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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晓翔 张景瑞:治水之后:清代太仓水利实践中的利益纠纷与官方能动性

更新时间:2020-12-18 01:25:38
作者: 罗晓翔   张景瑞  
越往下游,居民越对土坝阻潮感到不便。此外,由于土坝无法随时启闭,有碍民间通商通航,这也违背了利用朱泾连通西北内河与东南海口的初衷。

   预料中的矛盾很快就成为现实。就在朱泾开浚当年,太仓夏秋奇旱,自六月中旬到十月初,仅下雨两场。33 对顾士琏而言,这场大旱是朱泾河工成效的最好验证,“沿河五十余里,洼者渠水平畴,亢者转搬得溉”。34但上游取水过多,下游则无水可用,朱泾东口一带严重干旱。七月下旬,有澛漕居民从坝西私开月河一道,引潮灌田。秋潮奔涌而入,由朱泾直抵太仓城下,甚至漫延至西面昆山,泥沙也随之而来。见此情形,顾士琏愤然道:“乡民智短无稽,唯贪目前之便,以坏永久之利,是诚可惜也。”35

   对于民间私开月河一事,知州白登明的反应却十分平静。关于朱泾土坝,原有“遇旱涝则开月河,事已即筑”的规定。虽然澛漕居民开河未向官府报备,却也情有可原。然而官府的放任导致月河“事已难筑”。由于月河开通后不仅利于引潮,也方便坝内外舟楫往来,直至年底农事结束,仍无人提及筑塞月河之事,这令顾士琏心焦不已。他不断提醒白登明,朱泾自七月底进潮之后,“未及三月,而浑沙淀积,遂以尺计……侵寻岁月,其塞可立待矣”。36 但白登明要关心的地方事务,远不止朱泾一河的通塞。

   顺治十二年太仓旱灾刚过,十三年(1656)又遭水灾。当年七月太湖水涨,下游皆涝。尽管朱泾东坝月河尚在,但主坝横亘,泄水依然不畅。八月中旬,邻邑昆山绅耆致书白知州,提出情愿出资襄赞修建刘河石闸,交换条件则是立即扒开朱泾东坝放水。37 白登明见信后,即日决坝,“湖瀼积水,奔泻而下,势同瞿峡”,甚至将刘河自天妃宫镇至海口十余里间泥沙尽淘,恢复旧迹。38 刘河下游不疏自畅,亦为意外之功。

   朱泾东坝被决,最为失落的是顾士琏。但他很快又抓住了重建东坝的机会。顺治十四年春,白登明主持开浚刘河,并动议修建刘河石闸。就在这一时期,顾士琏成功说服白登明恢复朱泾东口土坝,并定下“非大旱潦不决”的原则,以保证太仓州“东南五十里长蓄清水,以便栽稻”。39 然而二次修筑的朱泾东坝依然未能持久。白登明被劾去任后,“闸工遂隳,坝亦旋决,河遂淤”。40

   朱泾第三次筑坝,在康熙三年(1664)。当年春,茜泾议建城墙。由于朱泾东段淤浅,物资难于运载,太仓知州陈国珍再浚朱泾,“自茶庵起,南至天妃镇,北至茜泾镇,计四千余丈”。41 工程结束后,遵旧法保留朱泾东坝。然而次年秋吴地大水,朱泾、刘河两坝又被决开泄水,至此朱泾东坝三筑三毁。康熙七年(1668),顾士琏在《太仓州新刘河志》中增补了“图记”,并在《太仓干河图》中加上“白知州建闸天妃镇,去任工不完”,与“初朱泾刘河东段各留坝,随旱涝开塞”两条图注。42“图说”中则指出知州陈国珍虽浚朱泾,“究不能守白公法,听民决坝,而河又淤浅矣”。43 这显然是想引起地方官员对闸坝的重视。

   顾士琏对朱泾东坝的执着,不仅因为其在河工中倾注了心血,也必然有私利的考量。他希望朱泾河道深通,强调湖水灌田、清水栽稻,可以说代表了朱泾上游地主的集体利益。但对筑坝后朱泾下游依然缺水、坝外淤塞以及通航不便等问题,却似乎视而不见。面对下游民众的开坝诉求,顾士琏只一味斥责道:“盖贪潮水有二种,唯惰农不肯浚河,奸商思运大舟,故偷闸偷坝,靡所不为。” 44 在闸坝存留问题上,利益双方丝毫没有对话与协调的意愿。

   围绕东坝的角力,在顾士琏去世后依然延续着。从既有资料推测,该坝在清代一直处于重筑、被决、再筑的循环之中。大约每次挑挖朱泾之后,官绅多会保留东口土坝,以期水利经久。此后一遇旱涝,土坝即被扒开;随之浑潮涌入,河道再淤,周而复始。如嘉庆十四年(1809)开浚朱泾后,“亦曾坝留清水。不及一月,灌溉无资,遂鸣金聚众,扒去坝座,即官府亦难禁止,此盖不利农田之故也。扒去之后,浑潮仍然有入无出,不一年而即淤”。 45

   道光四年(1824),太仓绅士钱宝琛等借开浚刘河之机,自发筹款疏浚朱泾东段。46 完工后禀请知州,于朱泾东口修建石闸,以便启闭。知州张作楠在给两江总督孙玉庭的呈文中阐释了石闸的必要性,并提议“此项工程系各绅士自捐自办,似应准予将捐输姓名、银数并所议善后规条,勒石工所,以示善举而昭征信”。 47 此番将朱泾土坝改为石闸,理论上改良了管理模式,石闸启闭更为方便,兼顾了御浑与通潮的水利需求。但对乡民而言,土坝易扒,石闸难启,主动权掌握在绅董手中。石闸善后规条中明确规定:“是闸启闭,交原办董事经管。每岁插秧之候,倘遇旱涝,不时禀明甘草司饬夫暂启,过后即闭。” 48 甘草司即甘草巡检司,时驻刘河镇,负责检查过境船只。巡检司的介入,为“绅管”石闸又加上了“官督”色彩。如此一来,石闸非但未能调和上下游用水矛盾,反而强化了对抗情绪。道光二十六年钱宝琛家遭乡民冲抢,或亦与此有关。

   与朱泾相比,刘河治理的难度与成本更大。有清一代,大开刘河多由督抚主持,借帑兴工。因此在处理刘河闸的问题时,官方意志体现得更为明显。如果说朱泾东坝多为乡绅/地主阶层利益的体现,那么刘河闸则反映出地方大员在水利、通航、税收、民生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的尝试。

   康熙十一年(1672)玛祜主持兴建刘河闸时,清政府尚严行海禁。彼时刘河至海口民船往来无多,闸门闭多开少,启放不烦。康熙二十四(1685)年开海禁,于刘河口设立海关,规定闽省鸟船收上海关,江省沙船收刘河关。刘河镇一带随之恢复了往日繁华,“自海关至外口十有余里,商船相接,有四缆停泊者,直至口外四五里”。 49 闸座的存在,势必与商业及通航需求产生矛盾。此后大闸由常闭转为常开,加之内外水势冲击导致闸基崩塌,蓄清敌浑的功能逐渐丧失。

   类似情况在沿海州县相当普遍。雍正五年(1727),广东总督孔毓珣疏奏江南水利四条,首条就强调“闸座之启闭宜定”。据其调查,“吴淞江之吴淞闸,刘河之天妃闸倾圮年久。太仓州之七浦闸,查无闸板。昭文县之白茆闸,现在淤塞。常熟县之福山闸旧闸坍废,新闸尚存。潮水发时,激流逆上,浑沙淀积,内河日淤,更难宣泄”。孔毓珣提议,各闸“宜时其启闭,定立章程。吴淞、天妃二闸,应各设闸夫二十名”。50 由于刘河闸倾圮不可修复,雍正八年(1730)于天后宫西半里再建新闸,“立水门四,其大小规模悉如其旧。每门备木板二十四块,然备而不用”。 51 闸板“备而不用”,说明闸座依然保持常开状态。新闸只是地方大员对朝廷旨意的敷衍,他们更多迁就的仍是地方经济需求。

   然而以忽视水环境治理换来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17世纪末,太仓的经济复苏在政策上得益于开海通商,在水环境上则受惠于清初的水利重建。此后重经济轻水利的选择,使得境内支干河道不断淤塞。当清初水利工程的红利消失殆尽后,地方经济发展也重遇困境。

   早在乾隆初年,大批沙船就因刘河淤浅而不遵旧制,越收上海关。仍收刘河海关的,多为江北青口对渡船。此后这一趋势愈演愈烈,至嘉庆八年(1803),甚至青口商人也以刘河淤塞为辞,“具呈督宪,又欲越收上海”。两江总督费淳驳回其请后,青口商人遂“勾合上海洋行,贿嘱刘河讼棍,串通道房陆焕堂、抚房王翼宸,许以常年规例,聚党营谋”。嘉庆十三年,青口商人“复约崇明、山西众商之在青口者,联名具呈道宪,以刘河淤浅为辞,请暂收上海。而道房竟备文详抚,抚房亦竟批准”。52 此后大刘河几乎塞成平陆,刘河海关形同虚设,刘河镇的商业环境恶化至极点。

   在各方压力下,官方只得再兴大工。嘉庆十七年(1812),两江总督百龄、江苏巡抚朱理会题,借帑开浚刘河。次年正月开工,四月事毕。河道疏通后,刘河闸如何处理又成为问题。当时有人提议将木闸板变为石板,镇洋县令董和培甚至已购石制板,却被布政使庆保否决。53 最终只将刘河闸座修葺坚固,闸板换新。然而随着五月初大汛来潮,闸外淤泥又被大量冲入河道。这一次,朱理果断采取措施,于五月初六日札传甘草巡检司,将四座闸门关闭,不许船只进入。这大概是自刘河建闸以来首次实行的强硬政策。据称当时有崇明县对渡货船进口,因闸夫不肯启板而大闹不去。最后甘草司官吏收取了崇明船的“拔板小费”,放船进入。这样公然违抗宪意,令朱理大为震怒。太仓知州为表明立场,“立着镇洋县提甘草司及闸夫、公兵当堂审讯,而甘草司大受处分,闸夫、公兵各责二十板,枷号闸墩之上”。 54

   对甘草司进行处罚之后,朱理下令再次封闸。但受到封闸影响的乡农,也随之展开抗议。五月二十六日,镇洋知县董和培奉命至刘河镇封闸。刘河闸以西地区的乡农组织耆老百人跪地哀求,称自芒种以后雨水稀少,河道干涸,花稻不长,只能引潮救田,闸板一下便再无生路。面对众人请愿,董和培只得“暂留二门以通海”。然而巡抚朱理却毫不妥协,坚持要求四座闸门全部下板。两日后,他又委候补知县卢俊至刘河镇封闸。这一次,嘉定、镇洋两邑民众“骤聚男女老幼数千人”,每人手握干死稻苗一束,列阵示威。由于委员对乡民态度傲慢,几乎酿成激变。最终卢俊仓皇逃跑,“四座闸门之板已尽被乡农拔起,从此潮水奔腾,向闸内如飞而进”。至六月初九,太仓知州又传札谕,仰甘草司巡检仍将闸板放下,“奈天时更旱,各路缺水,官仍下而民仍拔,再而至三”。直至七月二十四日,太仓知州在出示兵备道告示后,终于将四座闸门关闭,“其时农事将毕,田已无需于水矣”。55

   刘河封闸一事,地方公议皆认为商农两病。但站在朱理的立场,亦有两难之处。与维护朱泾东坝的太仓士绅不同,朱理并不能从刘河水利中得到多少私利。嘉庆十八年(1813)初的河工,也是应地方呼吁才勉力举行。但由于气候原因与组织混乱、吏役贪腐,此届河工极为失败。开工前借帑近十万两,最终用银约六十万,至四月初匆忙开坝,河竟无水。沿塘居民有民谣云:“开了七八十里,干河滴水全无,回家只好卖老婆。” 56 而数十万两之开销则要地方多年加征补偿,官民并累,这绝非朱理所愿。此后决意封闸,不过是情急之下的补救措施。且封闸最初仅为抵御五月初大潮,此后的兵备道告示中,也一再强调依时启闭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发挥闸座调节蓄泄之功能。但在旱情面前,乡民既无法顾及长远,更不愿自我牺牲,因此拼死抵制封闸。他们唯一庆幸的是闸门下仍为木板,未换石材,否则必不可拔。可见与朱泾东坝一样,刘河闸本身就是水利矛盾的体现:大闸常开有利于通航灌溉,却不利于内河深通,反之亦然;时人虽明道理,却只能二者择一;而无论如何选择,最终的结局都是两败俱伤。

   嘉庆十八年的河工失利与封闸冲突不仅是朱理个人的失误,也为后任官员留下一条深刻“教训”:河工不宜轻举,旧制不宜更张;开河不仅难以收效,反而会招致物议。正如刘河镇人金端表抱怨道,朱理封闸之后,“凡督抚两司之莅任者,不闻其查闸门之应封与否,惟查闸门之曾封与否而已,盖此举已为定例矣。在同寅上宪,犹未肯轻易更张,则其遗害之深,可胜言哉”! 57

   刘河大闸由常开变为常闭后,刘河水利未有改善,地方商业也继续衰落。“刘河海口非惟开海通商时所分收之北洋沙船不到,即奉旨对渡刘河之青口船亦不到,非惟崇明对渡之船不敢到,即内河往来运货之船亦不敢到矣”,“从此刘河顿成绝地,居民逃散,房屋倾颓,零落之象不堪再问”。58 所有的矛盾似乎都聚焦于大闸之上,“置闸去闸之议,聚讼纷纭”。59

道光十三年(1833),江南又遇大水,因涝成灾。次年,江苏巡抚林则徐与两江总督陶澍主持开浚刘河、白茆河,以工代赈。作为善后措施,林则徐在刘河闸以东白家厂之地,“再建滚水石坝一道,以堵浑潮”。60 新闸设涵洞五,“潮大时将洞闭塞,不使浑水漫入,遇内河水大即全行开放,俾即宣泄入海”。61 六月二十八日,乘林则徐至刘河镇查看新闸之机,耆民金端表呈上自撰《刘河镇纪略》一书,大获褒赏。然而林则徐乘船返苏时,甫行至离闸半里之地即令停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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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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