说,卢氏理论如药,伯氏理论如粟。药能治病,亦能生病。故用药不可不慎。在梁看来,中国之大患,在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故中国今日最缺乏而最急需的,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则其次。因为变部民为国民,为国民之幸福的前提。如伯氏言,民约论适于社会而不适于国家。如不善用之,则将散国民复为部民,而不能铸部民使成国民。故民约论决不可移植之于散友无纪的中国。

   国家有机体论是自费希特以迄伯伦知理的德国国家主义的核心理念。梁启超服膺伯氏的国家有机体论,伯氏理论使他相信,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之学者,误以国民为社会,以国家为积人而成,如积原子以成物质。其实,“国也者,非徒聚人民之谓也,非徒有府库制度之谓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动焉,无以名之,名之曰有机体。然国家之为有机体,又非如动植物之出于天造也,盖藉人力之创作,经累叶之沿革,而始乃得成”。

   和建基于人民主权论的“国民”与“民族”合一的法国民族主义不同,在伯氏的国家主义理论中,“国民”与“民族”是不同的概念:“民族”为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之团体;“国民”则为据有国家有机体的“人格”和生存于国家中的“法团”,国家与国民不可分割。梁启超以伯氏的“民族”概念,倡言超越汉族“小民族主义”的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他强调:“伯氏下民族之界说曰: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而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焉。由此言之,则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也。反帝的“大民族主义”和反满的“小民族主义”,正是清末维新派和革命派民族主义的分歧所在。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形成的民族主义,深受伯伦知理国家主义学说的影响。其国家观念、国家有机体论、国民概念和“大民族主义”,无不深刻着伯氏国家主义的烙印。在《新民说》中,伯氏理论的影响亦显而易见。国家主义作为一种受压迫民族的意识形态,其建构民族国家的主题和国家至上的倾向以及德国崛起的历史,在一位寻求国家富强的中国思想家的心中激起了回响。

   无独有偶,作为维新派梁启超的思想敌手、革命派汪精卫同为伯伦知理国家主义的信奉者。20世纪初,汪梁二氏在东京关于“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论战,其主要西方政治学理论资源,皆为伯氏的国家学说。这亦表征着世纪初日本思想氛围中的德国影响。

  

醒狮派的国家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一场由少年中国学会推动的国家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1923年12月,留法的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曾琦、李璜于巴黎创办中国青年党(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翌年回国于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倡言国家主义,发起“醒狮运动”。青年党之要员,还有少年中国学会的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人。国家主义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后裔,它承袭了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遗产,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追求中国独立统一为宗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进入了主义争雄的意识形态时代,国家主义成为继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三民主义之后又一新意识形态。同时,青年党亦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

   醒狮派认为,中国的病根是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混乱”和次殖民地的“不能独立”,国家主义是中国唯一的救国之道。曾琦强调:“国家主义者何?在一定领土以内,其国民团结一致,以内求本国之进步,外御异族之侵凌者也。”陈启天指出,国家主义之所以为中国唯一的救国之道,原因在于:1.当今世界虽异说横流,但仍以国家主义为主流思潮,无论英法日,抑或美俄;2.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只有以国家主义相号召,才适合当前形势而易得全国人民的信从;3.在当今只有国家主义,才能振作国民的精神,激励国民的情感,团结国民的意志,以求洗刷国民的耻辱。因而,“国家主义是目前中国拨乱救亡的惟一良药” 。

   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论战,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争雄的意识形态时代。。耐人寻味的是,崇尚法国文明的留法学生曾琦、李璜,其所倡言的国家主义并非源于法兰西,而是源自德意志。被异族侵凌的民族危机,构成了中国与德国相似的历史语境。国家主义兴起于18世纪的德意志。普法战争时期,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发表反抗拿破仑侵略和倡言德意志国家理念的《告德意志国民书》,成为“国家主义之父”。费氏的国家理论,赋予国家以广泛的经济功能,并将国家的地位提升为德意志民族之道德和宗教的教育者。醒狮派的国家主义亦源自德国。然而,在经历了欧洲大战和巴黎和会的1920年代,国家主义者身处的时代已迥异于梁启超撰写《新民说》的世纪之初。如果说,世纪初如日中天的德国崛起之势激发了梁氏的民族主义,那么,欧战中德意志帝国的战败已使其强权至上和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声名狼藉。这样,醒狮派就不得不在接引德国国家主义的同时,小心翼翼地撇弃其侵略性的军国主义以及与之瓜葛的名声不佳的尼采强权哲学。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向德国导师所取资的,主要是费希特之自卫的国家主义和瓦格纳、李斯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

费希特是中国国家主义的精神导师,醒狮派倡言国家主义,无不征引费氏的国家学说。余家菊赞扬费氏反抗侵略的国家主义精神云:“提倡国家主义最早的是德国的斐希底,那时正是法国的大兵,施行残暴的手段,压迫德国的时会;德国的人民莫不悲痛激昂,希望其国家能独立自主,能打脱压迫,能雪除国耻;所以国家主义经斐希底之提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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