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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家与国:在中国发现政治——兼及政治学的中国学派自觉

更新时间:2020-12-21 13:27:01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各位同学、老师:非常高兴到华南师大来跟大家一起交流。刚才王金红老师用了几个“特别”,我在这里也想用几个“特别”。这次来特别难得,王老师刚才介绍我们做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基本功就是要做田野调查,要到田野现场去。我们几十年的田野调查生涯中,到广东来的是最多的。今年能来,特别难得。第二个难得的是,了解到我们华南师大政治学的读书会办得特别好,在广州这个地方特别难得有这么高的读书热情。第三个难得,我看阮老师开的书目有专题研讨,其中有两个专题是我们田野政治学的论著,特别感动。终于有学生,有我们政治学的学生关注到中国学者的书了。学政治学的同学们都注意到有个“政治学人”的公众号吧?我记得它收集了我们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阅读书目,只有一本是中国人的书。哪一本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者钱穆先生是历史学家。由此可见,我们中国的政治学人主要是读外国人的书。为什么这样?

  

   王老师刚才讲,中国政治学非常年轻,才40岁,也就是从恢复重建才40年。在西方如果说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多少年?2000多年。一个是40年,一个是2000多年,当然没办法比。我们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很年轻,所以我们现在还大量阅读的是西方人的著作。如果不阅读他们的著作,我们这个学科就建不起来。中国的政治非常丰富,但是它没有成为一门学科。学科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它有概念、观点,要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因此,在政治学恢复重建以后,我们主要是要补课,补课就要有老师,要有课本,很重要的老师和课本是西方人以及西方人的著作。所以大家读那么多西方人的著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孟子有一句话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上讲的难道能概括所有的事实吗?书上讲的是不是穷尽了所有的真理呢?不是这样。

  

   我最近有一个观点叫做二次启蒙。学科重建是第一次启蒙。我们过去没有,从无到有,我们知道有一门政治学了,知道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洛克一直到亨廷顿等等。学科启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套知识,让我们以政治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受到了既有知识的规训,就是原有的知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是不是这个世界都像书上说的那样,是不是书中把所有的世界上的事情都说到了?我看没有。这就是第二次启蒙,即学术启蒙。也就是在运用学科知识分析问题时的自主发现和反思。这一启蒙最初来自我们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的一个起点,就是从书本走向田野,首先要面对农民。在面对农民的时候,我们要运用政治学知识理解农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知道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农民是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呢?我们只要到农民那里去,就会感觉到农民和政治既远又近。远是因为他离政治权力中心很远,过去经常讲天高皇帝远。人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为什么广东人说普通话难?在于长期处于边缘位置。而在当下,农民生活在政治当中,一天也离不开政治。因为调查,我们与原有的知识形成对话,有了为什么的反思。田野调查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天地,这个天地和书本上不一样。我们中国政治其实非常丰富,只是我们没有一双发现中国政治的眼睛。为什么没有发现?因为我们在学科启蒙的时候读的是原有的书,它遮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是按照原有的书本去认识这个世界的。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在中国发现政治。

  

   提出这一命题就是要进入第二次启蒙,学术启蒙。就是发现理论和事实是有差异的,已有的理论和我们发现的事实是有差别的。过去的理论不可能解释所有的事实。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理论都是基于事实得出来的。前面讲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它是基于古希腊每个自由民都是公民这个事实得出来的结论。任何一个结论,都有它的有限性,它不可能穷尽所有事实。我们用西方的学术之眼来观察中国的事实,就会发现中国大量的事实被遮蔽掉了。为什么?因为在近代之前,虽然有世界,但是没有世界关系,各个地方的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和你没有关系。所以当时的人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站在自己的方位上来认识的。这种现象到现在也还存在。如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穷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群众。如果翻译成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就是“立场”。你站在什么方位上,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西方人看中国,会站在他的方位上,然后加以概念化,以至标签化。特别是西方文明曾经在一个高点上,势必有文明的傲慢,而傲慢会伴随着偏见,会以偏概全。

  

   我们要打破思维定势,就需要从现有的书本中走出来,我们要读书,但是又不能尽信书本,要从书本里面走出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在中国发现政治”。就是要从固有的思维定势走出来,站在中国的方位上发现真实的中国政治。

  

   我们知道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个终极问题。哲学的终极问题: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政治学的终极问题:国家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认识方法。七年前我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法:一是起点决定路径。二是原型规制转型。今年中美争端比较激烈。在相当程度是两国的原型差异性太大:一个是祖宗之国,一个是移民之国。三是以微观机理解释宏大问题。如认识资本当从商品这一细胞开始。

  

   我们知道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最开始的出发点都是家庭,最初的和唯一的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我写《关系中的国家》这本书,就是把人放在最初的出发点上。无论你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最初的出发点都是家庭、家族,这个时候个人是不独立的,依附于家庭这个整体上。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婴儿,虽然是独立的个体生命,但是他不成人,对于家庭、父母有依赖。人类的演化就是一步步由整体到个体的变化过程,人逐渐生长起来。人类的社会进步就是社会关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扩大,然后我们建立起不同的社会联结。那么人群是怎么样一步步从整体到个体演化的?

  

   我们都知道有社会生产的三次大分工。第一次大分工是游牧部落从野蛮人群中产生出的,产生了部落,人类社会以部落作为基本单位来生存。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农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它带来的变革就是人们以家庭这一规模较小的组织来生存。第三次大分工是商业,这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大分工。商业带来了一个社会结果,就是创造了一个商人社会。个人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

  

   我们知道西方文明和国家的源头在古希腊,我们讲政治学要从古希腊讲起,也就是古希腊人率先“离家”,这个“离家”不是说他离家出走了,而是整个社会组织不是以家庭为单位。人的个体化,人成为独立的个人。因为商业,因为战争,人高度个体化,然后因为利益关系产生了社会,个体成为社会和国家的基本单位。因为财产分化而产生了自由民,有财产的才能成为自由民,有财产作为自由民才能够成为公民。所以公民资格的来源第一个是祖宗,第二个是财产。祖宗世代居住在希腊城邦的人,就是当然的公民,但是没有财产还是不行。大家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老祖宗,但他并没有公民身份。因为他的祖先不是雅典城邦的人。公民首先是独立的个人,然后形成一个阶级。相同利益的个体形成一个阶级,不同的利益形成不同的阶级,不同利益的阶级又产生冲突。产生冲突怎么办?要么自我毁灭,要么有一个公共权力,国家就这样诞生出来。所以说在西方,家国两分、公私两分就成为主流。为什么西方文明把它源头追溯到古希腊?因为从古希腊开始家国两分、公私两分,家庭就是私人领域的组织,国家是按照个体、财产组织起来。公私两分、家国两分,这是一直延续到现在西方文明的主流。整个西方文明的源头就是从个体开始,这是它的起点,并沿着个体一路走下来。这就是所谓的起点决定路径。

  

   中国的国家起点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其路径也不一样。我们只经历了第二次大分工,没有经历第三次大分工。第二次大分工使我们有一个发达的农业社会。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国家,而农业文明的基本单位是家,家从氏族部落分离出来以后就没有再分了,每个个体从属于家庭。中国人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还没有“离家出走”为独立的个体,也就是个体化不够和阶级化不足。恩格斯在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时是一体的。中国经历了第二次大分工,有了私有制和分化,但这种私有制和分化不是以独立的个体为单位的,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我们过去经常讲,大家、中家、小家,大户、中户、小户,一直到近代的地主、富农、贫农,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加以标识的。人们是通过家庭和家族来处理财产和个人关系的。这是中国政治的出发点。

  

   中国政治的出发点不同,其路径也就不一样了。由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国家是以家庭而不是个人来组织,是“集家为国”。由若干相对独立的家庭集合为国家,最强势的家族成为统治家族,然后赋予他神圣的天命,这样构成“家天下”。中国从国家产生以来,一直到20世纪,其间不知道有多少变化,但是有一样一直没有变,这就是“家天下”。我最近提出了一个长周期理论。虽然会发生周期性的王朝更替,但是整个长时段它是没有变化的。基本的政治形态没有变化,还是“家天下”。这便是政治形态的原型。我们要观察国家这一宏大问题,得从家这一微小单位着手。家是中国政治的细胞。中国以往的词汇只有国,后来将英文的“国”翻译成国家,是很贴切的。

  

   家天下造成了我们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体从属于家庭整体,国家是家的集合体,家庭个体从属于国家整体。国家怎么组织起来的?由家到国,家从属于国,即我们经常讲的家国情怀。家是国的基础。按照这种结构组织起来的国家,它的权力形态是什么?家长制。在家里面,家长是家庭整体的主权者。我们说的一家之主,家庭成员都依附于家长。这是不可变更的、与生俱来的自然关系。在中国看一个人的人品如何,要看他如何对父母老师,因为这一关系是不可改变的。正是由于这一不可改变的关系,牢牢地将个体吸附在家庭整体之中。由这种与生俱来的家庭关系构成的家庭整体具有牢固性和坚韧性。这一基本单位的属性也赋予了中国的国家整体性。中华文明能够延续数千年时间,其间经常发生王朝更替,都与这一特性密切相关。大量的小农家庭破产导致王朝衰败,王朝更替之初的首要措施便是恢复小农家庭。小农家庭恢复后,文明又会延续。

  

家庭不仅提供了国家的组织基础,也提供了国家的权力基础。中国的君主制是由家长制演变而来的。从国家权力角度看,“家天下”就是由一个家族来统治。从主权的角度看,家天下没有变化。但从治权,或者说政体看,还是有些变化。在秦始皇之前,采取的是分封制度。国王把亲人分封到各个地方去,建立起来一个亲人网络,天下一家亲,按照亲属网络来建构起一个国家。但私有财产使亲人不亲,作为大家长的国王权威衰败,便会发生冲突。由此有了兼并争霸战争。一个强势人物出来了,统一中国。为什么要有大一统呢?秦始皇当时就说了因为分,天下共苦战斗不休。分就容易乱,乱就要打,怎么样获得天下安宁呢?就要有强有力的强权国家,把过去分到封建主手上的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上来。过去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现在把土地、人民、政事都集中到皇帝手上。家天下这个时候就由皇帝一家治天下。其政治理想是变天下为一家,但政治现实是天下在一家。这就是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的差距了。政治现实是每个人首先有小家,人们首先效忠的是自己的家庭。所谓先家后国。这种矛盾在过往是通过改朝换代解决的。只是改朝换代更换了统治家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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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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