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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文山 王丽君 赵立敏:习近平普遍安全观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更新时间:2020-12-17 22:13:30
作者: 贾文山   王丽君   赵立敏  

   内容摘要:习近平安全思想体系,从中国总体国家安全出发,放眼亚洲共同安全,力图共建全球普遍安全。这一普遍安全观是人类历史上安全思想的一大创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本保障与价值基础。它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革命与建设文化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晶。习近平的普遍安全观是对零和安全观的否定和和超越,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人类开拓未来的和平与繁荣之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安全观;国家安全观;零和安全观

   作者简介:贾文山,传播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 (北京10872),美国查普曼大学终身教授;王丽君,军事学博士,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讲师 (北京10091);赵立敏,文学博士,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湖南衡阳42102)。

   习近平把本国安全与世界各国安全联系起来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种新时代的普遍安全观。它对于推进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一、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发展脉络

  

   安全即平安,意思是不被打扰, 避免被骚扰、威胁或伤害, 同时也含有全面、完整无缺的意思,这两层意思是安全最基本的含义,是一个保守、保底和维护现状的概念。在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程中,习近平创造了从中国总体国家安全出发、放眼亚洲共同安全、共建全球普遍安全的安全思想体系。

   2011年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增进人类共同利益。2013 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突破双边关系范畴,“向世界讲述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方针政策。2014年5月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2015年习近平分别在博鳌亚洲论坛与联合国总部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倡议。2016年习近平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上呼吁20国集团成员立即采取行动,各国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方案,强调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形成系统丰富的安全观。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序言中强调“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强调“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摒弃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 实现普遍安全”。2018年10月, 在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致贺信指出:“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同心协力,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的总体安全观有着纵深和宽广的内涵与外延,既重视基于国家利益的自身安全、内部安全,又站在全球高度强调共赢、互利的国际安全、外部安全和共同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突破了国家安全,而且还超越了本国安全, 把本国安全与他国安全及整个人类的安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习近平普遍安全观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安全,即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安全,全球每一个国家或区域都拥有参与安全事务的权利和维护地区安全的义务和责任;二是综合安全,即通盘考量安全问题的历史沿革与现实状况,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协调推进全球传统领域与非传统领域安全;三是合作安全,即着眼各国或区域共同安全利益,通过共赢合作与平等对话,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四是可持续安全, 即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 聚焦发展主题,夯实安全根基,共建世界永续安全。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最高目标

   从性质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因命运与共、休戚相关而形成的具有高度政治共识、追求互利共赢的稳定关系。它要求成员国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实现互利、共赢。从功能上说,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共同的价值导向和实践目标,有助于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它们在面临共同的风险与挑战时,能够相互支持、相互协助。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外交指导思想,也是普遍安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作为指导思想,它有助于提升中国与他国的合作水平,有利于实现国家总体安全。作为目标,命运共同体与长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命运共同体建设也会高度肯定、契合和提升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顶层设计凝聚地区共识,又要在对外交往中以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实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添砖加瓦。

   (二)普遍安全观强调多种行为体的共同安全

   与民族国家安全不同,普遍安全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安全的多种行为体主导的安全,关系到全人类的安全。普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而国家安全则是普遍安全的基石。

   国家安全既包括国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内部安全;在全球化下,这些安全要素又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行为紧密相连。普遍安全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安全,这种安全观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安全,它兼顾不同主体的安全诉求的融合,包括个体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融合、群体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融合、全球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融合。

   普遍安全还是一种整合性的安全。在要素上它包括多种安全要素的整合,涵盖了国家安全与共同安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融合;在对象上,普遍安全要求通过协商谈判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整合不同群体和组织的安全诉求,通过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平衡机制,使得各个群体组织具有合理表达安全诉求的权利和畅通表达安全利益的渠道。

   全球安全不同于区域安全。区域性组织在加强自身安全的同时,可能也造成了对其他区域或其他组织的威胁,从而产生了区域间或组织间的不安全。全球安全也不同于国际安全。传统的国际安全是一种均衡态势,是冲突双方相互制衡的一种状态,属于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安全。然而,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核武器微型化后的核扩散、公海和极地资源被污染以及损耗性开发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带来的风险不可能只由一国承担,也不可能只靠一国就能解决,世界各国必须协调行动,通力合作。能否超越国际安全的藩篱和国家或地区利益的局限性,成为各国能否实现合作共赢的关键。普遍安全观的提出,立足于全球安全,适应了时代的需求,有助于解决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三)普遍安全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保驾护航

   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包含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沟通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其中,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责任共同体意味着要求人类面对安全的威胁具有共同的担当;沟通共同体是构建共识的过程;安全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设施或筋骨,同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维护保驾护航。

   习近平普遍安全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了平等、互信的安全基础。平等相待是维护良性国际关系的前提,政治互信是衡量国际关系状况的重要标尺。2012年7月,习近平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世界和平论坛上就指出:“各国只有相互信任而不是相互猜疑, 相互尊重而不是相互对抗, 才能超越分歧、化解矛盾、管控危机,才能相互理解、求同化异、和睦相处。”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打击世界恐怖主义回潮、防止核扩散、防控流行疾病等安全问题,仅靠一两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全球安全治理的整体性要求世界各国真诚合作,通过协商对话建立利益攸关的人类安全共同体。2015年, 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从国家命运共同体到区域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多次深入阐释了共同体发展、同舟共济的新安全理念。只有把建设人类普遍安全共同体作为安全建设的最高目标,才能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在合作、共赢、共享、共建的道路上。

  

   二、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思想来源

  

   普遍安全观的提出,是对我国传统安全战略文化的传承,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发展和升华,最终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充实和完善。

   (一)普遍安全观形成的文化渊源:我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

   古代中国一直存在一个与“世界” 近乎同义的用语,即“天下”。在中国古人看来,“中国” 与周边部族或“国家” 之间是一种“天下” 共处的文化关系。从华夏中央王朝与周边部族的相互关系看,前者基本上遵循一种“恩威并行” 和以“恩” 为主的模式,而后者则基本上沿袭一条接受、学习中华文明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道路。总体而言,古代中国的政治家在战与和的抉择上倾向于和:在不得不战的时候,采取的是以战促和;在实现了和以后,则特别强调“恩” 与“德” 的教化和影响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民族融合。这也体现了我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

   按照我国古代的治理观念,“中国” 与周边“国家” 的关系以“礼” 为纽带,被称为朝贡体系。作为一种等级秩序,朝贡体系具有四个特点:第一,这种体制的形成主要是为了建立一种和睦的周边关系。在多数情况下,中央王朝重视以朝贡为体现的“礼”, 而不在于对领土的占有和对周边邦国的直接统治。第二,这种制度的形成主要依靠高度发达的“软力量”, 包括经济利益的吸引、政治制度的示范和伦理文化的影响。第三,古代中央王朝对于周边的朝贡国,除了较少的出兵情况之外,基本上持不干涉立场。第四,这种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厚往薄来” 的贸易关系。

   总之,追求周边和睦,强调和谐理念,在多数情况下不干涉周边国家内政,是我国古代安全战略思想的精华,仍然具有较高的当代价值。

   (二)普遍安全观形成的政治渊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国家安全问题, 在实践中形成不同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这些安全战略思想既具有优先维系政权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坚持独立自主和睦邻友好等方面的共性,也有在不同条件下对安全的不同解读和应对的特殊性。了解这些战略思想的演进,有助于认识习近平普遍安全观所具有的创新性。

改革开放之前,受美苏冷战的时代背景影响,我国长期面临较为严峻的外部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将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确保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首要任务,充分利用当时国际格局的特点和主要矛盾,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改善国家安全环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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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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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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