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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逻辑

更新时间:2020-12-20 23:27:38
作者: 黄建军  

   内容提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自主探索和内生演化,也是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以及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性举措。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其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则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宏大的制度逻辑。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宏大的制度逻辑背后包含着系统的逻辑延展,它是由“制度建构——制度权威——制度执行——制度自信”等四个环节构成的螺旋式上升的逻辑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的制度逻辑。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权威,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力,树立坚实的制度自信,把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简介:黄建军,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各方面全方位共同发力,其中,使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则可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与关键,这也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宏大的制度逻辑。而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宏大的制度逻辑背后,亦存在着系统的逻辑延展,它是一个由“制度建构——制度权威——制度执行——制度自信”等四个环节构成的螺旋式上升的逻辑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基本的制度逻辑。

  

   一、制度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层逻辑

   当前我们所使用的“国家治理”概念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的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逻辑,同时也吸收了西方治理的有益意涵。质言之,国家治理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和系统性的综合性概念,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一个具有指向性的重要战略和命题,它有着自身的深层逻辑,即制度治理。

   从治理的原初意涵来看,治理本身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参与的行为模式,它内含有序性和规范性的维度,而这种有序性和规范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制度来提供。在国家治理概念的本土化建构过程中,我们强调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单靠哪一个治理国家都不行。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两者既有显著区别,也有内在关联。然而,没有管用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不一定能够发挥作用。可见,国家治理事实上是一种制度治理,强调的就是要使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使国家治理能够真正达到有序化、规范化、法治化。

   从制度本身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能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核心价值取向和根本制度保障。在生成性上,任何一种制度的创立,既有其外在的需要,亦有其内在的用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生成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建构,并从中国的历史和实践中得到检验和逐步完善起来,且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同和执行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在规范性上,制度事实上意味着一套规范体系,且此种体系一旦被制定出来就会成为人际交往的共同规则程式,亦成为人际互动的约束性条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无论是从其原初旨趣还是从实际效用来看,它本身也意味着一种规范体系和运行程式,其目的即在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运作纳入规范化的运行体系之中,从而赋予实践活动以规范性和有序性,进而保障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避免出现“脱序”或“失序”的状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这就是说,任何行使权力的人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且用制度固定下来,长期坚持。

   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中,制度对国家治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制度之于国家治理的价值和作用就在于,通过制度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一定的价值规范和具体的行为操作模式,影响和制约国家的治理道路和治理方式,从而能够保证国家治理本身所蕴含的公平、法治和正义等道德和价值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中,制度是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形式而存在的,它事实上构成了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对社会结构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化制约。从生成性角度看,制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而从制度的原始发生来看,制度发生或形成于为保障人们社会交往活动安定有序的现实需要,其中,国家的形成就是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正如恩格斯所言:“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由此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制度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基于人们的需要而产生的,且制度一旦形成便对社会关系产生一定的规范化制约,并成为一种规范体系。对国家治理而言,制度是一种相对固定化的规范形式,这种规范能够约束主体性活动,并能够将国家治理活动纳入规范化的轨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权力滥用与治理失灵。

   正是基于此,制度也就构成了国家治理工作和活动展开的依据,国家治理的优势彰显事实上也是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展现,并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度体系发展水平的影响。

   总体来看,使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这既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现实诉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逻辑直观性的诠释,它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整体意义上的制度逻辑。但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逻辑”的命题论证不能止步于此,以上论述只是从整体意义上论证了制度治理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层逻辑而存在,但如何使制度运转起来,特别是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则无疑是隐藏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逻辑背后的逻辑延展问题,这一问题构成了整个命题的核心。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下,要使制度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必须遵循一整套的制度逻辑,包括完善制度建构、强化制度权威、保证制度执行和提升制度自信等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环环相扣却又相互渗透,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逻辑背后的逻辑体系。总之,要使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首先,必须建构完备的制度体系;其次,要引导人们对制度的认同,强化制度权威;再次,要保证制度执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最后,要提升制度自信,形成“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制度建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基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层逻辑是制度治理,也就是说,使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而这种基础性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具有系统性和完备性的制度体系之上的。鉴于此,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建构也就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前提,即只有在建构出一套规范的制度体系的前提下,制度治理才能够真正得以展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唯有国家制度的完全确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才成为可能;同理,只有基于制度本身的逻辑才能进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最终形成制度、体制、机制三个层面相互统一的国家治理体系。诸如此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前提仍在于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之上。概言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前提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构建了“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形成了“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构成了支撑“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从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制度基础。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套独具特色、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所组成的“制度丛”或“制度群”,它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和鲜明的内容谱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体系。

   就根本制度而言,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根据和保障,从性质上讲,根本制度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亮的政治本色,正是由于根本制度的存在,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从根本制度的构成而言,主要包括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等方面。

   基本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占据着基础性的地位,就其自身而言,基本制度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它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能够稳固根本制度的决定性地位,与此同时,基本制度也构成了制度运行的重要依据。从具体指涉来看,基本制度包含多个领域和层面,主要包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法律制度等三个方面,这一系列的基本制度既体现着根本制度的内在品质,也指导着重要制度的建构与设计。

   就重要制度而言,它是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化,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特点。重要制度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极为重要、极为直观和最具操作性的制度形态,这种制度形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外交等多个方面,具备广泛的渗透性,重要制度的运行状况也直接决定着根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治理效能。

从生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非通过顶层设计一次性形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生演化与自主探索。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总结提炼的一套科学制度体系,是守正与创新的统一,即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过程中,既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属性,也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特性,更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或者说,中国之治的互洽逻辑事实上不是建立在“制”的内涵固定不变的前提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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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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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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